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誰來授意我
問：你說你是一個作家，不是反腐專家。為什麽這次要發聲？
二月河：今年的情況很偶然。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頭天晚上通知我，王岐山要來這個團參加討論，讓我準備發言。既然他來，我不說反腐說什麽？我眼睛不好，也沒有準備講稿。第二天會上，我排在六七個發言人後麵。每人規定十分鍾的發言時間，結果前麵的人都超時了，我心想可能輪不上我了，總算饒了我。可河南省省委書記說，下麵，別的同誌都不用發言，就請二月河說說。我就談了關於反腐的一席話：一是反腐不能迷信殺人，對腐敗分子不主張多殺；第二，高薪養廉不可取，建議從機製上解決問題。宋代官員的工資是漢代官員的六倍，是清代官員的十倍，但他們是最腐敗的。中紀委也想順著這個思路，在我發言的基礎上延伸，其官網開通《聆聽大家》欄目采訪我。這件事不存在誰來授意我。
問：你在采訪中說，現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這話引起了很多關注。
二月河：一是最高層對反腐的關注與支持，過去沒有；二是民眾廣泛而深入的參與，這樣的普及是過去沒有的；三是腐敗官員的恐慌，也是過去不曾有過的。有人反駁我說，為反腐，武則天曾大批殺人，朱元璋殘忍剝皮，那才叫“力度”。那不叫力度。真正的力度是從上至下地決心反腐，這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難找。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曆史學家站出來說，中國曆史上哪一時代，反腐力度要比我們現在大。
問：但可能曆史學家是因為目前的氛圍，有疑問而不願跳出來反問的。
二月河：我再說一遍，我不是反腐專家，也不是曆史學家。我隻是粗懂一點曆史，很皮毛地了解一點中國通史。我比不過任何一個專職曆史學家。但什麽樣的人物可以稱作曆史學家，我心頭有數。《二十四史》就在那裏擺著，如果懶得去讀，也可以讀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我們可以說反腐在任何時代都有。對腐敗官員的痛恨度，朱元璋表現極端，武則天與雍正也是如此。但從反腐這個角度上講，除了當時的禦史，以及幾個重要的官員參與之外，基本沒涉及人民。
前幾年，民眾已不議論反腐了，覺得議論沒用，認為隔一段時間，拿出一兩個官員，說是反腐，隻是做做樣子。但現在明顯不同。老百姓連在飯桌上都在議論誰誰落網。除了民眾的關注，還有對中央執行措施的讚同，可以說都是曆史上見不到的。
問：可也有人質疑，今天的腐敗頑固程度可能也是《二十四史》裏難找的？
二月河：這也是我說的話。我說過，今天的反腐程度在中國曆史上是沒有的，而腐敗分子的頑固程度也是中國曆史上沒有的。
問：你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把權力關在籠子裏，關鍵鑰匙放在誰手裏？”
二月河：鑰匙放在民眾手中。但我也直接答複你，現在采用西方民選的辦法不行。如果現在執行，選出來的會是：第一有錢人，可以買到選票；第二黑社會，用惡勢力壓迫他人；第三宗族勢力，比如在一個村裏土地多的，或是哪些地方強於他人的人。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可能會有一些社會賢達、知名人士能人選，而在其他地區，可以說會有非常不好的結果。
問：如果“鑰匙”不在媒體輿論監督手裏，如何讓民眾獲取相關信息，執行監督？
二月河：所以我們現在要從機製上想辦法。根據我們現在的情況，發揮人民代表作用，發揮黨代表的作用，發揮人民群眾和媒體的監督作用。我們能從機製上想到的辦法就這些。造鑰匙要有一個過程。
腐敗是雜交出來的
問：你曾比較過武則天、朱元璋、雍正三位帝王采取的不同策略。那麽，曆史上還有什麽典故章法可引用到今天？
二月河：自秦始皇以來，曆史上設立的彈劾製度，就是對在職官員的一種監督與製約。這一製度有好有不好。它使貪腐官員如同坐在火山上，不知道何時會噴發，而且它的存在，也激勵了魏征、包拯、海瑞等一批勇士。彈劾製度允許官員對朝政作評議，對其他官員得失作衡量。可以將它改造一下，作為我們今天反腐的一種手段。這件事，中央也在想辦法。至於說有沒有我提出的這個辦法，那是中央的事。
在這裏，我認為我們應該通過人民的監督、共產黨員的監督，共同將反腐倡廉工作做好。體製機製健全，對腐敗會有遏止作用。比如輿論監督、民眾監督、專門立法機構的監督。這樣，官員腐敗的時候就有所忌憚。但我的意思不是說體製無用。事實上，什麽體製都會有腐敗。腐敗本身就是反社會反人類的。
