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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1)
正視我們視而不見的事實，會發現事實的重現讓人震驚、興奮、矛盾。原來曆史上最好的地方製度出自漢朝，原來唐代的繁盛之下有巨大的隱患，原來宋朝的國防竟可憐到了隻能種樹的地步……原來，曆史細看之下，有不完的大文章。
一敦厚篤實的漢風
另一種形式的內閣
中國曆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嚴格來要到秦漢。秦以前，隻可是一種封建的統一。國家經濟上獨立，也以子孫相傳。到了秦漢，中央方麵才有一個更像樣的統一政府，而所轄的各地方，也不是諸侯列國並存，而是緊密隸屬於中央的郡縣製度的行政區分了。因此，講中國傳統政治，可以從秦漢講起，而秦代隻是漢代的開始，漢代大體是秦代的延續。所以錢穆將漢代作為中國政治史的開端。
秦以後，中國開始有一個統一政府，皇帝是這個組織裏麵的世襲領袖。為什麽領袖要世襲，而不是像西方那樣選舉出來呢？錢穆將這個區別歸因於中國的實際情況。
希臘、羅馬國土，人口少。希臘所在的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多個國家。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個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因此他們的領袖，可由市民選舉。他們所謂人民的公意，是有條件的。羅馬以後，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
中國到秦、漢時，國家疆土已經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也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這樣的條件下，推行近代所謂的民選製度就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難。
皇位世襲，是中國已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是一種自然的辦法。而且從秦漢以後，封建製度早已被推翻。除了皇室一家世襲，政府裏再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
不過在那時，皇室和政府的關係問題開始凸現出來。皇室是不是等於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劃開，這兩邊的職權又怎樣分？錢穆的研究結果是，“拿曆史大趨勢來看，可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按照這個觀點來演進的。”
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國家的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
到這裏，我們不得不先自問，對於錢穆的這段評，我們能信幾分。畢竟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是皇帝專製。但是我們也要問一問自己，究竟讀了多少曆史材料，還是就看了一些曆史題材的電視劇，便相信皇帝是高高在上、決定一切的權威。如果我們對曆史的研究不夠，不妨聽一聽錢穆的法，畢竟他比我們更係統地研究過中國曆史。
漢代當時，皇帝和宰相各有一個“秘書處”。皇帝的秘書是“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隻管皇帝私人飲食起居，尚書是管文書的。可以看到，漢代開始的尚書，其職權地位本不高，後來才逐漸變大。
由十三曹合成一個宰相直轄的辦公廳，它的權力和管轄範圍要比皇帝的尚書大得多。錢穆從這十三曹想見當時政務都要匯集到宰相，而並不歸屬於皇帝，這是有道理的。因而可以，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
“丞”在文解字中是“副”、“貳”之意；“相”，也是副。正名定義，丞相就是一個副官，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實際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來代理。而又叫做“宰相”，是因為“宰”象征封建貴族家庭最重要的祭祀。秦、漢統一，“化家為國”，皇帝的宰相也就變成了政治領袖。也正因如此，秦漢時代的宰相，既要管國家政務，還要管皇帝的家務。管不過來，就在禦史大夫之下，設一個禦史中丞，那時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宮的，來管理皇宮的一切事物。這樣到底，皇室的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皇帝有什麽事，交待禦史中丞，禦史中丞報告禦史大夫，禦史大夫再轉報宰相。宰相有什麽事，也照這個手續，由禦史大夫轉中丞，再轉入內廷。
九卿，指的是太常、光祿勳、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他們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因他們都是中央政府裏的二千石，又稱中二千石，以區別於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長之也是二千石。
九卿當中最能體現皇權和相權的就是大司農和少府。這兩卿都是管財政經濟的，田賦收入是國家的大頭，由大司農管，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工商業的稅收，海鹽、山礦，當時屬於頭，由少府管，收入充當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當時的九卿還是皇帝的私臣，都隸屬於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國家公事。
封建時代，以家為國，周子是一個家，齊國也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下為這許多家庭所分割。那時在大體上，則隻有家務，沒有政務。秦漢以後，中國已經隻剩了皇室一家，這一家為下共同所戴，於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原來宰相不過是家庭的管家，到秦漢則是政府的領袖了。
曆史注腳：
十三曹
