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2)
在二十四史中，本身也包含專講製度的一部分。如《史記》中的“書”，《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誌”，《漢書》中有“十誌”，專講製度。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有“誌”或“書”。清代阮元曾，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這裏所的二通，一指《通鑒》，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製度方麵的專門史。
“三通”內容
“三通”是對《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的統稱。其中，元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內容最為全麵，記載自上古至宋寧宗時期曆代典製沿革，分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經籍、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帝係、封建、象緯、物異二十四門。
社會，傳統生長的土壤
馬克思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就體現在對傳統社會的劃分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我們今也還在使用。但是錢穆認為，馬克思的曆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他一生從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可以是全憑想象。他所區分的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社會，是需斟酌的。
中國社會能延續迄今，有四千年以上的悠久傳統，其堅韌性和持續力不言而喻。而且，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亞洲各國，日本、韓國至今保留著中國的很多傳統，可以中國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的一個社會。這樣的國家與民族，必然有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也必有獲得如此成績的主要原因。研究曆史，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這個社會的潛力所在。
要研究社會史，需要大量的社會材料。很多人認為中國曆來隻關注上層，給權貴寫家譜，而不注重下層的生活，這是不了解中國曆史的一種觀點。
中國史籍記載自有一套體例。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的材料就很豐富。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須注意氏姓之學和譜諜之學。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別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書，則成於宋初。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失，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
“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如婚喪喜慶之禮。除宗族禮製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顏氏家訓》等，就可以作為研究社會的一項材料。
中國地方誌書，也是研究社會的重要材料。宋以下，省有省誌，州有州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甚至書院學校有誌，寺觀廟宇有誌，鄉裏社團有誌，山林古跡有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
方誌的一般體例，包括大自然、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產、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麵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
要研究社會史，還要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錢穆常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麵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芝嫩卉。在同一橫斷麵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剛產生的新花樣。社會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當前的社會，呈顯於我們麵前之一切，可以稱得上是一本“無字書”。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寫《史記》以前，從事於遊曆，遍訪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遊曆了很多地方，親眼見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唐代遺址，見其輝煌雄偉，不禁更深刻地體會到史書上所記載的“貞觀之治”的盛況。
先讀懂眼前的無字書，再進而往上追溯，由本鄉本土各方誌所載，追溯到各項史籍，這才是考尋始末，窮原竟委。但是到讀懂眼前的無字書，錢穆內心是非常悲痛的。從抗戰時期眼見民族被侵略，到內戰時期同族異心，刀槍相向，錢穆眼前的社會已經發生了翻覆地的變化。他感歎想要在這幾十年間讀懂中國社會實非易事。
不過傳統的中國社會，依然能在戰火和異鄉中頑強生存。錢穆到南洋做過幾次講演，他曾：“中國人來海外，是隨帶著中國的社會而同來的。換言之，是隨帶著中國的曆史傳統而俱來的。”華僑雖然寄居異鄉，可是能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來爭取他們的生存。“這因在中國人各個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凝結精神，相與俱往，故能如此。”
