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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老故事，新想法(3)
漢時有賈誼，被文帝放為長沙王太傳。後來再見到文帝，兩人促膝長談到深夜。文帝自己許久沒有見到賈誼了，以為已經超過他了，但是今日一見，才知道自己遠不如賈誼。後來賈誼成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獵時墜馬而死，賈生因為內疚自己未盡師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後，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針，多出自賈誼的原議，賈誼對漢朝的影響，在他死後才表現出來。
漢代還有董仲舒、公孫弘。此後可稱為士人的還有東漢嚴光、三國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陶淵明……下至唐太宗，在他未登極之前，已先有十八學士這樣的士人集團。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的士人代表。
如果要將政治人物作為社會上盡善盡美至高無上的人生標準，那這樣的人生是沒有什麽希望的。而我們的傳統社會中有士，就讓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時候，多了一重偶像選擇，為人則另有更高標準、更高境界。就連政治人物，也要向著士的這種境界和標準來看齊，這就是士人存在的價值。
孔子：“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中國的士統，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質上的滿足。士人在曆史上成為追求精神高度的騎士，中國的士統也就是一種道統。士不是一種職業，也不是一種宗教。“君子群而不黨。”“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士也不是一種黨派。劃分士人的，就在於是否有修齊治平之道。
對我們來，隻有存在士人，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或者隻有士人敢於話，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士人的存在，是我們對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這一點，正是我們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的關鍵。
曆史注腳：
多士之宋
在中國曆史中，士人最多產的時代要數宋代。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士人，有王安石和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理想派，想要在宋神宗的身上找到唐虞三代之君的精神；而司馬光屬於經驗派，僅求宋朝政治氣象能趕得上漢、唐就足矣。最後，理想像現實屈服了。當時的新舊黨爭，變成了一場政治鬥爭。宋代還有周敦頤、朱熹這樣的士人，成為影響後世的大學問家。
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士。嵇康原本與呂巽、呂安兄弟為友。呂安的妻子被其兄呂巽奸汙，呂安原本準備休妻並起訴呂巽。但是呂巽請嵇康從中勸解，並發誓不會惡人先告狀，於是嵇康勸了呂安將這件事平息下來。但是之後呂巽害怕呂安翻悔，於是搶先告呂安不孝。嵇康於是寫信與呂巽絕交，並出麵為呂安作證，這時司馬昭想要乘此機會除掉嵇康。
嵇康入獄後，許多豪傑紛紛要求與嵇康一同入獄。最後嵇康和呂安卻被判處了死刑。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做老師。但是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
嵇康從容赴死，臨刑前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歎息道：“《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
古人的時間觀念寫在路上
如果世界上最有時間觀念的是哪一國的人，肯定輪不到我們中國人頭上。中國人似乎向來就不講究時間觀念，幹什麽事情都是馬馬虎虎，像魯迅得那樣，“差不多”就行。和被稱為“鍾表的奴隸”美國人不一樣，我們習慣看著太陽算時，看著月亮的陰晴圓缺來算一個月的朔望，看著草木枯榮而知春秋。農業社會的根讓中國人講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奏，絕不會在日程表上劃得密密麻麻，而會留下十五分鍾的時間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之類。如果工業社會的時間是靠鍾表來計算的，我們古老的農業社會的時間就要靠大自然來計算。而這種計算方式，可能與西方不同。
其實中國也並非沒有時間觀念，二十四節氣中明明白白寫著“芒種”、“穀雨”，這些節氣的背後都有應時而作的意義。與其將時間交給鍾表，不如把時間交給一套完善的體製。在這個體製之類，中國人是有時間觀念的。
例如錢穆，從古代的通訊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時間觀念。中國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驛騎，要傳達一個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驛路相當於國道，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當時則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長安，若要發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的廣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們常認為古人也沒有時間概念，路上也會賞花飲酒，這樣豈不是無法辦公，但曆史上很少記載有因為文件沒有傳到而耽誤了很多事情的。
