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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3)
“學術”不在國外，在人心
留洋鍍金在近代就已經開始成為一種時尚，錢穆正趕上留洋的第一撥。他：“今有人，我們要研究中國學問，怕要到外國去，如像美國日本，在他們那裏，所藏中國書很多，但亦僅是一堆書而已。”學術未必就一定在西方的圖書館裏，在這一點上，錢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錢穆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線裝書，他對曆史的真誠和忠心受人嘲笑，但是他內心毫不懷疑，可以是將畢生的信念都交給了書籍。而最終他也是倚靠著自己對曆史的信念，成為一代宗師。
錢穆學術不在國外，這裏的“學術”指的是國學。不過錢穆又國學這個詞原來是沒有的，隻是到了近代，才有了這種提法，國學才成為眾多學問的一種。
比如類似胡佛研究所，海外各種各樣具有優厚條件的學術機構，對於很多華人來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大批學者為了治學而遠赴海外，這是革命初期一群有誌青年力圖改變舊中國的一條途徑。但是最終成就一批大師的，不在於海外的學習環境，而在於個人學習的誠意。
傅斯年與錢穆是同時代的人，他曾邀請錢穆參加他主持的曆史研究所。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考取了官費留學。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在眾多學生當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心無旁騖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兩人，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有的人讀書不行，但還是設法弄了一個博士學位風風光光地迴家了，傅斯年連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沒有人不佩服他學問的淵博。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間，他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學科的專門人才，在大學執教期間，傅斯年也深受學生的敬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老師。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同樣，“學術自在人心”，“尊卑自在人心”。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人才是真正的主語”。錢穆相信，古人中有真名士，與國外任何一個思想家、金融家想必，都毫不遜色。我們能夠學到古人中優秀者的精神，也就能夠做好學術、建設好社會，不需要將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
然而到了今，我們除了知道曆史是需要批判的，外國領先於我國，其他茫然無知。這樣的狀況，必然導致國民對國家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比如，去往國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現在中國父母的一個共識：不能讓孩子留在國內受應試教育的“摧殘”，要讓他們去先進國家感受最好的教育方式。然而，麵對這樣的情景，錢穆或許又會：“學術也不在國外，教育也不在國外。”為什麽這麽？
“有書無人，有文而獻不足。諸位到日本到美國，也隻是死讀書，沒有什麽了不得。”一個人如果能力不夠，沒有意識到真正決定學問的東西是什麽，去哪裏都是一樣的。他以台灣為例，“猶如我們今在台灣，論起書本來，也並不輸於到美國日本去。的一個台北市，有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台大圖書館在那些處，除掉從前在北平，別處便不易找到這麽許多書。我們要從許多書中來研究中國曆史文化，也該盡夠了。但諸位要知，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先生。”
先生就是老師，是利用好這些材料的人，是一種麵對客觀曆史的主觀思想。沒有這樣的主觀思想，做學問、談發展，光指望國外是不夠的。
曆史注腳：
美國胡佛研究所
美國胡佛研究所是一個資料豐富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圍繞“戰爭、革命與和平”三個主題。在該所的收藏中，中國現代史檔案館頗為引人注目。這裏直接涉及中國的文件有200多類，其中大部分是個人檔案。這些檔案通常是私人捐贈的，或者由家屬委托代管，可以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的窗口。近年來，胡佛研究所將關於宋子文的3萬多件文件，陸續開放給學者閱覽。
文獻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南宋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認為“文，典籍也；獻，賢也”。文指典籍文章，獻指的是古代先賢的見聞、言論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各種禮儀和自己的經曆。《虞夏書·益稷》也有相關的引證明“文獻”一詞的原意是指典籍與宿賢。錢穆“有文而獻不足”，就是我國如今懂得曆史典章製度的賢人太少了。
耶穌教也沒能挽救羅馬