問：你也當過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參加過多次政治活動。有沒有向上反映，相應展開“彈劾製度”？
二月河：現在沒有形成監督的氛圍，沒讓更多雙“眼睛”盯住官員的貪腐，別人再說也無濟於事——誰願意出這個頭？打比方，一個編輯部開會討論怎樣發展。我突然說總編，我給你提一個意見：你是不是帶著小秘出去了？你想，能不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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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這是我們的一個缺失。過去有彈劾機構，如監察禦史，專門監督官員有無貪汙。若有貪汙而不檢舉，他就有罪。我沒說要照搬曆史，但應該汲取這方麵的一些經驗。今天無論人大代表還是黨代表，社會擁有這麽龐大的群體，這麽複雜的社會層麵，沒有這方麵的製度引導，怎麽對政府行使監督職能？沒有專門的製約製度，是不行的。
問：你還提出，衡量官員的價值和收入，不能隻用金錢與官位。可以將其家庭榮譽與社會尊崇也算進收入中。在以前的反腐中，難道從沒想到過？
二月河：是算進主要收入中。如果做官是為了錢，本身就存在偏離。如果做官是為個人尊嚴，為光宗耀祖，這就有偏悟。但這一“偏悟”不至於讓人淪為貪官。比如你是軍長，下麵師長給你敬禮，那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力嗎？是你父母給予你的嗎？那是你的官位帶來的權力，所以應該納入你的收入。再比如過去宣揚包拯、海瑞，說他們不貪錢是真的，但說他們不要命，我不相信。他們所追求的是個人尊榮，是在曆史上留名。就像文天祥堅貞不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就是他們的“收入”。不是說它沒有意義。所以我們在衡量一個官員的時候，根本不能考慮他存了多少錢，存的錢越多越成問題。而是要衡量他給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有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也有很多官員做了很多事情以後，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同樣，一旦得到了應有的地位與尊榮，這本身就是官員的收入。這一措施不是以前沒有想到，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但商品經濟過來以後，我們在這方麵陣地失守。
問：民與官的素質是相對的？
二月河：現在整個國民素質在下降。在我看來，下滑的一層原因是，改革開放、商品大潮進來以後，我們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沒有預防措施，沒有有效及時地對湧進的一些思潮進行剖析，更不要說反擊。
國民素質與文憑高低不是一迴事。不是文憑高了文化就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把戰俘送往毒氣室時，他們在門口奏樂，這樣的文化令人不寒而栗，可這也是有文憑的人幹出的事。
我們強調文憑，但我們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都出現了嚴重失誤，就導致了整個國民素質下降。腐敗——從高官顯貴到老百姓，一直到幼兒園小朋友。小孩子見了老師就講，阿姨，我爸是煤電公司的，你缺煤了給我說一聲。這不是腐敗嗎？小學生為享受特權，可以免交作業，可以依仗老師權勢欺壓差生、競選班幹部，這不是腐敗嗎？成克傑執行死刑前，跟看守自己的人一一握手，感謝他們的付出。那不成跟江姐、李玉和上刑場從容就義一樣？這樣的人給我們做出什麽榜樣？沒有一點羞恥感了。大家為了金錢、為了名譽、為了地位，什麽事情都能做出來。下級殺上級、婦產科醫生賣孩子等等，過去不能設想的事情到今天都發生了，我們整個國民素質都在下降。
我給官員上課時曾講，好好過日子。你不要說，什麽資產階級影響了你，什麽拜金主義影響了你。你如果不在外麵折騰女人，不拿別人的錢，好好過日子，檢察院追究你幹什麽？還有我們的家長從小教育孩子，你長大後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把日子過好，不要占別人便宜，不要欺負人。如果有這樣的家庭教育，比高談理想要有用。
