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實驗室”vs.愛情大數據
當然，用博弈論去定義信任是一碼事，要用數學公式去實際計算任何一段關係的牢固程度又是另一碼事了。我能夠進行下去，還得感謝“愛情實驗室”的大數據存儲，那裏有關於伴侶互動的成捆的記錄和資料。我的5個早期研究也被納入了現在的研究。所有這些資料涉及來自不同年齡、人種、社會經濟環境的伴侶們。其中一項針對新婚夫婦的研究從他們結婚最初幾個月開始，進行了長達6年的跟蹤記錄。我的老同事羅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勞拉·卡斯滕森ura carstensen）和我也對160對伴侶進行了20年的跟蹤研究，從他們十四五歲開始。在第3項研究中，我分析了100對伴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他們年齡各不相同，對關係的滿意度也各不相同。另一項實驗中，我研究了低收入伴侶是怎樣作決策的。在第5項研究中，我在實驗室裏對100對伴侶做了結構化幹預。我接下來的研究都是和上述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們共同進行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將他們在實驗室中的行為和他們戀情的結果作比對。
在所有這些實驗中，我記錄下了參與者們在討論一個衝突事件時的言語和肢體語言。這讓我了解他們在不同意彼此觀點時是如何表現的。多虧有了迴放轉盤，我能夠記錄下伴侶對彼此行為反應的數據（見圖1—1）。這種儀器有點類似新聞直播總統大選辯論時使用的那種，它可以讓現場的選民們做出及時的反饋。盡管這種儀器對於一項複雜實驗來說看似過於簡單，但是研究證明，它在測量人們的態度時還是很精準的。
在測量信任的過程中，迴放轉盤（video recall dial）非常關鍵，它就像一個小“信任測量儀”。比如，我錄下了約翰向瑪麗承諾（終於！）自己洗車的視頻。我不能就此假設他的承諾會提高瑪麗對他的信任度。也許她根本就不相信他。也許她把這個承諾當作他投下的一大摞空頭支票中最新的一張。我不可能中途停止實驗，在瑪麗臉上粘個小麥克風，問她結果會怎樣，所以我隻能使用迴放的方法。
圖1-1 迴放轉盤：我的“信任測量儀”
視頻剛錄好，每個參與者就會分頭觀看，一邊觀看一邊扭動迴放轉盤以給出積極或消極的反饋。檢查過這些信息後，我才可以說：“當約翰答應洗車時，瑪麗很高興。”因為在看到這裏時，她給出了“極端積極”的反饋。
婚戀關係研究的一個挑戰就是，在一場談話過程中，被試者的情緒可能會在我們所認為的積極和消極之間來迴變化，呈現幾個階段。即使那些最快樂的伴侶也會有看似不那麽默契的時候——一個人傷心，而在另一個人的反饋中卻沒有體現出傷心。同樣，有些關係不太好的伴侶仍然可能有相互同情和支持的時候。為了創建一種通用的信任量表，我在研究中必須去掉這些噪音，並且挑出那些在彼此信任的關係和危機四伏的關係中都常見的互動方式，並指出這些互動方式的類型和頻率。這些信息對於那些尋求幫助、試圖挽救自己婚戀關係的人們來說作用十分巨大。所以，為了方便管理這些數據，我把所有這些數據歸類進3個盒子：糟糕的盒子、中性的盒子和美好的盒子。糟糕的盒子裏裝著所有消極行為，包括發火、指責、打架、威脅、防衛、悲傷、失望、恐懼、緊張、哀怨、惡心、消極抵製和輕視。相反，美好的盒子裏裝著積極的情緒和行為，比如興趣、消遣、幽默、大笑、激動、愉悅、認同和同情。剩下那些既不積極也不消極的，我把它們放進中性的盒子裏。
如果我讓這些伴侶知道我是如何處置他們這些行為的，他們可能會不讚同我的決定。但他們的想法不會左右我，因為我在將他們的言語和肢體語言分類時采用的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觀察編碼係統”（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這個“規則手冊”是心理學研究標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反複驗證過無數次。皺眉或嘴角向下常常被編碼為“消極”，一個“由衷的”笑容被編碼為“積極”，諸如此類。一旦我開始這樣描述伴侶之間的衝突，我就可以將他們的關係狀態可視化。圖1—2中，照片下麵的坐標圖描述的是一對不開心的伴侶持續15分鍾的爭吵。就像你從圖中上上下下的數據中看到的那樣，他們針對對方的情緒起伏很大。我們都知道，人們在吵架時情緒是瞬息萬變的，但從總體上說，這對伴侶的趨勢是越來越消極的。
圖1-2 伴侶計分表
開發“信任標尺”的最後一步是讓參與者們拿著迴放轉盤觀看他們的視頻。通過打分，我可以知道他們伴侶的幸福度會如何影響他們自己的收益。