漢代宰相的秘書處叫做“十三曹”。這十三曹分別是：西曹，管府史署用；東曹，管理二千石的長吏遷除，並包軍吏在內；戶曹，管理祭祀農桑；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詞曹，管理詞訟，屬於民事部分；法曹，掌郵驛科程，像現在的交通部；尉曹，管理曹運，清代有漕運總督；賊曹，管盜賊；決曹，管理判罪，這兩曹所管屬於刑事方麵；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貨幣鹽鐵；倉曹，管倉穀；黃閣，相當於宰相府秘書處的總務主任。
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是漢代中央政府裏的最高官。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稱“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除了軍事之外，不過問它事；禦史大夫管監察，負責輔助丞相來監察一切政治設施，相當於副丞相。按照漢代習慣，須做了禦史大夫，才得“轉正”升任為丞相。這也就是，三公之中丞相最有政治權力。
彈性皇權，理想照不進現實
錢穆堅持認為，從漢代的政府設置來，皇權與相權是分開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丞相代表的政府權力高於一切。但中國一向更看重不成文的法，凡事不講求具體，隻要一個大概就行了。不像現代的西方國家，明文規定皇帝私人不能過問首相的事。這可以是一種長處，因為可以隨機應變，有伸縮餘地。但也有壞處，萬一碰著一個能幹且有雄心的皇帝，好大喜功，宰相的權力便會被侵奪。
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的空間便被大大壓縮了。外朝的九卿，直接聽令於內廷。這樣一來，皇帝的私人秘書尚書的權力就大了。
漢武帝臨死時，太子早夭，他要把皇位傳給兒子昭帝。於是先把昭帝的母親處死，防止皇後攝政。但幼帝還是需要人來輔佐，以前皇室由宰相管，漢武帝連宰相的事都管了，宰相也就很難預聞到宮內事。於是武帝臨死時，派霍光做了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霍光是皇家親戚，有資格作為皇宮的代表人。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帝的副官，現在武帝在跳開宰相，在皇宮裏另設一個大司馬大將軍來幫皇帝的忙，如是就變成外有宰相，內有大司馬大將軍。這樣一來，皇宮和朝廷就容易發生衝突。當時有外廷、內朝之分，外廷由宰相統治，大司法大將軍霍光輔政，是內朝領袖。
昭帝死後，霍光立昌邑王做皇帝，沒幾又廢了昌邑王，另立漢宣帝。廢立皇帝之時，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開會，有人該請宰相參加。霍光，這是皇帝家事，用不著丞相政府領袖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行了。
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幾分道理。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政府就不用過問了。但是皇室之存在，由於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於有政府。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並非皇室事。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詔書，皇帝久病不可管理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呂後雖專權橫肆，但並沒立皇帝的事情不要問朝廷。
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的法，所以霍光得以趁機下手。而且霍光雖然著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帝的事情，但是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並不敢全違背當時的傳統。
尚書原先隻是皇帝的內廷秘書，內廷諸職，隸屬於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他不讓外麵的宰相知道皇室的事，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的事。這樣一來，皇室的權力超越在政府之上，國家的命運可謂懸於一線。所以後來漢宣帝把霍氏權柄削減，恢複舊製，仍由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這樣又迴到了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內廷與外朝聲氣相通，大司馬大將軍便沒有實權了，霍家也就沒落了。
錢穆認為由此可推見，漢代的製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確實是有一番斟酌的。雖然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但這也並不是大失錯。而且若要皇帝決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當時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這是曆史條件所限。於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不免發生許多微妙的關係。
漢武帝自己雄才大略，他獨攬權政尚不要緊，但是他死後，須替後代皇帝著想，於是設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問題也就跟著出來了。漢宣帝以下，霍光雖然倒下了，結果仍有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王莽就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而掌握大權的。到東漢光武帝，以史為鑒，因怕大權旁落，便皇帝自己親自掌管朝政，於是的尚書地位又日漸加重。
東漢初年，光武帝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皇帝的秘書尚書手裏了，所以後人批評光武帝有事無政。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也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製度。這樣一來，出一個好皇帝便好，出了一個不中用的皇帝，沒有一套堅固的政治組織來支撐政事，政治就沒有了保障。