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的信件分為平信和快遞一樣。當時遞送公文主要靠馬匹。某種公文在一個時辰裏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達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預備好，郵遞員吃飽喝夠，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趕路。第一到什麽地方歇，第二到什麽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幾內，如限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每，尚書六部都有公文要發往各地，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不絕。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古時驛騎誤點，也是尋常事。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台。
從理論來，空間越大，時間越緊要。如果中國人沒有無時間觀念，又怎麽能統治管理偌大的國家呢。隻是我們對時間的感知，不在於多少分多少秒，而在於辦成了多少事情。我們建立一套完善的體製，也是一種節約時間的方式，如唐代的郵政體製。
但是體製太強大，又會反過來耽誤時間。曾有人戲謔到，如果一個外國人想到中國來開發房地產，肯定是不行的。光是蓋公章，就能叫他跑斷了腿。我們辦事情要講究一個手續，手續辦齊了才算正式合法合理，而我們的部門又太多，在辦手續的過程中，就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們古人更看重一套規矩。古代在禮儀上，將各種細節都規定得死死的，穿什麽樣的衣服，拿什麽樣的禮器，諸如此類，以保證一套儀式的完整和莊嚴。包括我們中國人話，客套時候上句與下句之間，都講一個套路，來傳達自己的情意。可以比起時間，我們更看重像郵路那樣的一套體係，生活在這種體係之中的人，才會得到安全感。
曆史注腳：
皇帝也要守時
古代皇帝要上朝，起床要趕在黎明前，保證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散朝，大家各歸各位開始辦公。這是曆代定下的規矩，要想成為明君就要適應這種規矩。唐太宗、宋太祖他們都是按照這種時刻表來上朝的，後來朱元璋稱帝之後，也沒有破壞這樣的規矩。
古代計時器
中國古代應用機械原理設計的計時器主要有兩大類，一類利用流體力學計時，有刻漏和後來出現的沙漏；一類采用機械傳動結構計時，有渾儀、水運儀象台等。此外，還有應用文原理計時的日晷，它也是中國最古老的計時器之一。1276年，中國元代的郭守敬製成大明燈漏。利用水力驅動，通過齒輪係及相當複雜的凸輪機構，帶動木偶進行“一刻鳴鍾、二刻鼓、三鉦、四鐃”的自動報時。
藝術是中國人的宗教
提到中國的宗教信仰情況，很難得到一個統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法，民間也各有法。有的認為我們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認為我們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認為中國是個多神教的國家，從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從土地爺到灶王爺，幾乎遍地是“神”。結果，中國成了一個無神論的國度，所謂“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們自己把握，有相當大的自由。
外國宗教傳到我國，最早的是印度的佛教，一開始有一股熱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的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漸漸又趨於平淡了。
錢穆認為，我國從宋代開始宗教不興，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一是，宋以後的中國，平民教育越來越到位。而魏晉南北朝時代，教育限於門第，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到寺院或廟宇裏。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大興，不必再跑進寺院廟宇裏去讀書，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讓普通人懂得吟詩作賦，欣賞藝術。
另一個方麵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藝術文學，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讓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撫慰。而宋代的文學也有這樣的功效。
宋以後的文學藝術，已經平民化了，從規格嚴整的唐詩到隨性活潑的宋詞，是一個大雅到大俗，又從大俗到大雅的過程。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幾隻鳥雀，幽雅淡泊。當你沉默欣賞的時候，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人生苦痛與不得意，也能稍事緩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上邊總有幾筆畫，幾句詩。晚上臥床的枕頭，也往往會繡有詩畫。再到房屋建築，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
像這樣的生活，處處盡是藝術，盡是文學。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人在沉默中去體味，感受怡然自得。身處亭台樓閣之間，可以自遣自適。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
錢穆的這種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從曆史記載來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風氣卻是不亞於今，而他們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蘇東坡、司馬光這樣的家、藝術家。
據史料記載。蘇東坡在當時就極受歡迎。他寫得一筆好字，人人都喜歡向他討墨寶收藏。直到今，蘇東坡隨手寫的題跋，還存有六百多件。據有一迴，蘇東坡的帽子被風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渾然不覺。被行人看到後，大家競相將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馬光在當時也很有聲望，除了他六歲砸缸那件事，人們還知道他是一個能吃苦寫書的人。有一次，司馬光去拜訪一個朋友。那個朋友的四鄰街坊聽司馬光要來，都爭著要進門一睹大家的風采。結果，那位朋友的房梁都被擠壞了。
