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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4)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承載自己文化的語言和文字，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要想保護好自己的國家，首先也要保護好自己國家的文化。
但是，“打倒孔家店”是新文運動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口號，傳承了數千年的文化經典在這句口號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攻擊，力求進步的人們認為將孔家店拋卻得越遠，就越能換來社會的進步。盡管這種進取心迫切的很，但進步卻並不是打倒誰就能取得的。很多人都明白，打倒孔家店是需要斟酌的，但礙於進步分子的質疑，隻能三緘其口。唯有錢穆站出來逆流而行，要把孔子和《論語》扶上傳統的位置。
近代中國麵臨內憂外患，必須圖強。新知識份子看到西方的強盛，希望通過走同樣的道路實現中國的強盛，故主張學習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科學”、“自由”及“民主”被反複提倡。
譬如，胡適認為中國必須經過西歐的“文藝複興”才能進入“現代化”，他所提倡的新思潮、白話文、現代文學等便是仿效西方的“文藝複興”。新文化運動前後，凡能對中國有利的，無論是英，法，德，俄，美或東亞的日本，都會被介紹到中國。譬如，1918年易卜生到中國表演戲劇，提倡女性自主自由；1919-1920年間美國哲學及教育家杜威到北京訪問，並在各地講學；1920年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羅素前來中國講學；1921年中囯共產黨成立，並在北京等各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美國女性主義者桑格造訪中國發表節育問題講座；同年，科學家愛因斯坦到日本順道訪問中國；192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前來中國演講等。
在這種時局下，兩種現象應運而生：一是一意效仿西方，二是摒棄傳統文化。
看到年輕人對國故典籍漸漸漠然視之，錢穆便想寫一本給現代人閱讀的《論語新解》，但直到去美國講學時才得以從容地開筆，這本書在1963年完成。
當然，《論語新解》不是純粹為了“敬告青年”所作的，它的學術性並沒有降低。在“一意效仿西方”方麵，不僅表現為政治上的西化，連學術、思想、教育等方麵也受到衝擊，最明顯的就是學習西方“科學”。胡適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顧頡剛提倡“古史辨”及傅斯年倡議“材料史學”等，基本上都是在“科學主義”的指導下進行學術研究。所以提倡傳統學術方法中的精華，也是他撰寫新書的用意。
“新文化運動”時期，許多不利的言論，矛頭都對準傳統文化。譬如，有陳獨秀的“批孔”，政治“專製”；胡適的“打倒孔家店”，“整理國故”，“重估一切價值”；魯迅的“批評國民的劣根性”，“不看中國書”；錢玄同的“廢除漢字”；吳稚暉的“把線裝書扔入毛廁”；顧頡剛的“疑古”等主張。由於這些人都是大學教授或被美譽為“導師”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言論多少產生了負麵的影響，使國人誤認為“傳統文化”是沒有價值的。
錢穆將大量的心力用於研究《論語》和孔子，一方麵是因為他欣賞儒學的精義，更重要的是儒學是中國文化主要的命脈，這與民族國家存亡及發展的前途問題息息相關。在研究了中國曆史種種之後，他提出“國可亡，但是下不會亡”，因為即使朝代更替，但仍然是中國人的朝代。然而一旦“亡文化”，就等於“亡下”。所以他不斷強調民族文化與曆史的重要。一個民族能夠延傳一定要有所“本”，此“本”即其我們的傳統文化。孔子之《論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本”。
“《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因此，保存民族文化，就必須重視孔子，重視《論語》。
其實，“打倒孔家店”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曆史的誤解。“打”隻是一種方式，關鍵是“打”後的結果“倒”。在這裏，胡適的一個“打”字，隻是用來表明他對“孔家店”的些微不滿和對吳虞的支持。就這樣一番好意，卻被曲解成了對傳統文化的一概否定，錢穆不得不站出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喊出另一種聲音。他擔憂的是，如果在中國連經典都成了廢紙，一切知識和觀點都來自西方，那中國等於在積極爭取做人家的殖民地，曆來讀書人心中的那個“下”，也就沒有了。
曆史注腳：
錢穆《論語》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期，錢穆還在果育學任教，二十四歲的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論語文解》。他對《論語》的研究則在更早之前。可以錢穆對於傳統的經典有著很深厚的學識和情感。他在後來的著述中，還撰寫了《論語要略》、《孔子論語新編》、《論語新解》、《孔子略傳<；論語>；新編》。
一字之差
1921年，胡適在《吳虞文錄》的序言中寫道：“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麽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這可算作是“打倒孔家店”的濫觴。但胡適先生所的隻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僅一字之差，語意卻大相徑庭！