曆史注腳：
大司空與大司馬
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一個公管領三個卿。在西漢時，本想憑借這個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間的衝突的，但結果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從前禦史大夫通過禦史中丞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裏，這還是因為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
皇權獨大
在明朝以前，皇權都要受到宰相的製約，但是明清兩朝，原本的議事大臣變成了“奴才”，皇權獨大，所有的政治好壞都寄托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出了明君便好，出了昏君則國家遭殃。因此錢穆特別憎惡清朝的統治。
為官先做讀書郎
漢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從哪裏來？什麽人才可以做宰相、禦史大夫？這是中國政治製度上一個最主要的題目。在古代封建社會，一切世襲。子之子做子，公之子為公，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血統來解決問題。但到秦漢，世襲製度已經不存在了，誰該從政，誰不該從政，成為新領導班子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除卻貴族世襲，首先想到軍人政治。誰有兵權誰就掌政，漢代不然。其次想到富人政治，誰有財富誰便入仕，漢代又不然。到漢武帝以後，官員的選拔製度才趨於定型。
武帝時候已經有了太學，就像現在的國立大學。當時的國立大學隻有一個，這裏麵的學生，考試畢業分甲乙兩等，當時稱科。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郎官屬於九卿中光祿勳下麵的皇宮侍衛。一般來，郎官都是二千石官的子侄後輩。他們在皇帝麵前服務幾年，等到政府需要人，就在這裏麵挑選分派。這樣，官職雖不是貴族世襲，但貴族集團也就是官僚集團，仕途仍然被貴族團體所壟斷。
漢武帝時定製，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這樣一來郎官裏麵便出現了許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並不都是貴族子弟。考乙等的，迴到其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也就是地方長官的掾屬，輔佐地方官行政。
漢代地方長官太守、縣令都需要由中央統一委派，但郡縣的掾屬，必須是本地人。譬如北京市的人，不能當北京市的市長；但北京市政府市長以下的一切官，也是就漢代所稱的掾屬，絕對要用北京本地人。長官決定誰來做他的掾屬，這叫做“辟屬”。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麵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衛門首長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門首長自己任用。如果一個會稽郡的太學生考了乙等，他便迴到會稽，指定由郡縣政府試用，這所謂“補吏”。補郎與補吏，是太學生畢業後的待遇。
第五章曆史需要細看(1)
正視我們視而不見的事實，會發現事實的重現讓人震驚、興奮、矛盾。原來曆史上最好的地方製度出自漢朝，原來唐代的繁盛之下有巨大的隱患，原來宋朝的國防竟可憐到了隻能種樹的地步……原來，曆史細看之下，有不完的大文章。
一敦厚篤實的漢風
另一種形式的內閣
中國曆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嚴格來要到秦漢。秦以前，隻可是一種封建的統一。國家經濟上獨立，也以子孫相傳。到了秦漢，中央方麵才有一個更像樣的統一政府，而所轄的各地方，也不是諸侯列國並存，而是緊密隸屬於中央的郡縣製度的行政區分了。因此，講中國傳統政治，可以從秦漢講起，而秦代隻是漢代的開始，漢代大體是秦代的延續。所以錢穆將漢代作為中國政治史的開端。
秦以後，中國開始有一個統一政府，皇帝是這個組織裏麵的世襲領袖。為什麽領袖要世襲，而不是像西方那樣選舉出來呢？錢穆將這個區別歸因於中國的實際情況。
希臘、羅馬國土，人口少。希臘所在的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多個國家。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個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因此他們的領袖，可由市民選舉。他們所謂人民的公意，是有條件的。羅馬以後，向外征服形成帝國。但中央核心還是希臘城邦型的。
中國到秦、漢時，國家疆土已經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也至少在幾千萬以上。而且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這樣的條件下，推行近代所謂的民選製度就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難。
皇位世襲，是中國已往政治條件上一種不得已或是一種自然的辦法。而且從秦漢以後，封建製度早已被推翻。除了皇室一家世襲，政府裏再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
不過在那時，皇室和政府的關係問題開始凸現出來。皇室是不是等於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劃開，這兩邊的職權又怎樣分？錢穆的研究結果是，“拿曆史大趨勢來看，可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按照這個觀點來演進的。”
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國家的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
到這裏，我們不得不先自問，對於錢穆的這段評，我們能信幾分。畢竟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是皇帝專製。但是我們也要問一問自己，究竟讀了多少曆史材料，還是就看了一些曆史題材的電視劇，便相信皇帝是高高在上、決定一切的權威。如果我們對曆史的研究不夠，不妨聽一聽錢穆的法，畢竟他比我們更係統地研究過中國曆史。