民間追星的風氣，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對風雅的積極追求。所謂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個兩千年三百多位皇帝當中最賦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趙佶。
沉溺於藝術當中尋找人生的樂趣和意境，也與中國對道德的注重有關。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九倫十義，這些在蒙學《三字經》當中就已經出現。而在《三字經》出現之前，修身、齊家、治國、平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經成為時代教育的主題思想，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這些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的。中國人的人生可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道德這一麵，詩文字畫就成了平衡這種道德束縛。“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一般文學藝術，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迴到幽閑的心情，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安閑從容地在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主要在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是注重求盡人之性。錢穆中國文化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就連中醫，也偏藝術性，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
我們的四大發明，都側重在藝術上的運用，火藥用作煙花，造紙印刷用以傳承詩文，指南針用作研究陰陽五行，藝術最終又服務於我們的生活，到底，我們還是講求享受現實的人生的，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曆史注腳：
藝術之宋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大力倡導文治而抑製武功，儒學複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教的風氣，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曆史上也相對較少。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文藝複興與經濟革命的也頗有人在。
四君子
明代畫家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梅蘭竹菊從此被稱為“四君”，以標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文人高士，常借梅、蘭、竹、菊來表現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為自己品德的鑒戒，到宋代更為盛行。四君子的圖像多以窗花、屏風、扇葉、彩繪等形式出現，各種形式的四君子圖案紋樣，一直流傳到現在。
第六章老故事，新想法(3)
漢時有賈誼，被文帝放為長沙王太傳。後來再見到文帝，兩人促膝長談到深夜。文帝自己許久沒有見到賈誼了，以為已經超過他了，但是今日一見，才知道自己遠不如賈誼。後來賈誼成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獵時墜馬而死，賈生因為內疚自己未盡師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後，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針，多出自賈誼的原議，賈誼對漢朝的影響，在他死後才表現出來。
漢代還有董仲舒、公孫弘。此後可稱為士人的還有東漢嚴光、三國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陶淵明……下至唐太宗，在他未登極之前，已先有十八學士這樣的士人集團。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的士人代表。
如果要將政治人物作為社會上盡善盡美至高無上的人生標準，那這樣的人生是沒有什麽希望的。而我們的傳統社會中有士，就讓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時候，多了一重偶像選擇，為人則另有更高標準、更高境界。就連政治人物，也要向著士的這種境界和標準來看齊，這就是士人存在的價值。
孔子：“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中國的士統，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質上的滿足。士人在曆史上成為追求精神高度的騎士，中國的士統也就是一種道統。士不是一種職業，也不是一種宗教。“君子群而不黨。”“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士也不是一種黨派。劃分士人的，就在於是否有修齊治平之道。
對我們來，隻有存在士人，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或者隻有士人敢於話，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士人的存在，是我們對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這一點，正是我們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的關鍵。
曆史注腳：
多士之宋
在中國曆史中，士人最多產的時代要數宋代。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士人，有王安石和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理想派，想要在宋神宗的身上找到唐虞三代之君的精神；而司馬光屬於經驗派，僅求宋朝政治氣象能趕得上漢、唐就足矣。最後，理想像現實屈服了。當時的新舊黨爭，變成了一場政治鬥爭。宋代還有周敦頤、朱熹這樣的士人，成為影響後世的大學問家。
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士。嵇康原本與呂巽、呂安兄弟為友。呂安的妻子被其兄呂巽奸汙，呂安原本準備休妻並起訴呂巽。但是呂巽請嵇康從中勸解，並發誓不會惡人先告狀，於是嵇康勸了呂安將這件事平息下來。但是之後呂巽害怕呂安翻悔，於是搶先告呂安不孝。嵇康於是寫信與呂巽絕交，並出麵為呂安作證，這時司馬昭想要乘此機會除掉嵇康。