問：你曾說中國文化中有很致命落後的東西。它與今天的腐敗、國民素質下滑有什麽聯係？
二月河：中國文化中落後的東西，我們根本沒有作分析。難道孔孟之道要一股腦地接受嗎？像“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等，能這樣講嗎？這種對婦女的歧視，對權力無原則的崇拜、渴望、追求，還有商業的缺失，現代科技的缺失，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思路，都是我們文化中要不得的東西。現在一股腦地在說國學要怎麽樣怎麽樣，好像國學是一迴事，西學又是一迴事。實際上，西學裏有好東西，我們要拿來。不好的東西要拋棄。
我在給中央領導匯報時說，我們的文化麵對著空前的機遇。第一是政治上，沒有思想罪人，沒有文字獄。這給文化發展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第二是現代科技的普及，專業創作的壟斷權也隨之改變。比如以前我們送稿到出版社，出版社經過初審、二審、三審，還要交到宣傳部。現在程序還是那些程序，可電腦手機已經普及了。晚上起來撒尿，突然想起一個段子，躺在被窩裏群發就發表了，有無稿費是另外一個概念。第三是群眾性的文體活動蓬勃發展。比如廣場舞——大量人群每天自覺自發、無政府組織的這種活動，也是過去曆史上沒有的，這給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第四是文化雜交。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以後，產生強大的文化雜交優勢，出現世界集成的文化興起。現在除了我們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外，雜交優勢仍然存在，又加上西方文化的介入，必將產生新的文化雜交優勢。但單純這樣說有拍馬屁之嫌，我們仍麵對著空前的困難。西方文化對我們不僅僅是介入，可以說入侵了我們的文化。我們在競爭麵前，顯得非常軟弱。所以文化雜交不單純出優勢，也會出劣勢。甚至現在，官員的貪汙腐敗，都是雜交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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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雜交出來的？
二月河：西方形成自己一套理念時，相對要比我們成熟。我們現在拋棄了自己的東西，把人家不成熟的東西，或者說不好的東西拿過來了。比如說“金本位”。我們本來就有對“官本位”的崇拜，加上“金本位”的衝擊，“官本位”加上“金本位”是什麽東西？不就是腐敗？這就是西方的惡劣文化和東方的惡劣文化混在一起產生的惡劣雜交品種。
所以，我們對國學、西學都要進行分析，解剖。這事需要有專家學者來做。需要有人給他們發工資，需要有這樣權威的機構建立起中國人的現代聖賢集中地。沒有這樣的機構，提供不了這樣的平台，單憑個人努力、幾個人在那裏叫囂，出來一個二月河之流的人嚷嚷著叫人“好好過日子”，能把這項工作做好麽？他們聽麽？這個事業需要國家民族、我們的家庭學校共同關注。
把思考通過曆史寫作展現
問：你對西方的民主與憲政，乃至於西方的寫作有過研究麽？
二月河：我真的都沒有研究。自從開始寫作以後，除了偶爾翻翻《紅樓夢》，我基本不讀任何文學作品，更多是閱讀清史資料與清人筆記。像莫言、三毛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新潮作品，我都沒讀過。不是我自大，我害怕讀過人家的作品以後，會在我的作品裏不自覺受到影響。我不說是抄襲，至少有模仿之嫌。我要盡可能造成“落霞係列”是二月河寫的。寫完以後，我視力又不行，更無力閱讀當代小說。但我不小看任何人，我也有我的自尊。我在自尊前提下，也尊重別人的創作。
問：寫作“落霞係列”前後，還有哪些思考？
二月河：“落霞係列”總體來講是寫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輝煌，像晚霞一樣絢麗。接著太陽落山了，黑暗來臨了。所以當初寫完之後，我想再寫“隕雨係列”。“隕雨”是什麽意思？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東西方文明碰撞，我們的文明失敗了，碰得粉碎，猶如“隕雨”一般地壯觀墜落。這一係列裏包括太平天國、香港淪陷、熱河政變、曾國藩的崛起，還涉及義和團等等，寫作規模將比以往大一倍。但寫《乾隆皇帝》還剩十萬字時，我中風了。我暗說可能是自己野心太大，請允許將這十萬字寫完，我就放棄掉。後來我又寫了一部七八萬字的《爝火五羊城》，實際上是“隕雨係列”的序。