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上比唐，下比明，宋代的學術都有模有樣。唐代與明代在經濟上富盛，而宋代衰貧。從國勢上來看，宋不如唐、明。但是學術恰恰不同，“唐朝隻是佛學大盛的時代，宋不能及。若論文學，唐宋各有長處，唐詩並不一定就是在宋詩之上。如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柳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勝過了唐代。經史各方麵，唐朝都遠不能與宋代比。明代也不能與宋代比。”
清代喜歡講“宋學”，這種稱法在古文獻及相關領域還在一直使用。但是“宋學”這個稱謂，在錢穆看來，有兩種錯誤。一是清代人有門戶之見，他們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分立門戶。尤其是乾嘉以後，對宋學的輕視貶低日益嚴重。
一般我們所謂的漢宋之爭中，漢學注重對經典作實事求是的考據工作，更接近於科學；宋學注重對經典作微言大義的發揮工作，更有哲學意味。兩種學問本沒有輕重是非，但是在清代，很多人對宋學的評價不高，認為他們沒有學術價值。
民國以來，很多人接受了清人的這種看法，並且“若是宋代學術好，為何不能救宋代的貧與弱。”
錢穆巧妙地迴答了這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有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百家，也並沒有避免亂世。我們現在一心一意佩服的西方人，他們的先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也並沒有拯救希臘。又比如羅馬帝國，後來遵奉了耶穌教，但耶穌教也並沒有挽救羅馬。可見我們不該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是三位希臘的哲學家，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想和政治見解，並成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但是希臘這個文明大國，最後卻被羅馬征服了。羅馬對希臘的文化有所繼承，這一點並非錢穆所的全然是另一種文化的斷代，從神話傳中就可以看到兩種文明間的繼承關係。羅馬原本和希臘一樣，是一個多神教的國家，信奉了基督教，但是還是被北方蠻族的遠征軍消滅了。
錢穆的話一語中的。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認為傳統文化無用，其實西方文化也有“無用”的時候。孔孟之學和先秦諸子之學，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民族戰爭的問題，但也自有它的價值。就算它們不能挽救春秋戰國時代的戰亂，但這些思想為後來的中國學術史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宋代的學術，也不能救宋代的衰亡，但也為宋代以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在這種形勢下，五四運動爆發，實用主義在我國開始興起，錢穆那一代人首先受到了實用主義的衝擊。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實用主義大師杜威來華講學，也帶來了他的實用主義思想。
據史料記載，杜威在華停留兩年零二個月，足跡遍及北京、直隸、奉、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場講座。他在講演中傳播實用主義哲學，宣傳美國的文化、社會政治觀、道德觀和教育觀，在我國知識界中產生很大影響。傳播與宣傳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適，他不僅係統地介紹實用主義哲學，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論概括為“大膽假設，心求證”，並具體運用到“樸學”與“紅學”的研究中。教育家陶行知，也成為實用主義的積極傳播者與推行者。另外一個人物是時任《新教育》主編的蔣夢麟，在“杜威號”上發表《杜威之倫理學》、《杜威之道德教育》，對杜威倫理學的曆史地位，杜威如何從社會與心理出發闡明道德教育原則等問題，都作了深刻論述。
實用主義者隻管結果，而不問方式是否合乎實際，合乎原則。也就是隻管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對錯。隻要是有用的即是真理，一時無用即為謬誤。但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東西，那些修身養性，中庸平和的思想，並不能馬上將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改變，而西方的武器、科技可以。所以，人們得出傳統無用的觀點，要將傳統拋棄得遠遠的。這種做法是“淺薄的”，因為錢穆堅信曆史中的智慧絕非短期的得失可以衡量的。
正如他所，西方的精神也沒能挽救西方的苦難，我們的傳統並非暫時無用就可以拋棄的。學術的價值在哪裏？錢穆學術重要的作用是能夠指導後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到古人的用心。如果為了改善眼前的情況而忽略了古人的真實想法、功夫，這樣的學術是不成熟的，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曆史注腳：
宋學
宋學又稱理學、道學、新儒學。由韓愈、李翱開啟，通過兩宋理學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創建，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係。由於這個思想體係以“理”作為宇宙最高本體和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所以被稱為“理學”。宋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載和程頤、程顥，集大成者為朱熹。
實用主義
錢穆所的“淺薄的實用主義”，其實講的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觀點。胡適在美國的老師杜威就是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實用主義認為，凡是有結果的才是好的，不能產生效果的所有一切都不值一文。實用主義在西方產生了廣遠的影響，但在我國主流社會，仍不接納這種以結果衡量一切的思想，認為它有違人倫。