嵇康入獄後，許多豪傑紛紛要求與嵇康一同入獄。最後嵇康和呂安卻被判處了死刑。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做老師。但是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
嵇康從容赴死，臨刑前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歎息道：“《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
古人的時間觀念寫在路上
如果世界上最有時間觀念的是哪一國的人，肯定輪不到我們中國人頭上。中國人似乎向來就不講究時間觀念，幹什麽事情都是馬馬虎虎，像魯迅得那樣，“差不多”就行。和被稱為“鍾表的奴隸”美國人不一樣，我們習慣看著太陽算時，看著月亮的陰晴圓缺來算一個月的朔望，看著草木枯榮而知春秋。農業社會的根讓中國人講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奏，絕不會在日程表上劃得密密麻麻，而會留下十五分鍾的時間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之類。如果工業社會的時間是靠鍾表來計算的，我們古老的農業社會的時間就要靠大自然來計算。而這種計算方式，可能與西方不同。
其實中國也並非沒有時間觀念，二十四節氣中明明白白寫著“芒種”、“穀雨”，這些節氣的背後都有應時而作的意義。與其將時間交給鍾表，不如把時間交給一套完善的體製。在這個體製之類，中國人是有時間觀念的。
例如錢穆，從古代的通訊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時間觀念。中國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驛騎，要傳達一個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驛路相當於國道，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當時則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長安，若要發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的廣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們常認為古人也沒有時間概念，路上也會賞花飲酒，這樣豈不是無法辦公，但曆史上很少記載有因為文件沒有傳到而耽誤了很多事情的。
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的信件分為平信和快遞一樣。當時遞送公文主要靠馬匹。某種公文在一個時辰裏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達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預備好，郵遞員吃飽喝夠，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趕路。第一到什麽地方歇，第二到什麽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幾內，如限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每，尚書六部都有公文要發往各地，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不絕。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古時驛騎誤點，也是尋常事。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台。
從理論來，空間越大，時間越緊要。如果中國人沒有無時間觀念，又怎麽能統治管理偌大的國家呢。隻是我們對時間的感知，不在於多少分多少秒，而在於辦成了多少事情。我們建立一套完善的體製，也是一種節約時間的方式，如唐代的郵政體製。
但是體製太強大，又會反過來耽誤時間。曾有人戲謔到，如果一個外國人想到中國來開發房地產，肯定是不行的。光是蓋公章，就能叫他跑斷了腿。我們辦事情要講究一個手續，手續辦齊了才算正式合法合理，而我們的部門又太多，在辦手續的過程中，就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們古人更看重一套規矩。古代在禮儀上，將各種細節都規定得死死的，穿什麽樣的衣服，拿什麽樣的禮器，諸如此類，以保證一套儀式的完整和莊嚴。包括我們中國人話，客套時候上句與下句之間，都講一個套路，來傳達自己的情意。可以比起時間，我們更看重像郵路那樣的一套體係，生活在這種體係之中的人，才會得到安全感。
曆史注腳：
皇帝也要守時
古代皇帝要上朝，起床要趕在黎明前，保證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散朝，大家各歸各位開始辦公。這是曆代定下的規矩，要想成為明君就要適應這種規矩。唐太宗、宋太祖他們都是按照這種時刻表來上朝的，後來朱元璋稱帝之後，也沒有破壞這樣的規矩。
古代計時器
中國古代應用機械原理設計的計時器主要有兩大類，一類利用流體力學計時，有刻漏和後來出現的沙漏；一類采用機械傳動結構計時，有渾儀、水運儀象台等。此外，還有應用文原理計時的日晷，它也是中國最古老的計時器之一。1276年，中國元代的郭守敬製成大明燈漏。利用水力驅動，通過齒輪係及相當複雜的凸輪機構，帶動木偶進行“一刻鳴鍾、二刻鼓、三鉦、四鐃”的自動報時。
藝術是中國人的宗教
提到中國的宗教信仰情況，很難得到一個統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法，民間也各有法。有的認為我們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認為我們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認為中國是個多神教的國家，從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從土地爺到灶王爺，幾乎遍地是“神”。結果，中國成了一個無神論的國度，所謂“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們自己把握，有相當大的自由。
外國宗教傳到我國，最早的是印度的佛教，一開始有一股熱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的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漸漸又趨於平淡了。