我認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應該對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負曆史責任。我曾給四十三位來南陽的中科院院士做演講。我說諸位先生，我知道你們在所屬的領域裏都是太陽，學生仰望你們時，就像葵花向著太陽。可你們當中有沒有這樣的人？他是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醫學家、物理學家、農學家，還精通七門外語。我說沒有。然而，康熙帝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和俄國彼得大帝屬同一時期。在個人素質、執政能力、執政經驗，以及對國家治理的情況等各方麵，他都比彼得大帝強。但他在晚年，沒有像彼得那樣將工業革命的興起引入中國。他實行了海禁。而開了海禁以後的貿易情況如何呢？輸出的是中國絲綢、瓷器、茶葉、藥材、染料，運進來的是一船船的銀子。這樣的貿易順差，現在哪裏找去？海禁開了二十年，突然停止了。如果不停，隨著商貿來往，工業革命興起進入，中國又會是什麽樣？所以，我說康熙是“中國的潘多拉”，將希望光明扣在盒子裏，飛出了戰爭、饑餓、瘟疫。如果當時他思路再開闊一點，不受周邊一些小人的蠱惑，害怕明王朝複辟，突然禁了海，不致使中國與資本主義道路擦肩而過。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上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光靠個人努力不行。但從個人因素上講，英雄也能創造曆史。如果他能將好的個人品質全部注入工作當中，可能對中國產生巨大的曆史推動作用。像他在晚年執政時，一心想當千古完人。要富貴高壽，要建功立業，要留給子孫一個花團錦簇的江山，不願意在曆史上落下一個苛刻名聲。因為反腐倡廉要整人，他不願這樣做。可追求完美的曆史形象一旦做過了，就會出現失誤：貪汙橫行、朋黨交錯、社會土地兼並加速，還有一些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冒出。這也可以說是康熙一生當中令人遺憾的東西。從他之後，清王朝逐步走向反動。雖在雍正時期進行整頓，也隻是在固有的政治格局下做了一些改良。
問：你曾對朋友說過，你像《康熙大帝》中的“伍次友”。這位“帝師”的塑造，是否也代表個人的理想與抱負？
二月河：我沒有做誰的老師的這種想法，我隻願意當別人的朋友。在書中，伍次友也是康熙的朋友。我喜歡他，是他擁有的人格力量，他並不是因為當“帝師”而受人尊敬。伍次友作為一個傳統文人，他的學術、理念不會超出孔孟之道。他對於康熙更多的是進行理論指導，宏觀上把控戰略。
我更多地是將自己讀到的曆史知識、文學知識，還有對哲學的思考，通過表述康熙、雍正和乾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曆史來展現給讀者。我感到，我所表現的要比《紅樓夢》全麵，書中除了寫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還有軍事——《紅樓夢》裏起碼沒有涉獵軍事。而我在書裏，經濟運輸、戰略戰術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讀者從我的書中能夠讀到這些，對自己有所啟發，或對自己有一些用處，這就足夠了。這不就是朋友嗎？
我想，文學的功能不光是歌頌與暴露。說歌頌、暴露，那是在極左時期極端形式下，宣傳的極端語言。人在極端的時候就會說出極端的語言。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真是那樣嗎？可以說，大多數人的死不會像鴻毛那樣輕，也不會像泰山那麽重。更多的是像河裏的鵝卵石。我們分析文學功能時，除了歌頌暴露，還有娛樂，還有從互相交流與溝通裏，獲得一種快感。我對文學的這種理解在作品中有所體現。比如有些政治人物喜歡雍正，有些官員喜歡張廷玉，有些軍人喜歡魏東亭。每個人都在書裏尋找自我，尋找自己的一些思維理念，能夠跟自己溝通，這就是作品。