中國社會廣大而悠久，要研究這樣的社會，不僅當從社會的橫剖麵看，也要從曆史傳統方麵去看。主要在能把握其中的傳統性和特殊性，看出人群相處間的關係，人類相互接觸間，有關其思想、感情、信念等，如何能趨向於和諧與合作、發展與進步。這才是研究曆史和社會的最大節目與綱領。
曆史注腳：
“社會”來曆
現代漢語中的“社會”一詞，來自日語，是日本學者在明治年間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中國一向極重視鄉，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鄉風是一個國家水平的體現，古代有鄉射禮、鄉飲酒禮等社會活動，表揚有道德、有能力的人，都是為了在鄉裏中傳播王道，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和自覺意識。
費孝通與《江村經濟》
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係的書，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這本書是費孝通先生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之後寫成的，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適合任何領域的青年閱讀和學習。王波也曾多次向讀者推薦此書。
文化，沒有任何人被遺忘
如果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和文化有關，那麽研究我們的文化史可以就是在研究一部中國曆史。文化是全部的曆史，也包括那些沒有記載在史冊上、但是曾經鮮活的曆史。我們要在這全部的曆史之中尋求一種永恆的精神，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
與錢穆同時代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曾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在書中根據哲學觀點來討論文化，但錢穆認為，文化並非就等於一套哲學，哲學隻是文化之中的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用哲學的方法來討論文化，但討論的內容還是整個的曆史。哲學可以淩空討論，而曆史與文化，則必有憑有據，步步踏實。
研究文化史，除了要具有哲學頭腦，以曆史事實為根據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麵需要注意：
一是討論文化史要注意辨異同。
一位音樂家與一位運動家，一人善鋼琴，一人善球，此兩人除此一項相異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方麵相同。但正是百分之一的差別，決定了他們的不同身份。人都是圓顱方趾、五官四肢，但人心各異，這個異處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人西方文化隻比中國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國文化等於西方的中古時期，若中國能再前一步，就能趕上現代西方文化了。這不正是忽略了人心而隻看外形的文化抹殺論嗎？各民族文化傳統有相同處，然而仍有其相異處，而這相異處，才是文化研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二是討論文化要從大處著眼，不可糾纏於細處。
如西方人初來中國，看見女人裹腳，男人拖長辮，就認為中國文化盡在於此。這雖然是中西文化中的相異處，但太瑣屑細碎了。這就像我們有一個臉上長了痣的朋友，在介紹他的時候，若隻“其人麵有黑痣”，便再沒有其他的話，那怎能讓別人了解這個人呢。23
現在的中國人，男的都不拖辮，女的都不裹腳，但中國文化依然有獨特之處。微的細節可以作為研究文化的參考，但絕不是文化的全部。
三是討論文化要注重融合匯通的地方，不能專門隻講區別。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可分在學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會場合中。隻有將不同場合的他重疊在一起，才能明白了解此人。如果隻能分析，不能綜合，就會像盲人摸象那般，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腳，不能看見整個大象。
政治、經濟、思想、學術、藝術、宗教、工業、商務等等，都屬文化的一個方麵。在這些方麵的背後，有一個整體的文化精神。若研究文化問題，不能將各個方麵整體來看，就容易產生文化偏見。
四是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錢穆迴憶在他學時代，有一位先生知道他正看《三國演義》，便，此書不足看，開頭便錯了。什麽“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雲雲，那隻是中國人老話。如今世界進步了，像現代西方英、法等國，他們是治了不再亂，合了不再分的了。哪裏像《三國演義》上所。”但完這話，先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那位先生的話，看來是不對的。
文化的演進，如波浪般有起有落。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他也會有病時。衡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要取一個長時間來考察，研究文化也是如此。錢穆的學老師，隻看到他那時的西方，但後人再來，便有“白頭宮女玄宗”之感了。
五是討論文化應兼顧優點缺點。
我們討論文化，先了解它的長處，然後指摘他的短處。總不能遊泳健將，不善於打球，便是要被厭棄的短處。
文化體係如同一個七巧板，同樣是那七塊板，卻可拚成一隻鳥，一個老人，一艘船，或一所屋子。重要的可以不是材料，而是如何調動材料的思維。在20世紀初，中國的文化也在不斷革新，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思路。如同七巧板，原來有一個模樣，開始動了一塊，還依稀見得原來是個老人，後來都變亂了，原來的模樣早已消失，但又拚不出新樣子來。
文化自大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也可以是一種病。我們下功夫去研究通透我們的文化，堂堂地做一個中國人，才有資格去考慮做世界人。
曆史注腳：
傳統中的瑕疵
我們的傳統中有太監、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辮子、裹腳、抽大煙等，這些是事實。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瑕疵並不是中國曆史的全部。二十四史、十通中，主要講的仍然是做人的原則和治國的道理，是對美好生活和人品的追求。而太監、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辮子、裹腳、抽大煙等，也是我們自己就很厭惡的糟粕文化。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2)
