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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1)
魯迅曾，一本《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曆史，同樣會有不同的收獲。從政治的角度看來是失敗，但是從學術的角度興許又是成功；從處看是進步，從大處看又是倒退。如此看曆史，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一曆史是不能分割的整體
通史，打通曆史的主脈
一九六一年，錢穆應香港一個學術機構的邀請，前去講解曆史研究的方法。這時的錢穆已經離開內地十二載，他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並獲得香港政府的嘉獎，被推為國史研究的權威。在錢穆開講曆史研究方法的之前，他首先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要研究中國史？
錢穆對此的迴答是：“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的本原和來曆，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的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以，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自己。譬如認識一位朋友，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胖瘦上去認識，還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曆史，如姓名、籍貫、學曆、性情、才幹等，才算是知道認識了這個朋友。我們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還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曆史，這些都無從知曉。
“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個觀點錢穆很早便在他的《國史大綱》前言中提到過。如何知道中國四千年的曆史呢？錢穆提出了三種方法。
一是由上而下，從古到今，按照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學習需要有一個起點，由此達彼，學習曆史亦然。“例如這講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果讀了《左傳》，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麽迴事，再讀戰國史時，就能明白戰國與春秋的不同。一般學曆史者，都是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來，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起”，幾乎所有的曆史典籍都可以作為曆史材料來讀，這樣的學習方法需要花大功夫。
另一種研究曆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這也就是從現在生活的任何一方麵開始，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學術思想的，循序上推，尋根究底研究，例如我們今的國家地理疆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曆代往上查找，最後可以找到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以及曆史上周圍各區域的歸屬問題。
還有一種比較靈活的研究曆史的途徑，就是依照自己的興趣，以作為研究曆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起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反對新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學習宋史。從這裏能有所體悟，欲罷不能，便延伸到其他處去，慢慢了解到整個宋代的曆史。最後愈推愈遠。比如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到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漢武帝、曹操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曆史人物，但我們不能隻知道一個是紅麵，一個是黑麵，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漸漸能窮源竟委，鞭辟入裏。
現在有很多人對日本的電視劇和動漫都很感興趣，因此開始自學日語，也逐漸去了解日本戰國的曆史。這本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隻讀《德川家康》，或者隻看一部《德川三代將軍》，不了解整個日本戰國的局勢，不知道日本戰國之前的政治，也不了解德川幕府最後的終結，就不能真正地了解這一段曆史。
因此在錢穆看來，從興趣入手，由點及麵的研究並不是最理想的曆史研究方法，這樣學習，會使你走到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
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曆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客觀全麵地認識到原有的問題。我們應該明白，從研究曆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曆史。這等於，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研究曆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迴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明白曆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曆史的大全。
自清代鹹同中興至新中國成立，蔣移至台灣，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有多次的變動，每一次變動也曾引起人們的鼓舞向往，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況愈下，愈變愈壞。”這些變化究竟自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為什麽總是變不好？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隻有具備大見識，才能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不了解中國曆來的政治格局，而妄生揣測、空下斷語，這樣的批評是不能負責任的。隻有先從通史入手，對現實的種種評價才不致膚淺荒謬。
錢穆本身是一個熟讀中國通史的人，這一點和當時很多新學派的學者不同。有的人對中國曆史所知甚少，但卻大肆批評中國古代的封建愚昧，這在錢穆看來，是沒有根據的，也是沒有價值的。因此可以無論研究曆史最後的落腳點在哪裏，通史都是基本的起點。
曆史注腳；
通史
所謂通史，就是連貫記敘各個時代史實的史書，與斷代史不同。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軍事、文化、藝術等，都要提到；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曆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上自傳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曆時三千多年，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通史。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著名的通史。這兩本書是我國曆史上最有份量的史書之一，是曆史愛好者首選的入門讀物。
如何遴選通史讀本
通史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軍事、文化、藝術等也要囊括其中；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曆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市麵上很多《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往往都做到了第一點，而要做到第二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著者的才華、積澱和理論素養。因此推薦曆史愛好者在選擇通史讀本的時候，注意作者本身的學術功底。
製度，用章法來掩護人心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錢穆評價中國的政治製度時，最反感時人用“封建”二字將曆史一筆帶過，他最願意仔細好好地講清楚的，便是中國曆代的政治史。
政治不同於政事。如秦始皇統一，漢高祖得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而政治重要在製度，屬於專門史。一個國家，必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成一係統，形成一個朝代的政治框架，這一個朝代的種種活動，都在這個框架之內進行。