問：你說你是一個作家，不是反腐專家。為什麽這次要發聲？
二月河：今年的情況很偶然。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頭天晚上通知我，王岐山要來這個團參加討論，讓我準備發言。既然他來，我不說反腐說什麽？我眼睛不好，也沒有準備講稿。第二天會上，我排在六七個發言人後麵。每人規定十分鍾的發言時間，結果前麵的人都超時了，我心想可能輪不上我了，總算饒了我。可河南省省委書記說，下麵，別的同誌都不用發言，就請二月河說說。我就談了關於反腐的一席話：一是反腐不能迷信殺人，對腐敗分子不主張多殺；第二，高薪養廉不可取，建議從機製上解決問題。宋代官員的工資是漢代官員的六倍，是清代官員的十倍，但他們是最腐敗的。中紀委也想順著這個思路，在我發言的基礎上延伸，其官網開通《聆聽大家》欄目采訪我。這件事不存在誰來授意我。
問：你在采訪中說，現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這話引起了很多關注。
二月河：一是最高層對反腐的關注與支持，過去沒有；二是民眾廣泛而深入的參與，這樣的普及是過去沒有的；三是腐敗官員的恐慌，也是過去不曾有過的。有人反駁我說，為反腐，武則天曾大批殺人，朱元璋殘忍剝皮，那才叫“力度”。那不叫力度。真正的力度是從上至下地決心反腐，這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難找。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曆史學家站出來說，中國曆史上哪一時代，反腐力度要比我們現在大。
問：但可能曆史學家是因為目前的氛圍，有疑問而不願跳出來反問的。
二月河：我再說一遍，我不是反腐專家，也不是曆史學家。我隻是粗懂一點曆史，很皮毛地了解一點中國通史。我比不過任何一個專職曆史學家。但什麽樣的人物可以稱作曆史學家，我心頭有數。《二十四史》就在那裏擺著，如果懶得去讀，也可以讀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我們可以說反腐在任何時代都有。對腐敗官員的痛恨度，朱元璋表現極端，武則天與雍正也是如此。但從反腐這個角度上講，除了當時的禦史，以及幾個重要的官員參與之外，基本沒涉及人民。
前幾年，民眾已不議論反腐了，覺得議論沒用，認為隔一段時間，拿出一兩個官員，說是反腐，隻是做做樣子。但現在明顯不同。老百姓連在飯桌上都在議論誰誰落網。除了民眾的關注，還有對中央執行措施的讚同，可以說都是曆史上見不到的。
問：可也有人質疑，今天的腐敗頑固程度可能也是《二十四史》裏難找的？
二月河：這也是我說的話。我說過，今天的反腐程度在中國曆史上是沒有的，而腐敗分子的頑固程度也是中國曆史上沒有的。
問：你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把權力關在籠子裏，關鍵鑰匙放在誰手裏？”
二月河：鑰匙放在民眾手中。但我也直接答複你，現在采用西方民選的辦法不行。如果現在執行，選出來的會是：第一有錢人，可以買到選票；第二黑社會，用惡勢力壓迫他人；第三宗族勢力，比如在一個村裏土地多的，或是哪些地方強於他人的人。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可能會有一些社會賢達、知名人士能人選，而在其他地區，可以說會有非常不好的結果。
問：如果“鑰匙”不在媒體輿論監督手裏，如何讓民眾獲取相關信息，執行監督？
二月河：所以我們現在要從機製上想辦法。根據我們現在的情況，發揮人民代表作用，發揮黨代表的作用，發揮人民群眾和媒體的監督作用。我們能從機製上想到的辦法就這些。造鑰匙要有一個過程。
腐敗是雜交出來的
問：你曾比較過武則天、朱元璋、雍正三位帝王采取的不同策略。那麽，曆史上還有什麽典故章法可引用到今天？
二月河：自秦始皇以來，曆史上設立的彈劾製度，就是對在職官員的一種監督與製約。這一製度有好有不好。它使貪腐官員如同坐在火山上，不知道何時會噴發，而且它的存在，也激勵了魏征、包拯、海瑞等一批勇士。彈劾製度允許官員對朝政作評議，對其他官員得失作衡量。可以將它改造一下，作為我們今天反腐的一種手段。這件事，中央也在想辦法。至於說有沒有我提出的這個辦法，那是中央的事。
在這裏，我認為我們應該通過人民的監督、共產黨員的監督，共同將反腐倡廉工作做好。體製機製健全，對腐敗會有遏止作用。比如輿論監督、民眾監督、專門立法機構的監督。這樣，官員腐敗的時候就有所忌憚。但我的意思不是說體製無用。事實上，什麽體製都會有腐敗。腐敗本身就是反社會反人類的。