古人絕非腐朽之輩
讀史是在讀著史之人的心，樂觀的人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而悲觀的人筆下的故事往往絕望黑暗。從錢穆的書來讀錢穆，便可以看出他為人的真誠細致，對待古人“恭而安”，總是懷著尊敬之心讀出古人的良苦用心和獨特智慧。
錢穆在講到《三國誌》的時候，講到了一個問題。從班固的《漢書》之後，正史均以斷代為史，但是一代的史書必有所主，漢代之後，晉代沒有起，陳壽是三國中的蜀人，在晉朝做官。照曆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應該以晉為正統。因此在他的《三國誌》，隻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本紀”是記述君王的，而“傳”是記述重要的人物的，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議。但他書稱《三國誌》，而不以《魏書》為名，不與《漢書》、《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因此，錢穆特別提醒讀者要去體會陳壽不得已的用心。
仔細體會古人在書中的用心，才能真正算作是讀懂了一段曆史。但是在錢穆生活時代的年輕人，往往以疑古惑經、恣意批評為榮，對古人爭論的東西不屑一顧，錢穆評價這樣的人“無論其見解是非，隻是太輕薄，太不忠厚，便該是一病。”錢穆批評起年輕人來，可謂“溫而厲，威而不猛”。
“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不該看輕抹殺。”否則，以批評古人為榮的人隻會流於輕薄狂生的名，忽略了書本中蘊含的人物思想精華，和古人為求傳承脈絡而做的功夫。
盧弼添加的宋代高似孫的批注，也讓錢穆想到提醒學生，“做學問不能隻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盡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如盧弼，雖然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添加的點，也凝結了他的心思，這樣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雖然他一輩子的成績隻是專研了一部《三國誌》，但這也了不得。“前輩人終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哪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18
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一個輕薄狂生的故事，與錢穆的觀點頗為相似。
有一個狂妄的晚輩書生，品性狂妄，對今人古人都喜歡鄙視謾罵，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身價。如果有人挑出他的毛病，他便會恨之入骨，有時甚至毆打別人。
正趕上河間府舉行歲考，十幾名並不熟識的考生同住在一起。一個涼爽的夏夜，大家分散坐在庭院中乘涼，那狂妄的書生就隨心所欲地高談闊論起來。大家不想聽他尖刻的話，便由他點評。但是樹後麵坐著的一個人一直與他爭辯，輕易就指出狂生談論中的謬誤。狂生被問得啞口無言，便惱羞成怒：“你是誰？”黑暗中隻聽到迴答：“我是焦王相呀。”焦王相是河間府一帶有名的老儒生。那狂生便驚駭地問：“你不是已經死了嗎？”隻聽黑暗中笑著迴答：“我如果不死，怎敢去冒險摸老虎的胡須呢？”狂生惱怒地跳著腳叫喊，但隻聽見“吃吃的”恥笑的聲音，卻無從尋人。
紀曉嵐筆下嘲笑的輕薄狂生，與錢穆批評的大膽後生如出一轍。在錢穆的那個年代，多的是“信口批評古人”的嘴巴，唯有他誠惶誠恐，珍惜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
曆史注腳：
三國的名稱
在陳壽的《三國誌》中，魏蜀吳三國的稱法沿用至今。錢穆分析陳壽的想法：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漢則已讓位給魏了，在魏人定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通稱蜀是漢。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裏，提出這問題，錢穆讀《黃氏日鈔》後，對此大為佩服。
古人的批評精神
現代文人的文學批評都變成了文學表揚，從不難聽的話，一味地恭維對方。但是在古代，文不和則批是一種文人的傳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宋理學家陸九淵。
陸九淵要求門人：“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對於弟子的批評，毫不留情麵，對大儒朱熹的批評亦是如此。朱熹是陸九淵素所敬重的好友，而陸對朱的一封來信有所不滿，在迴信中便不留情麵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對自己的哥哥，陸九淵批評時也毫不留情。這樣的批評家，現代鮮矣！
家國需要自己的儀式
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年號，是溥儀的“宣統”。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廢除年號紀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國紀年。但是到了後來，人們漸漸連民國也不了，幹脆叫“公元幾幾年”，到了新中國成立，便正式改用公元紀年了。這似乎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但這種變化，被錢穆稱之為“亡國現象”。
