一天,他正在集貿市場門口飄蕩,看見有個西裝革履、手握話筒、身背相機的年輕人正站在對麵不遠處,後麵老遠還有一個人肩上扛著個黑乎乎的東西朝這邊左右擺動著。野人很感興趣地湊過去看個熱鬧,卻不料,那個拿話筒的人就衝著野人笑了笑,然後很有禮貌地問道:

    “同誌,聽說你們礦裏正在開展”五個一工程“,你知不知道?”

    “曉得!”野人拍了拍腦袋,隨口就蹦出這兩個字。

    “能不能具體介紹一下?”拿話筒的人來了興趣,進一步要求道。

    “這……”野人一怔,沒想到人家還這麽認真,一時沒有譜了,可他腦袋一搖晃,又摸摸後腦勺,眨巴眨巴眼睛,就信口開河地說起來了:“一條柏油路、一棵梧桐樹、一座大禮堂、一個菜市場,嗯……還有一個茶爐房。”拿話筒的人皺起了眉頭,旁邊有幾個人笑得前仰後翻。

    “笑個屁!”他吼了一句。照他的意思,所謂“工程”,必是與鋼筋水泥、木頭瓦片這類東西相關,難道這還有錯?

    也許野人沒有錯,錯的隻是那些書呆子們,你用“活動”這個詞兒,不就得了,還非得用個文縐縐的詞兒,整個什麽“工程”, 存心叫人搞不懂。

    因為這事,野人讓綜合廠的娘子軍們取笑了一向時,還給新起了個帶有女性色彩的綽號,喚作:“五姨”。有一向時,這些娘子軍們看見了野人,竟然還當麵打著招唿:“啊,五姨來了!”鑒於是些“女的”又不便發作,隻得裝作無所謂的樣子,正所謂:“好男不跟女鬥”嘛。後來,時間一長,他也就釋然了,這好比文人的兩個筆名,如果說前一個具有陽剛之氣,那這一個就具有了陰柔之美,一陽一陰,可謂剛柔相濟。不過,“五姨”終究沒有“野人”的名氣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買完了的讓一讓,沒有買的趕快來買!”車上的“胖子”使勁地吆喝道。

    野人收迴思緒轉過身子,尋思著如何下手,卻老是夠不著……突然,他想起了用磚頭墊腳,於是弓腰向下尋找著磚頭。

    因為這集貿市場大門外還是泥巴地,隻是在上麵鋪了一層煤渣,每到下雨時,人來人往的腳步都將地麵踩得稀泥亂漿,有人就找來磚頭東丟一塊、西丟一塊,便於行走,久而久之,這些磚頭就越聚越多。這倒讓野人派上了用場,不一會兒,他就用磚頭碼了約四十來公分高的墩子。野人站在上麵,就像一個踩著高蹺的雜技演員,比周圍的人高出了很大一截。

    他一手扶著汽車廂板,一手伸向一箱葡萄。他的中指和無名指已經觸到箱子外麵白色的包裝帶,隻要再將手指伸進帶子裏麵去,就可以把一箱葡萄提起來。

    這時,車上車下一片繁忙,一筆筆交易在大唿小叫中完成,誰也沒有注意他。他感到就要成功了,臉上露出一絲絲難以抑製的喜悅。

    他想,他近幾年來搞什麽都能成功,沒有辦不到,隻有想不到,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敢搞”。文革時有一句流行的豪言壯語,說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與野人所說的“敢搞”,在強調精神作用方麵,有異曲同工之妙。說起“敢搞”,昨晚打了一通宵麻將竟然贏了一萬多塊錢,他想起來就覺得好笑:

    “桌上那個老滑頭可輸慘了。有一盤,我的清一色都聽了好半天,他競渾然不知,卻還像個二逑,竟敢衝出一個五筒,咯老子底,我把牌一揎,和了!他驚了一身冷汗,僅那一盤,我就贏了一千多塊呢……一夜下地,他們三家都輸得臉色都變青了。”

    野人說得老滑頭是江蘇來的一個包工頭,就住在礦區附近。他領著二十來號人在礦區搞基建維修,幹了十多年了,又是個頭頭,自然有些積蓄,手頭有了些錢,就喜歡玩大碼子,據說有刺激。野人因為也喜歡玩大碼子,就與包工頭有了些來往,算得上是一個麻友。包工頭在市裏還有兩個老鄉,都是生意人,也喜歡玩大碼子,都說這地方僻靜,公安局抓賭大隊也是鞭長莫及,於是常聚到這裏豪賭。生意人嘛,荷包裏有了錢就喜歡尋求刺激,贏了自然高興,輸了也不怕,可以再去掙來。包工頭常常把野人叫去湊角,玩個通宵。

    他們玩大碼子一個屁和就是一百塊,礦區的人們都是靠工資吃飯,哪有這個膽量?但野人卻是膽子大。野人常說:“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野人雖然鬥大的字認不了幾個,卻將精神對於物質的反作用,理解得如此“深透”,不要說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就是哲學家們恐怕都要汗顏無地。

    哎,你還別說,野人玩大麻將還真是贏多輸少。但有人卻說,野人會做牌……雲雲。野人究竟會不會做牌,那是無法考證的事情,但他“膽子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野人雖說一夜未眠,但精神卻是出奇得好,因為他贏了。他自己帶了五千元的本錢,加上贏的至少也有一萬六千塊錢,都統在西服左邊內荷包裏。他就揣著這些錢,儼然一個大款,神氣十足地走在礦區的馬路上。他哼起歌來:千年等一迴——等一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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