問：你也當過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參加過多次政治活動。有沒有向上反映，相應展開“彈劾製度”？
二月河：現在沒有形成監督的氛圍，沒讓更多雙“眼睛”盯住官員的貪腐，別人再說也無濟於事——誰願意出這個頭？打比方，一個編輯部開會討論怎樣發展。我突然說總編，我給你提一個意見：你是不是帶著小秘出去了？你想，能不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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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這是我們的一個缺失。過去有彈劾機構，如監察禦史，專門監督官員有無貪汙。若有貪汙而不檢舉，他就有罪。我沒說要照搬曆史，但應該汲取這方麵的一些經驗。今天無論人大代表還是黨代表，社會擁有這麽龐大的群體，這麽複雜的社會層麵，沒有這方麵的製度引導，怎麽對政府行使監督職能？沒有專門的製約製度，是不行的。
問：你還提出，衡量官員的價值和收入，不能隻用金錢與官位。可以將其家庭榮譽與社會尊崇也算進收入中。在以前的反腐中，難道從沒想到過？
二月河：是算進主要收入中。如果做官是為了錢，本身就存在偏離。如果做官是為個人尊嚴，為光宗耀祖，這就有偏悟。但這一“偏悟”不至於讓人淪為貪官。比如你是軍長，下麵師長給你敬禮，那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力嗎？是你父母給予你的嗎？那是你的官位帶來的權力，所以應該納入你的收入。再比如過去宣揚包拯、海瑞，說他們不貪錢是真的，但說他們不要命，我不相信。他們所追求的是個人尊榮，是在曆史上留名。就像文天祥堅貞不屈，“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就是他們的“收入”。不是說它沒有意義。所以我們在衡量一個官員的時候，根本不能考慮他存了多少錢，存的錢越多越成問題。而是要衡量他給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有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也有很多官員做了很多事情以後，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同樣，一旦得到了應有的地位與尊榮，這本身就是官員的收入。這一措施不是以前沒有想到，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但商品經濟過來以後，我們在這方麵陣地失守。
問：民與官的素質是相對的？
二月河：現在整個國民素質在下降。在我看來，下滑的一層原因是，改革開放、商品大潮進來以後，我們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沒有預防措施，沒有有效及時地對湧進的一些思潮進行剖析，更不要說反擊。
國民素質與文憑高低不是一迴事。不是文憑高了文化就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把戰俘送往毒氣室時，他們在門口奏樂，這樣的文化令人不寒而栗，可這也是有文憑的人幹出的事。
我們強調文憑，但我們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都出現了嚴重失誤，就導致了整個國民素質下降。腐敗——從高官顯貴到老百姓，一直到幼兒園小朋友。小孩子見了老師就講，阿姨，我爸是煤電公司的，你缺煤了給我說一聲。這不是腐敗嗎？小學生為享受特權，可以免交作業，可以依仗老師權勢欺壓差生、競選班幹部，這不是腐敗嗎？成克傑執行死刑前，跟看守自己的人一一握手，感謝他們的付出。那不成跟江姐、李玉和上刑場從容就義一樣？這樣的人給我們做出什麽榜樣？沒有一點羞恥感了。大家為了金錢、為了名譽、為了地位，什麽事情都能做出來。下級殺上級、婦產科醫生賣孩子等等，過去不能設想的事情到今天都發生了，我們整個國民素質都在下降。
我給官員上課時曾講，好好過日子。你不要說，什麽資產階級影響了你，什麽拜金主義影響了你。你如果不在外麵折騰女人，不拿別人的錢，好好過日子，檢察院追究你幹什麽？還有我們的家長從小教育孩子，你長大後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把日子過好，不要占別人便宜，不要欺負人。如果有這樣的家庭教育，比高談理想要有用。