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4)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承載自己文化的語言和文字，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要想保護好自己的國家，首先也要保護好自己國家的文化。
但是，“打倒孔家店”是新文運動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口號，傳承了數千年的文化經典在這句口號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攻擊，力求進步的人們認為將孔家店拋卻得越遠，就越能換來社會的進步。盡管這種進取心迫切的很，但進步卻並不是打倒誰就能取得的。很多人都明白，打倒孔家店是需要斟酌的，但礙於進步分子的質疑，隻能三緘其口。唯有錢穆站出來逆流而行，要把孔子和《論語》扶上傳統的位置。
近代中國麵臨內憂外患，必須圖強。新知識份子看到西方的強盛，希望通過走同樣的道路實現中國的強盛，故主張學習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科學”、“自由”及“民主”被反複提倡。
譬如，胡適認為中國必須經過西歐的“文藝複興”才能進入“現代化”，他所提倡的新思潮、白話文、現代文學等便是仿效西方的“文藝複興”。新文化運動前後，凡能對中國有利的，無論是英，法，德，俄，美或東亞的日本，都會被介紹到中國。譬如，1918年易卜生到中國表演戲劇，提倡女性自主自由；1919-1920年間美國哲學及教育家杜威到北京訪問，並在各地講學；1920年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羅素前來中國講學；1921年中囯共產黨成立，並在北京等各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美國女性主義者桑格造訪中國發表節育問題講座；同年，科學家愛因斯坦到日本順道訪問中國；192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前來中國演講等。
在這種時局下，兩種現象應運而生：一是一意效仿西方，二是摒棄傳統文化。
看到年輕人對國故典籍漸漸漠然視之，錢穆便想寫一本給現代人閱讀的《論語新解》，但直到去美國講學時才得以從容地開筆，這本書在1963年完成。
當然，《論語新解》不是純粹為了“敬告青年”所作的，它的學術性並沒有降低。在“一意效仿西方”方麵，不僅表現為政治上的西化，連學術、思想、教育等方麵也受到衝擊，最明顯的就是學習西方“科學”。胡適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顧頡剛提倡“古史辨”及傅斯年倡議“材料史學”等，基本上都是在“科學主義”的指導下進行學術研究。所以提倡傳統學術方法中的精華，也是他撰寫新書的用意。
“新文化運動”時期，許多不利的言論，矛頭都對準傳統文化。譬如，有陳獨秀的“批孔”，政治“專製”；胡適的“打倒孔家店”，“整理國故”，“重估一切價值”；魯迅的“批評國民的劣根性”，“不看中國書”；錢玄同的“廢除漢字”；吳稚暉的“把線裝書扔入毛廁”；顧頡剛的“疑古”等主張。由於這些人都是大學教授或被美譽為“導師”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言論多少產生了負麵的影響，使國人誤認為“傳統文化”是沒有價值的。
錢穆將大量的心力用於研究《論語》和孔子，一方麵是因為他欣賞儒學的精義，更重要的是儒學是中國文化主要的命脈，這與民族國家存亡及發展的前途問題息息相關。在研究了中國曆史種種之後，他提出“國可亡，但是下不會亡”，因為即使朝代更替，但仍然是中國人的朝代。然而一旦“亡文化”，就等於“亡下”。所以他不斷強調民族文化與曆史的重要。一個民族能夠延傳一定要有所“本”，此“本”即其我們的傳統文化。孔子之《論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本”。
“《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因此，保存民族文化，就必須重視孔子，重視《論語》。
其實，“打倒孔家店”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曆史的誤解。“打”隻是一種方式，關鍵是“打”後的結果“倒”。在這裏，胡適的一個“打”字，隻是用來表明他對“孔家店”的些微不滿和對吳虞的支持。就這樣一番好意，卻被曲解成了對傳統文化的一概否定，錢穆不得不站出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喊出另一種聲音。他擔憂的是，如果在中國連經典都成了廢紙，一切知識和觀點都來自西方，那中國等於在積極爭取做人家的殖民地，曆來讀書人心中的那個“下”，也就沒有了。
曆史注腳：
錢穆《論語》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期，錢穆還在果育學任教，二十四歲的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論語文解》。他對《論語》的研究則在更早之前。可以錢穆對於傳統的經典有著很深厚的學識和情感。他在後來的著述中，還撰寫了《論語要略》、《孔子論語新編》、《論語新解》、《孔子略傳<；論語>；新編》。
一字之差
1921年，胡適在《吳虞文錄》的序言中寫道：“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麽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這可算作是“打倒孔家店”的濫觴。但胡適先生所的隻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僅一字之差，語意卻大相徑庭！