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是中國史書中最大的兩種分類結集。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自古迄今，有其內在的一貫性。其中有因有革，直到今，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研究政治史，先要讀編年史，再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
要研究中國的政治製度史，錢穆提出要注意兩點：
一是研究製度，不能停留於製度本身，而要從與此製度相關的一切史料來研究。因為製度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政治而設立運用的，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的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的實際影響。把科舉製放到九品中正的背景下來研究，便可以看出科考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另外，曆史上記載的製度，往往隻舉其標準的一個階段來作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如果認為每一製度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也會誤解曆史。
二是研究製度，必須明白製度背後的思想理論。這一點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希臘的柏拉圖、近代歐洲的盧梭、孟德斯鳩。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學者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施展，也就少有理論書。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而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一部政治製度史，也是極好的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
錢穆，“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如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的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皆因有一種良好的政治為基礎。
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這種賦稅製度一旦訂立，就容易獲得全國人民的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縱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這種製度又複活了。朝代更迭不斷，經濟製度也隻有幾次大的調整，這種事情我們因為習以為常而不願意花心思多研究，其實這種傳承是很值得研究的。
但和西方曆史相比，我們的賦稅似乎沒有製度，才導致革命。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但是多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中國存在千年還是有道理的，古代的一切並非完全要不得，隻想抄襲別人。
要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同時，我們研究政治最重要的是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不單是一書生，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身體力行的政治家，他們的觀點與當時的國情、國際背景等等，都是要綜合考慮的。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的那一套製度，延續了幾百年，即使朝代換了，也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的思想，這不能不是中國政治家的偉大之處。
“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盲目全部學習他人，其實等於迷失了自己。中國曆史自有異於西方之處，如果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而一味西化，中國的前途是很可以擔憂的。
今，我們的社會已經意識到對傳統的拋棄造成的後果，人們的思想沒有了寄托，情感找不到方式宣泄。因此，國學熱漸漸升溫，人們又開始從以往被我們拋棄的“故紙堆”當中尋求安慰，畢竟，好萊塢的電影不能完全填充我們生活中的缺憾。
所以，錢穆主張今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當比較參考西方的政治，但絕對不可以數典忘祖，因為“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
曆史注腳：
正史中的製度史
第三章遠近高低看曆史(1)
魯迅曾，一本《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曆史，同樣會有不同的收獲。從政治的角度看來是失敗，但是從學術的角度興許又是成功；從處看是進步，從大處看又是倒退。如此看曆史，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一曆史是不能分割的整體
通史，打通曆史的主脈
一九六一年，錢穆應香港一個學術機構的邀請，前去講解曆史研究的方法。這時的錢穆已經離開內地十二載，他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並獲得香港政府的嘉獎，被推為國史研究的權威。在錢穆開講曆史研究方法的之前，他首先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要研究中國史？
錢穆對此的迴答是：“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中國史講的中國人的本原和來曆，我們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中國人，知道了中國人的真實性與可能性，特異性與優良性。我們也可以，知道了中國史才算知道了我們自己。譬如認識一位朋友，不能單在他的高矮胖瘦上去認識，還該知道一些他以往的曆史，如姓名、籍貫、學曆、性情、才幹等，才算是知道認識了這個朋友。我們不僅要認識我們的以往，還要認識我們的將來。若非研究曆史，這些都無從知曉。
“中國人當知道些中國史”，這個觀點錢穆很早便在他的《國史大綱》前言中提到過。如何知道中國四千年的曆史呢？錢穆提出了三種方法。
一是由上而下，從古到今，按照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學習需要有一個起點，由此達彼，學習曆史亦然。“例如這講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果讀了《左傳》，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麽迴事，再讀戰國史時，就能明白戰國與春秋的不同。一般學曆史者，都是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來，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起”，幾乎所有的曆史典籍都可以作為曆史材料來讀，這樣的學習方法需要花大功夫。
另一種研究曆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這也就是從現在生活的任何一方麵開始，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學術思想的，循序上推，尋根究底研究，例如我們今的國家地理疆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曆代往上查找，最後可以找到中華文化的發祥地，以及曆史上周圍各區域的歸屬問題。
還有一種比較靈活的研究曆史的途徑，就是依照自己的興趣，以作為研究曆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起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反對新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學習宋史。從這裏能有所體悟，欲罷不能，便延伸到其他處去，慢慢了解到整個宋代的曆史。最後愈推愈遠。比如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到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漢武帝、曹操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曆史人物，但我們不能隻知道一個是紅麵，一個是黑麵，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漸漸能窮源竟委，鞭辟入裏。
現在有很多人對日本的電視劇和動漫都很感興趣，因此開始自學日語，也逐漸去了解日本戰國的曆史。這本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隻讀《德川家康》，或者隻看一部《德川三代將軍》，不了解整個日本戰國的局勢，不知道日本戰國之前的政治，也不了解德川幕府最後的終結，就不能真正地了解這一段曆史。