在二十四史中，本身也包含專講製度的一部分。如《史記》中的“書”，《平準書》、《封禪書》等；到《漢書》改稱“誌”，《漢書》中有“十誌”，專講製度。以後曆代正史中多有“誌”或“書”。清代阮元曾，一個人不讀二通，即不得謂之通人與通學。這裏所的二通，一指《通鑒》，另一部指《文獻通考》，即指講政治製度方麵的專門史。
“三通”內容
“三通”是對《通典》、《通誌》和《文獻通考》的統稱。其中，元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內容最為全麵，記載自上古至宋寧宗時期曆代典製沿革，分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經籍、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帝係、封建、象緯、物異二十四門。
社會，傳統生長的土壤
馬克思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就體現在對傳統社會的劃分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我們今也還在使用。但是錢穆認為，馬克思的曆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他一生從沒有到過中國，對中國可以是全憑想象。他所區分的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社會，是需斟酌的。
中國社會能延續迄今，有四千年以上的悠久傳統，其堅韌性和持續力不言而喻。而且，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亞洲各國，日本、韓國至今保留著中國的很多傳統，可以中國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的一個社會。這樣的國家與民族，必然有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也必有獲得如此成績的主要原因。研究曆史，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這個社會的潛力所在。
要研究社會史，需要大量的社會材料。很多人認為中國曆來隻關注上層，給權貴寫家譜，而不注重下層的生活，這是不了解中國曆史的一種觀點。
中國史籍記載自有一套體例。就正史論，其中所包有關社會史的材料就很豐富。如我們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國社會史，則須注意氏姓之學和譜諜之學。自漢代起，在當時社會，開始有士族興起，又轉成為大門第。整個社會便把氏姓譜諜來分別士庶，至今流傳社會之百家姓一書，則成於宋初。百家姓之後，中國社會家譜盛行，但從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來，各姓家譜急速散失，隻能在某些大圖書館中去查閱了。
“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過於家。宋以下，則家之重要性轉勝於族。而家與族之所由組成，以及其維持永遠之重要機能，則在“禮”。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國社會相傳所重視之禮。禮之研究，有極專門的，但亦有極通俗的。如婚喪喜慶之禮。除宗族禮製外，中國一向有家訓家教等一類書籍與散篇文章，流傳保存下來的為數也不少，《顏氏家訓》等，就可以作為研究社會的一項材料。
中國地方誌書，也是研究社會的重要材料。宋以下，省有省誌，州有州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甚至書院學校有誌，寺觀廟宇有誌，鄉裏社團有誌，山林古跡有誌，分門別類，應有盡有。但在中國近代潮流所趨，此兩項著作體例，新的已絕難繼越。
方誌的一般體例，包括大自然、文氣候、山川形勢、土壤生產、城市關隘、道路交通、風土景物、鄉俗民情、曆史變遷、政治沿革、經濟狀況、物質建造、人物麵相、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文化藝術等，凡屬有關其他之各種情狀演變，分類列目，靡不畢載。正是研究中國各地社會史之絕好材料。
要研究社會史，還要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曆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曆史的張本。錢穆常社會譬如一個庭園，裏麵有林林總總的花草樹木，有幾百千年的盤根老樹，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幾旬的嬌芝嫩卉。在同一橫斷麵下，有不同之時間存在。以此來看社會，有的習俗流傳至今已有幾千年以上的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剛產生的新花樣。社會由許多曆史傳統縱深不同的線條交織而成，當前的社會，呈顯於我們麵前之一切，可以稱得上是一本“無字書”。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寫《史記》以前，從事於遊曆，遍訪各地親眼觀察，讀通了這一部無字書，才下筆來寫他的有字人書。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遊曆了很多地方，親眼見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唐代遺址，見其輝煌雄偉，不禁更深刻地體會到史書上所記載的“貞觀之治”的盛況。
先讀懂眼前的無字書，再進而往上追溯，由本鄉本土各方誌所載，追溯到各項史籍，這才是考尋始末，窮原竟委。但是到讀懂眼前的無字書，錢穆內心是非常悲痛的。從抗戰時期眼見民族被侵略，到內戰時期同族異心，刀槍相向，錢穆眼前的社會已經發生了翻覆地的變化。他感歎想要在這幾十年間讀懂中國社會實非易事。
不過傳統的中國社會，依然能在戰火和異鄉中頑強生存。錢穆到南洋做過幾次講演，他曾：“中國人來海外，是隨帶著中國的社會而同來的。換言之，是隨帶著中國的曆史傳統而俱來的。”華僑雖然寄居異鄉，可是能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來爭取他們的生存。“這因在中國人各個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凝結精神，相與俱往，故能如此。”
中國社會廣大而悠久，要研究這樣的社會，不僅當從社會的橫剖麵看，也要從曆史傳統方麵去看。主要在能把握其中的傳統性和特殊性，看出人群相處間的關係，人類相互接觸間，有關其思想、感情、信念等，如何能趨向於和諧與合作、發展與進步。這才是研究曆史和社會的最大節目與綱領。