錢穆認為，我國從宋代開始宗教不興，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一是，宋以後的中國，平民教育越來越到位。而魏晉南北朝時代，教育限於門第，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到寺院或廟宇裏。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大興，不必再跑進寺院廟宇裏去讀書，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讓普通人懂得吟詩作賦，欣賞藝術。
另一個方麵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藝術文學，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讓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撫慰。而宋代的文學也有這樣的功效。
宋以後的文學藝術，已經平民化了，從規格嚴整的唐詩到隨性活潑的宋詞，是一個大雅到大俗，又從大俗到大雅的過程。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幾隻鳥雀，幽雅淡泊。當你沉默欣賞的時候，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人生苦痛與不得意，也能稍事緩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上邊總有幾筆畫，幾句詩。晚上臥床的枕頭，也往往會繡有詩畫。再到房屋建築，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
像這樣的生活，處處盡是藝術，盡是文學。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人在沉默中去體味，感受怡然自得。身處亭台樓閣之間，可以自遣自適。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
錢穆的這種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從曆史記載來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風氣卻是不亞於今，而他們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蘇東坡、司馬光這樣的家、藝術家。
據史料記載。蘇東坡在當時就極受歡迎。他寫得一筆好字，人人都喜歡向他討墨寶收藏。直到今，蘇東坡隨手寫的題跋，還存有六百多件。據有一迴，蘇東坡的帽子被風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渾然不覺。被行人看到後，大家競相將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馬光在當時也很有聲望，除了他六歲砸缸那件事，人們還知道他是一個能吃苦寫書的人。有一次，司馬光去拜訪一個朋友。那個朋友的四鄰街坊聽司馬光要來，都爭著要進門一睹大家的風采。結果，那位朋友的房梁都被擠壞了。
民間追星的風氣，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對風雅的積極追求。所謂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個兩千年三百多位皇帝當中最賦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趙佶。
沉溺於藝術當中尋找人生的樂趣和意境，也與中國對道德的注重有關。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九倫十義，這些在蒙學《三字經》當中就已經出現。而在《三字經》出現之前，修身、齊家、治國、平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經成為時代教育的主題思想，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這些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的。中國人的人生可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道德這一麵，詩文字畫就成了平衡這種道德束縛。“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一般文學藝術，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迴到幽閑的心情，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安閑從容地在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主要在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是注重求盡人之性。錢穆中國文化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就連中醫，也偏藝術性，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
我們的四大發明，都側重在藝術上的運用，火藥用作煙花，造紙印刷用以傳承詩文，指南針用作研究陰陽五行，藝術最終又服務於我們的生活，到底，我們還是講求享受現實的人生的，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曆史注腳：
藝術之宋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大力倡導文治而抑製武功，儒學複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教的風氣，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曆史上也相對較少。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文藝複興與經濟革命的也頗有人在。
四君子
明代畫家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梅蘭竹菊從此被稱為“四君”，以標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文人高士，常借梅、蘭、竹、菊來表現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為自己品德的鑒戒，到宋代更為盛行。四君子的圖像多以窗花、屏風、扇葉、彩繪等形式出現，各種形式的四君子圖案紋樣，一直流傳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