漢代當時，皇帝和宰相各有一個“秘書處”。皇帝的秘書是“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隻管皇帝私人飲食起居，尚書是管文書的。可以看到，漢代開始的尚書，其職權地位本不高，後來才逐漸變大。
由十三曹合成一個宰相直轄的辦公廳，它的權力和管轄範圍要比皇帝的尚書大得多。錢穆從這十三曹想見當時政務都要匯集到宰相，而並不歸屬於皇帝，這是有道理的。因而可以，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領袖。
“丞”在文解字中是“副”、“貳”之意；“相”，也是副。正名定義，丞相就是一個副官，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實際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來代理。而又叫做“宰相”，是因為“宰”象征封建貴族家庭最重要的祭祀。秦、漢統一，“化家為國”，皇帝的宰相也就變成了政治領袖。也正因如此，秦漢時代的宰相，既要管國家政務，還要管皇帝的家務。管不過來，就在禦史大夫之下，設一個禦史中丞，那時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宮的，來管理皇宮的一切事物。這樣到底，皇室的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皇帝有什麽事，交待禦史中丞，禦史中丞報告禦史大夫，禦史大夫再轉報宰相。宰相有什麽事，也照這個手續，由禦史大夫轉中丞，再轉入內廷。
九卿，指的是太常、光祿勳、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他們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因他們都是中央政府裏的二千石，又稱中二千石，以區別於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長之也是二千石。
九卿當中最能體現皇權和相權的就是大司農和少府。這兩卿都是管財政經濟的，田賦收入是國家的大頭，由大司農管，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工商業的稅收，海鹽、山礦，當時屬於頭，由少府管，收入充當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農的錢。當時的九卿還是皇帝的私臣，都隸屬於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國家公事。
封建時代，以家為國，周子是一個家，齊國也是一個家，魯國又是一個家，這樣的貴族家庭很多，下為這許多家庭所分割。那時在大體上，則隻有家務，沒有政務。秦漢以後，中國已經隻剩了皇室一家，這一家為下共同所戴，於是家務轉變成政務了。原來宰相不過是家庭的管家，到秦漢則是政府的領袖了。
曆史注腳：
十三曹
漢代宰相的秘書處叫做“十三曹”。這十三曹分別是：西曹，管府史署用；東曹，管理二千石的長吏遷除，並包軍吏在內；戶曹，管理祭祀農桑；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詞曹，管理詞訟，屬於民事部分；法曹，掌郵驛科程，像現在的交通部；尉曹，管理曹運，清代有漕運總督；賊曹，管盜賊；決曹，管理判罪，這兩曹所管屬於刑事方麵；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貨幣鹽鐵；倉曹，管倉穀；黃閣，相當於宰相府秘書處的總務主任。
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是漢代中央政府裏的最高官。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稱“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除了軍事之外，不過問它事；禦史大夫管監察，負責輔助丞相來監察一切政治設施，相當於副丞相。按照漢代習慣，須做了禦史大夫，才得“轉正”升任為丞相。這也就是，三公之中丞相最有政治權力。
彈性皇權，理想照不進現實
錢穆堅持認為，從漢代的政府設置來，皇權與相權是分開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丞相代表的政府權力高於一切。但中國一向更看重不成文的法，凡事不講求具體，隻要一個大概就行了。不像現代的西方國家，明文規定皇帝私人不能過問首相的事。這可以是一種長處，因為可以隨機應變，有伸縮餘地。但也有壞處，萬一碰著一個能幹且有雄心的皇帝，好大喜功，宰相的權力便會被侵奪。
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的空間便被大大壓縮了。外朝的九卿，直接聽令於內廷。這樣一來，皇帝的私人秘書尚書的權力就大了。
漢武帝臨死時，太子早夭，他要把皇位傳給兒子昭帝。於是先把昭帝的母親處死，防止皇後攝政。但幼帝還是需要人來輔佐，以前皇室由宰相管，漢武帝連宰相的事都管了，宰相也就很難預聞到宮內事。於是武帝臨死時，派霍光做了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霍光是皇家親戚，有資格作為皇宮的代表人。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帝的副官，現在武帝在跳開宰相，在皇宮裏另設一個大司馬大將軍來幫皇帝的忙，如是就變成外有宰相，內有大司馬大將軍。這樣一來，皇宮和朝廷就容易發生衝突。當時有外廷、內朝之分，外廷由宰相統治，大司法大將軍霍光輔政，是內朝領袖。
昭帝死後，霍光立昌邑王做皇帝，沒幾又廢了昌邑王，另立漢宣帝。廢立皇帝之時，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開會，有人該請宰相參加。霍光，這是皇帝家事，用不著丞相政府領袖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行了。
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幾分道理。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政府就不用過問了。但是皇室之存在，由於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於有政府。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並非皇室事。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詔書，皇帝久病不可管理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呂後雖專權橫肆，但並沒立皇帝的事情不要問朝廷。