問：你曾說中國文化中有很致命落後的東西。它與今天的腐敗、國民素質下滑有什麽聯係？
二月河：中國文化中落後的東西，我們根本沒有作分析。難道孔孟之道要一股腦地接受嗎？像“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等，能這樣講嗎？這種對婦女的歧視，對權力無原則的崇拜、渴望、追求，還有商業的缺失，現代科技的缺失，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思路，都是我們文化中要不得的東西。現在一股腦地在說國學要怎麽樣怎麽樣，好像國學是一迴事，西學又是一迴事。實際上，西學裏有好東西，我們要拿來。不好的東西要拋棄。
我在給中央領導匯報時說，我們的文化麵對著空前的機遇。第一是政治上，沒有思想罪人，沒有文字獄。這給文化發展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第二是現代科技的普及，專業創作的壟斷權也隨之改變。比如以前我們送稿到出版社，出版社經過初審、二審、三審，還要交到宣傳部。現在程序還是那些程序，可電腦手機已經普及了。晚上起來撒尿，突然想起一個段子，躺在被窩裏群發就發表了，有無稿費是另外一個概念。第三是群眾性的文體活動蓬勃發展。比如廣場舞——大量人群每天自覺自發、無政府組織的這種活動，也是過去曆史上沒有的，這給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第四是文化雜交。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以後，產生強大的文化雜交優勢，出現世界集成的文化興起。現在除了我們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外，雜交優勢仍然存在，又加上西方文化的介入，必將產生新的文化雜交優勢。但單純這樣說有拍馬屁之嫌，我們仍麵對著空前的困難。西方文化對我們不僅僅是介入，可以說入侵了我們的文化。我們在競爭麵前，顯得非常軟弱。所以文化雜交不單純出優勢，也會出劣勢。甚至現在，官員的貪汙腐敗，都是雜交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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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雜交出來的？
二月河：西方形成自己一套理念時，相對要比我們成熟。我們現在拋棄了自己的東西，把人家不成熟的東西，或者說不好的東西拿過來了。比如說“金本位”。我們本來就有對“官本位”的崇拜，加上“金本位”的衝擊，“官本位”加上“金本位”是什麽東西？不就是腐敗？這就是西方的惡劣文化和東方的惡劣文化混在一起產生的惡劣雜交品種。
所以，我們對國學、西學都要進行分析，解剖。這事需要有專家學者來做。需要有人給他們發工資，需要有這樣權威的機構建立起中國人的現代聖賢集中地。沒有這樣的機構，提供不了這樣的平台，單憑個人努力、幾個人在那裏叫囂，出來一個二月河之流的人嚷嚷著叫人“好好過日子”，能把這項工作做好麽？他們聽麽？這個事業需要國家民族、我們的家庭學校共同關注。
把思考通過曆史寫作展現
問：你對西方的民主與憲政，乃至於西方的寫作有過研究麽？
二月河：我真的都沒有研究。自從開始寫作以後，除了偶爾翻翻《紅樓夢》，我基本不讀任何文學作品，更多是閱讀清史資料與清人筆記。像莫言、三毛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新潮作品，我都沒讀過。不是我自大，我害怕讀過人家的作品以後，會在我的作品裏不自覺受到影響。我不說是抄襲，至少有模仿之嫌。我要盡可能造成“落霞係列”是二月河寫的。寫完以後，我視力又不行，更無力閱讀當代小說。但我不小看任何人，我也有我的自尊。我在自尊前提下，也尊重別人的創作。
問：寫作“落霞係列”前後，還有哪些思考？
二月河：“落霞係列”總體來講是寫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輝煌，像晚霞一樣絢麗。接著太陽落山了，黑暗來臨了。所以當初寫完之後，我想再寫“隕雨係列”。“隕雨”是什麽意思？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東西方文明碰撞，我們的文明失敗了，碰得粉碎，猶如“隕雨”一般地壯觀墜落。這一係列裏包括太平天國、香港淪陷、熱河政變、曾國藩的崛起，還涉及義和團等等，寫作規模將比以往大一倍。但寫《乾隆皇帝》還剩十萬字時，我中風了。我暗說可能是自己野心太大，請允許將這十萬字寫完，我就放棄掉。後來我又寫了一部七八萬字的《爝火五羊城》，實際上是“隕雨係列”的序。