因此在錢穆看來，從興趣入手，由點及麵的研究並不是最理想的曆史研究方法，這樣學習，會使你走到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
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曆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客觀全麵地認識到原有的問題。我們應該明白，從研究曆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曆史。這等於，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研究曆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迴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明白曆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曆史的大全。
自清代鹹同中興至新中國成立，蔣移至台灣，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有多次的變動，每一次變動也曾引起人們的鼓舞向往，以為中國有希望了。“但事實上，卻是每況愈下，愈變愈壞。”這些變化究竟自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為什麽總是變不好？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大問題，隻有具備大見識，才能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不先精熟這一部現代史，不了解中國曆來的政治格局，而妄生揣測、空下斷語，這樣的批評是不能負責任的。隻有先從通史入手，對現實的種種評價才不致膚淺荒謬。
錢穆本身是一個熟讀中國通史的人，這一點和當時很多新學派的學者不同。有的人對中國曆史所知甚少，但卻大肆批評中國古代的封建愚昧，這在錢穆看來，是沒有根據的，也是沒有價值的。因此可以無論研究曆史最後的落腳點在哪裏，通史都是基本的起點。
曆史注腳；
通史
所謂通史，就是連貫記敘各個時代史實的史書，與斷代史不同。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軍事、文化、藝術等，都要提到；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曆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上自傳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時代，曆時三千多年，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通史。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著名的通史。這兩本書是我國曆史上最有份量的史書之一，是曆史愛好者首選的入門讀物。
如何遴選通史讀本
通史首先要求敘述的內容廣泛，軍事、文化、藝術等也要囊括其中；其次要求在敘述中體現曆史發展脈絡或貫穿其中線索，給人一種整體的認識。市麵上很多《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往往都做到了第一點，而要做到第二點是比較困難的，需要著者的才華、積澱和理論素養。因此推薦曆史愛好者在選擇通史讀本的時候，注意作者本身的學術功底。
製度，用章法來掩護人心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維持久遠而不弊。遂為後世所傳襲，此即中國曆史傳統一種不可推翻的力量與價值之具體表現。”錢穆評價中國的政治製度時，最反感時人用“封建”二字將曆史一筆帶過，他最願意仔細好好地講清楚的，便是中國曆代的政治史。
政治不同於政事。如秦始皇統一，漢高祖得下，以及其他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等，都屬於政事，歸入通史範圍。而政治重要在製度，屬於專門史。一個國家，必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傳世共守的製度。這些製度，相互間成一係統，形成一個朝代的政治框架，這一個朝代的種種活動，都在這個框架之內進行。
中國專講政治製度的書，有所謂“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鄭樵《通誌》與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又承續此三通，再擴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是中國史書中最大的兩種分類結集。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自古迄今，有其內在的一貫性。其中有因有革，直到今，還有曆史上的傳統製度保留著。研究政治史，先要讀編年史，再轉治斷代史，然後再來研究製度方麵的通史。
要研究中國的政治製度史，錢穆提出要注意兩點：
一是研究製度，不能停留於製度本身，而要從與此製度相關的一切史料來研究。因為製度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政治而設立運用的，單研究製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的史事，便看不出該項製度在當時的實際影響。把科舉製放到九品中正的背景下來研究，便可以看出科考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另外，曆史上記載的製度，往往隻舉其標準的一個階段來作主，其實每一製度永遠在變動中，如果認為每一製度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也會誤解曆史。
二是研究製度，必須明白製度背後的思想理論。這一點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隻憑著書立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希臘的柏拉圖、近代歐洲的盧梭、孟德斯鳩。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學者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施展，也就少有理論書。中國自秦以下曆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而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一部政治製度史，也是極好的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
錢穆，“中國人自古代曆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如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的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皆因有一種良好的政治為基礎。
如中國的賦稅製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這種賦稅製度一旦訂立，就容易獲得全國人民的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縱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這種製度又複活了。朝代更迭不斷，經濟製度也隻有幾次大的調整，這種事情我們因為習以為常而不願意花心思多研究，其實這種傳承是很值得研究的。
但和西方曆史相比，我們的賦稅似乎沒有製度，才導致革命。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但是多了解自己以往的曆史，中國存在千年還是有道理的，古代的一切並非完全要不得，隻想抄襲別人。
要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同時，我們研究政治最重要的是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不單是一書生，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身體力行的政治家，他們的觀點與當時的國情、國際背景等等，都是要綜合考慮的。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的那一套製度，延續了幾百年，即使朝代換了，也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的思想，這不能不是中國政治家的偉大之處。
“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曆史、新文化，也決不能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曆史、舊傳統，盲目全部學習他人，其實等於迷失了自己。中國曆史自有異於西方之處，如果中國人不能自己創製立法，而一味西化，中國的前途是很可以擔憂的。
今，我們的社會已經意識到對傳統的拋棄造成的後果，人們的思想沒有了寄托，情感找不到方式宣泄。因此，國學熱漸漸升溫，人們又開始從以往被我們拋棄的“故紙堆”當中尋求安慰，畢竟，好萊塢的電影不能完全填充我們生活中的缺憾。
所以，錢穆主張今研究中國政治製度，一麵當比較參考西方的政治，但絕對不可以數典忘祖，因為“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
曆史注腳：
正史中的製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