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按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的法，所以霍光得以趁機下手。而且霍光雖然著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帝的事情，但是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並不敢全違背當時的傳統。
尚書原先隻是皇帝的內廷秘書，內廷諸職，隸屬於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他不讓外麵的宰相知道皇室的事，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的事。這樣一來，皇室的權力超越在政府之上，國家的命運可謂懸於一線。所以後來漢宣帝把霍氏權柄削減，恢複舊製，仍由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這樣又迴到了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內廷與外朝聲氣相通，大司馬大將軍便沒有實權了，霍家也就沒落了。
錢穆認為由此可推見，漢代的製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確實是有一番斟酌的。雖然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但這也並不是大失錯。而且若要皇帝決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當時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這是曆史條件所限。於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不免發生許多微妙的關係。
漢武帝自己雄才大略，他獨攬權政尚不要緊，但是他死後，須替後代皇帝著想，於是設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問題也就跟著出來了。漢宣帝以下，霍光雖然倒下了，結果仍有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王莽就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而掌握大權的。到東漢光武帝，以史為鑒，因怕大權旁落，便皇帝自己親自掌管朝政，於是的尚書地位又日漸加重。
東漢初年，光武帝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皇帝的秘書尚書手裏了，所以後人批評光武帝有事無政。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也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製度。這樣一來，出一個好皇帝便好，出了一個不中用的皇帝，沒有一套堅固的政治組織來支撐政事，政治就沒有了保障。
曆史注腳：
大司空與大司馬
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一個公管領三個卿。在西漢時，本想憑借這個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間的衝突的，但結果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從前禦史大夫通過禦史中丞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裏，這還是因為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
皇權獨大
在明朝以前，皇權都要受到宰相的製約，但是明清兩朝，原本的議事大臣變成了“奴才”，皇權獨大，所有的政治好壞都寄托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出了明君便好，出了昏君則國家遭殃。因此錢穆特別憎惡清朝的統治。
為官先做讀書郎
漢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從哪裏來？什麽人才可以做宰相、禦史大夫？這是中國政治製度上一個最主要的題目。在古代封建社會，一切世襲。子之子做子，公之子為公，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血統來解決問題。但到秦漢，世襲製度已經不存在了，誰該從政，誰不該從政，成為新領導班子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除卻貴族世襲，首先想到軍人政治。誰有兵權誰就掌政，漢代不然。其次想到富人政治，誰有財富誰便入仕，漢代又不然。到漢武帝以後，官員的選拔製度才趨於定型。
武帝時候已經有了太學，就像現在的國立大學。當時的國立大學隻有一個，這裏麵的學生，考試畢業分甲乙兩等，當時稱科。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郎官屬於九卿中光祿勳下麵的皇宮侍衛。一般來，郎官都是二千石官的子侄後輩。他們在皇帝麵前服務幾年，等到政府需要人，就在這裏麵挑選分派。這樣，官職雖不是貴族世襲，但貴族集團也就是官僚集團，仕途仍然被貴族團體所壟斷。
漢武帝時定製，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這樣一來郎官裏麵便出現了許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並不都是貴族子弟。考乙等的，迴到其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也就是地方長官的掾屬，輔佐地方官行政。
漢代地方長官太守、縣令都需要由中央統一委派，但郡縣的掾屬，必須是本地人。譬如北京市的人，不能當北京市的市長；但北京市政府市長以下的一切官，也是就漢代所稱的掾屬，絕對要用北京本地人。長官決定誰來做他的掾屬，這叫做“辟屬”。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麵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衛門首長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門首長自己任用。如果一個會稽郡的太學生考了乙等，他便迴到會稽，指定由郡縣政府試用，這所謂“補吏”。補郎與補吏，是太學生畢業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