我認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應該對中國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負曆史責任。我曾給四十三位來南陽的中科院院士做演講。我說諸位先生，我知道你們在所屬的領域裏都是太陽，學生仰望你們時，就像葵花向著太陽。可你們當中有沒有這樣的人？他是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醫學家、物理學家、農學家，還精通七門外語。我說沒有。然而，康熙帝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和俄國彼得大帝屬同一時期。在個人素質、執政能力、執政經驗，以及對國家治理的情況等各方麵，他都比彼得大帝強。但他在晚年，沒有像彼得那樣將工業革命的興起引入中國。他實行了海禁。而開了海禁以後的貿易情況如何呢？輸出的是中國絲綢、瓷器、茶葉、藥材、染料，運進來的是一船船的銀子。這樣的貿易順差，現在哪裏找去？海禁開了二十年，突然停止了。如果不停，隨著商貿來往，工業革命興起進入，中國又會是什麽樣？所以，我說康熙是“中國的潘多拉”，將希望光明扣在盒子裏，飛出了戰爭、饑餓、瘟疫。如果當時他思路再開闊一點，不受周邊一些小人的蠱惑，害怕明王朝複辟，突然禁了海，不致使中國與資本主義道路擦肩而過。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上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光靠個人努力不行。但從個人因素上講，英雄也能創造曆史。如果他能將好的個人品質全部注入工作當中，可能對中國產生巨大的曆史推動作用。像他在晚年執政時，一心想當千古完人。要富貴高壽，要建功立業，要留給子孫一個花團錦簇的江山，不願意在曆史上落下一個苛刻名聲。因為反腐倡廉要整人，他不願這樣做。可追求完美的曆史形象一旦做過了，就會出現失誤：貪汙橫行、朋黨交錯、社會土地兼並加速，還有一些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冒出。這也可以說是康熙一生當中令人遺憾的東西。從他之後，清王朝逐步走向反動。雖在雍正時期進行整頓，也隻是在固有的政治格局下做了一些改良。
問：你曾對朋友說過，你像《康熙大帝》中的“伍次友”。這位“帝師”的塑造，是否也代表個人的理想與抱負？
二月河：我沒有做誰的老師的這種想法，我隻願意當別人的朋友。在書中，伍次友也是康熙的朋友。我喜歡他，是他擁有的人格力量，他並不是因為當“帝師”而受人尊敬。伍次友作為一個傳統文人，他的學術、理念不會超出孔孟之道。他對於康熙更多的是進行理論指導，宏觀上把控戰略。
我更多地是將自己讀到的曆史知識、文學知識，還有對哲學的思考，通過表述康熙、雍正和乾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曆史來展現給讀者。我感到，我所表現的要比《紅樓夢》全麵，書中除了寫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還有軍事——《紅樓夢》裏起碼沒有涉獵軍事。而我在書裏，經濟運輸、戰略戰術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讀者從我的書中能夠讀到這些，對自己有所啟發，或對自己有一些用處，這就足夠了。這不就是朋友嗎？
我想，文學的功能不光是歌頌與暴露。說歌頌、暴露，那是在極左時期極端形式下，宣傳的極端語言。人在極端的時候就會說出極端的語言。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真是那樣嗎？可以說，大多數人的死不會像鴻毛那樣輕，也不會像泰山那麽重。更多的是像河裏的鵝卵石。我們分析文學功能時，除了歌頌暴露，還有娛樂，還有從互相交流與溝通裏，獲得一種快感。我對文學的這種理解在作品中有所體現。比如有些政治人物喜歡雍正，有些官員喜歡張廷玉，有些軍人喜歡魏東亭。每個人都在書裏尋找自我，尋找自己的一些思維理念，能夠跟自己溝通，這就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