曆史注腳：
“社會”來曆
現代漢語中的“社會”一詞，來自日語，是日本學者在明治年間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中國一向極重視鄉，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鄉風是一個國家水平的體現，古代有鄉射禮、鄉飲酒禮等社會活動，表揚有道德、有能力的人，都是為了在鄉裏中傳播王道，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和自覺意識。
費孝通與《江村經濟》
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係的書，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這本書是費孝通先生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之後寫成的，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適合任何領域的青年閱讀和學習。王波也曾多次向讀者推薦此書。
文化，沒有任何人被遺忘
如果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和文化有關，那麽研究我們的文化史可以就是在研究一部中國曆史。文化是全部的曆史，也包括那些沒有記載在史冊上、但是曾經鮮活的曆史。我們要在這全部的曆史之中尋求一種永恆的精神，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
與錢穆同時代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曾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在書中根據哲學觀點來討論文化，但錢穆認為，文化並非就等於一套哲學，哲學隻是文化之中的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用哲學的方法來討論文化，但討論的內容還是整個的曆史。哲學可以淩空討論，而曆史與文化，則必有憑有據，步步踏實。
研究文化史，除了要具有哲學頭腦，以曆史事實為根據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麵需要注意：
一是討論文化史要注意辨異同。
一位音樂家與一位運動家，一人善鋼琴，一人善球，此兩人除此一項相異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方麵相同。但正是百分之一的差別，決定了他們的不同身份。人都是圓顱方趾、五官四肢，但人心各異，這個異處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人西方文化隻比中國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國文化等於西方的中古時期，若中國能再前一步，就能趕上現代西方文化了。這不正是忽略了人心而隻看外形的文化抹殺論嗎？各民族文化傳統有相同處，然而仍有其相異處，而這相異處，才是文化研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二是討論文化要從大處著眼，不可糾纏於細處。
如西方人初來中國，看見女人裹腳，男人拖長辮，就認為中國文化盡在於此。這雖然是中西文化中的相異處，但太瑣屑細碎了。這就像我們有一個臉上長了痣的朋友，在介紹他的時候，若隻“其人麵有黑痣”，便再沒有其他的話，那怎能讓別人了解這個人呢。23
現在的中國人，男的都不拖辮，女的都不裹腳，但中國文化依然有獨特之處。微的細節可以作為研究文化的參考，但絕不是文化的全部。
三是討論文化要注重融合匯通的地方，不能專門隻講區別。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可分在學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會場合中。隻有將不同場合的他重疊在一起，才能明白了解此人。如果隻能分析，不能綜合，就會像盲人摸象那般，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腳，不能看見整個大象。
政治、經濟、思想、學術、藝術、宗教、工業、商務等等，都屬文化的一個方麵。在這些方麵的背後，有一個整體的文化精神。若研究文化問題，不能將各個方麵整體來看，就容易產生文化偏見。
四是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錢穆迴憶在他學時代，有一位先生知道他正看《三國演義》，便，此書不足看，開頭便錯了。什麽“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亂雲雲，那隻是中國人老話。如今世界進步了，像現代西方英、法等國，他們是治了不再亂，合了不再分的了。哪裏像《三國演義》上所。”但完這話，先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那位先生的話，看來是不對的。
文化的演進，如波浪般有起有落。一個身體健康的人，他也會有病時。衡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要取一個長時間來考察，研究文化也是如此。錢穆的學老師，隻看到他那時的西方，但後人再來，便有“白頭宮女玄宗”之感了。
五是討論文化應兼顧優點缺點。
我們討論文化，先了解它的長處，然後指摘他的短處。總不能遊泳健將，不善於打球，便是要被厭棄的短處。
文化體係如同一個七巧板，同樣是那七塊板，卻可拚成一隻鳥，一個老人，一艘船，或一所屋子。重要的可以不是材料，而是如何調動材料的思維。在20世紀初，中國的文化也在不斷革新，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思路。如同七巧板，原來有一個模樣，開始動了一塊，還依稀見得原來是個老人，後來都變亂了，原來的模樣早已消失，但又拚不出新樣子來。
文化自大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也可以是一種病。我們下功夫去研究通透我們的文化，堂堂地做一個中國人，才有資格去考慮做世界人。
曆史注腳：
傳統中的瑕疵
我們的傳統中有太監、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辮子、裹腳、抽大煙等，這些是事實。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瑕疵並不是中國曆史的全部。二十四史、十通中，主要講的仍然是做人的原則和治國的道理，是對美好生活和人品的追求。而太監、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辮子、裹腳、抽大煙等，也是我們自己就很厭惡的糟粕文化。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