當然，用博弈論去定義信任是一碼事，要用數學公式去實際計算任何一段關係的牢固程度又是另一碼事了。我能夠進行下去，還得感謝“愛情實驗室”的大數據存儲，那裏有關於伴侶互動的成捆的記錄和資料。我的5個早期研究也被納入了現在的研究。所有這些資料涉及來自不同年齡、人種、社會經濟環境的伴侶們。其中一項針對新婚夫婦的研究從他們結婚最初幾個月開始，進行了長達6年的跟蹤記錄。我的老同事羅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勞拉·卡斯滕森ura carstensen）和我也對160對伴侶進行了20年的跟蹤研究，從他們十四五歲開始。在第3項研究中，我分析了100對伴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他們年齡各不相同，對關係的滿意度也各不相同。另一項實驗中，我研究了低收入伴侶是怎樣作決策的。在第5項研究中，我在實驗室裏對100對伴侶做了結構化幹預。我接下來的研究都是和上述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們共同進行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將他們在實驗室中的行為和他們戀情的結果作比對。
在所有這些實驗中，我記錄下了參與者們在討論一個衝突事件時的言語和肢體語言。這讓我了解他們在不同意彼此觀點時是如何表現的。多虧有了迴放轉盤，我能夠記錄下伴侶對彼此行為反應的數據（見圖1—1）。這種儀器有點類似新聞直播總統大選辯論時使用的那種，它可以讓現場的選民們做出及時的反饋。盡管這種儀器對於一項複雜實驗來說看似過於簡單，但是研究證明，它在測量人們的態度時還是很精準的。
在測量信任的過程中，迴放轉盤（video recall dial）非常關鍵，它就像一個小“信任測量儀”。比如，我錄下了約翰向瑪麗承諾（終於！）自己洗車的視頻。我不能就此假設他的承諾會提高瑪麗對他的信任度。也許她根本就不相信他。也許她把這個承諾當作他投下的一大摞空頭支票中最新的一張。我不可能中途停止實驗，在瑪麗臉上粘個小麥克風，問她結果會怎樣，所以我隻能使用迴放的方法。
圖1-1 迴放轉盤：我的“信任測量儀”
視頻剛錄好，每個參與者就會分頭觀看，一邊觀看一邊扭動迴放轉盤以給出積極或消極的反饋。檢查過這些信息後，我才可以說：“當約翰答應洗車時，瑪麗很高興。”因為在看到這裏時，她給出了“極端積極”的反饋。
婚戀關係研究的一個挑戰就是，在一場談話過程中，被試者的情緒可能會在我們所認為的積極和消極之間來迴變化，呈現幾個階段。即使那些最快樂的伴侶也會有看似不那麽默契的時候——一個人傷心，而在另一個人的反饋中卻沒有體現出傷心。同樣，有些關係不太好的伴侶仍然可能有相互同情和支持的時候。為了創建一種通用的信任量表，我在研究中必須去掉這些噪音，並且挑出那些在彼此信任的關係和危機四伏的關係中都常見的互動方式，並指出這些互動方式的類型和頻率。這些信息對於那些尋求幫助、試圖挽救自己婚戀關係的人們來說作用十分巨大。所以，為了方便管理這些數據，我把所有這些數據歸類進3個盒子：糟糕的盒子、中性的盒子和美好的盒子。糟糕的盒子裏裝著所有消極行為，包括發火、指責、打架、威脅、防衛、悲傷、失望、恐懼、緊張、哀怨、惡心、消極抵製和輕視。相反，美好的盒子裏裝著積極的情緒和行為，比如興趣、消遣、幽默、大笑、激動、愉悅、認同和同情。剩下那些既不積極也不消極的，我把它們放進中性的盒子裏。
如果我讓這些伴侶知道我是如何處置他們這些行為的，他們可能會不讚同我的決定。但他們的想法不會左右我，因為我在將他們的言語和肢體語言分類時采用的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觀察編碼係統”（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這個“規則手冊”是心理學研究標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反複驗證過無數次。皺眉或嘴角向下常常被編碼為“消極”，一個“由衷的”笑容被編碼為“積極”，諸如此類。一旦我開始這樣描述伴侶之間的衝突，我就可以將他們的關係狀態可視化。圖1—2中，照片下麵的坐標圖描述的是一對不開心的伴侶持續15分鍾的爭吵。就像你從圖中上上下下的數據中看到的那樣，他們針對對方的情緒起伏很大。我們都知道，人們在吵架時情緒是瞬息萬變的，但從總體上說，這對伴侶的趨勢是越來越消極的。
圖1-2 伴侶計分表
開發“信任標尺”的最後一步是讓參與者們拿著迴放轉盤觀看他們的視頻。通過打分，我可以知道他們伴侶的幸福度會如何影響他們自己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