古人絕非腐朽之輩
讀史是在讀著史之人的心，樂觀的人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而悲觀的人筆下的故事往往絕望黑暗。從錢穆的書來讀錢穆，便可以看出他為人的真誠細致，對待古人“恭而安”，總是懷著尊敬之心讀出古人的良苦用心和獨特智慧。
錢穆在講到《三國誌》的時候，講到了一個問題。從班固的《漢書》之後，正史均以斷代為史，但是一代的史書必有所主，漢代之後，晉代沒有起，陳壽是三國中的蜀人，在晉朝做官。照曆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應該以晉為正統。因此在他的《三國誌》，隻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本紀”是記述君王的，而“傳”是記述重要的人物的，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議。但他書稱《三國誌》，而不以《魏書》為名，不與《漢書》、《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因此，錢穆特別提醒讀者要去體會陳壽不得已的用心。
仔細體會古人在書中的用心，才能真正算作是讀懂了一段曆史。但是在錢穆生活時代的年輕人，往往以疑古惑經、恣意批評為榮，對古人爭論的東西不屑一顧，錢穆評價這樣的人“無論其見解是非，隻是太輕薄，太不忠厚，便該是一病。”錢穆批評起年輕人來，可謂“溫而厲，威而不猛”。
“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不該看輕抹殺。”否則，以批評古人為榮的人隻會流於輕薄狂生的名，忽略了書本中蘊含的人物思想精華，和古人為求傳承脈絡而做的功夫。
盧弼添加的宋代高似孫的批注，也讓錢穆想到提醒學生，“做學問不能隻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盡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如盧弼，雖然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添加的點，也凝結了他的心思，這樣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雖然他一輩子的成績隻是專研了一部《三國誌》，但這也了不得。“前輩人終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哪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學問。”18
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一個輕薄狂生的故事，與錢穆的觀點頗為相似。
有一個狂妄的晚輩書生，品性狂妄，對今人古人都喜歡鄙視謾罵，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身價。如果有人挑出他的毛病，他便會恨之入骨，有時甚至毆打別人。
正趕上河間府舉行歲考，十幾名並不熟識的考生同住在一起。一個涼爽的夏夜，大家分散坐在庭院中乘涼，那狂妄的書生就隨心所欲地高談闊論起來。大家不想聽他尖刻的話，便由他點評。但是樹後麵坐著的一個人一直與他爭辯，輕易就指出狂生談論中的謬誤。狂生被問得啞口無言，便惱羞成怒：“你是誰？”黑暗中隻聽到迴答：“我是焦王相呀。”焦王相是河間府一帶有名的老儒生。那狂生便驚駭地問：“你不是已經死了嗎？”隻聽黑暗中笑著迴答：“我如果不死，怎敢去冒險摸老虎的胡須呢？”狂生惱怒地跳著腳叫喊，但隻聽見“吃吃的”恥笑的聲音，卻無從尋人。
紀曉嵐筆下嘲笑的輕薄狂生，與錢穆批評的大膽後生如出一轍。在錢穆的那個年代，多的是“信口批評古人”的嘴巴，唯有他誠惶誠恐，珍惜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
曆史注腳：
三國的名稱
在陳壽的《三國誌》中，魏蜀吳三國的稱法沿用至今。錢穆分析陳壽的想法：他不能稱三國為“魏、漢、吳”，因“漢”是王朝之名，所以當時魏人決不稱蜀為“漢”，漢則已讓位給魏了，在魏人定稱它是“蜀”。而從吳國人講，通稱蜀是漢。黃震（東發）的《黃氏日鈔》裏，提出這問題，錢穆讀《黃氏日鈔》後，對此大為佩服。
古人的批評精神
現代文人的文學批評都變成了文學表揚，從不難聽的話，一味地恭維對方。但是在古代，文不和則批是一種文人的傳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宋理學家陸九淵。
陸九淵要求門人：“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對於弟子的批評，毫不留情麵，對大儒朱熹的批評亦是如此。朱熹是陸九淵素所敬重的好友，而陸對朱的一封來信有所不滿，在迴信中便不留情麵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對自己的哥哥，陸九淵批評時也毫不留情。這樣的批評家，現代鮮矣！
家國需要自己的儀式
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年號，是溥儀的“宣統”。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廢除年號紀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國紀年。但是到了後來，人們漸漸連民國也不了，幹脆叫“公元幾幾年”，到了新中國成立，便正式改用公元紀年了。這似乎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但這種變化，被錢穆稱之為“亡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