三讀史明智
亡文化便要亡下
曆史上，任何成功的入侵都是以文化上的入侵為標誌的。
日本人占領東北之後，要求東北的學校在教學中將日語作為母語，曆史課上不僅美化侵略，而且隻教授日本史和滿族史，沒有中國史；在語文教學中，把漢語當做少數民族語。很多孩子從日語、穿日本校服、唱日本國歌，直到東北解放之後，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中國人。
第二章發現曆史的價值(3)
“學術”不在國外，在人心
留洋鍍金在近代就已經開始成為一種時尚，錢穆正趕上留洋的第一撥。他：“今有人，我們要研究中國學問，怕要到外國去，如像美國日本，在他們那裏，所藏中國書很多，但亦僅是一堆書而已。”學術未必就一定在西方的圖書館裏，在這一點上，錢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錢穆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線裝書，他對曆史的真誠和忠心受人嘲笑，但是他內心毫不懷疑，可以是將畢生的信念都交給了書籍。而最終他也是倚靠著自己對曆史的信念，成為一代宗師。
錢穆學術不在國外，這裏的“學術”指的是國學。不過錢穆又國學這個詞原來是沒有的，隻是到了近代，才有了這種提法，國學才成為眾多學問的一種。
比如類似胡佛研究所，海外各種各樣具有優厚條件的學術機構，對於很多華人來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大批學者為了治學而遠赴海外，這是革命初期一群有誌青年力圖改變舊中國的一條途徑。但是最終成就一批大師的，不在於海外的學習環境，而在於個人學習的誠意。
傅斯年與錢穆是同時代的人，他曾邀請錢穆參加他主持的曆史研究所。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考取了官費留學。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在眾多學生當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心無旁騖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兩人，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有的人讀書不行，但還是設法弄了一個博士學位風風光光地迴家了，傅斯年連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沒有人不佩服他學問的淵博。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間，他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學科的專門人才，在大學執教期間，傅斯年也深受學生的敬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老師。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同樣，“學術自在人心”，“尊卑自在人心”。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人才是真正的主語”。錢穆相信，古人中有真名士，與國外任何一個思想家、金融家想必，都毫不遜色。我們能夠學到古人中優秀者的精神，也就能夠做好學術、建設好社會，不需要將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
然而到了今，我們除了知道曆史是需要批判的，外國領先於我國，其他茫然無知。這樣的狀況，必然導致國民對國家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比如，去往國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現在中國父母的一個共識：不能讓孩子留在國內受應試教育的“摧殘”，要讓他們去先進國家感受最好的教育方式。然而，麵對這樣的情景，錢穆或許又會：“學術也不在國外，教育也不在國外。”為什麽這麽？
“有書無人，有文而獻不足。諸位到日本到美國，也隻是死讀書，沒有什麽了不得。”一個人如果能力不夠，沒有意識到真正決定學問的東西是什麽，去哪裏都是一樣的。他以台灣為例，“猶如我們今在台灣，論起書本來，也並不輸於到美國日本去。的一個台北市，有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台大圖書館在那些處，除掉從前在北平，別處便不易找到這麽許多書。我們要從許多書中來研究中國曆史文化，也該盡夠了。但諸位要知，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先生。”
先生就是老師，是利用好這些材料的人，是一種麵對客觀曆史的主觀思想。沒有這樣的主觀思想，做學問、談發展，光指望國外是不夠的。
曆史注腳：
美國胡佛研究所
美國胡佛研究所是一個資料豐富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圍繞“戰爭、革命與和平”三個主題。在該所的收藏中，中國現代史檔案館頗為引人注目。這裏直接涉及中國的文件有200多類，其中大部分是個人檔案。這些檔案通常是私人捐贈的，或者由家屬委托代管，可以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的窗口。近年來，胡佛研究所將關於宋子文的3萬多件文件，陸續開放給學者閱覽。
文獻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南宋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認為“文，典籍也；獻，賢也”。文指典籍文章，獻指的是古代先賢的見聞、言論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各種禮儀和自己的經曆。《虞夏書·益稷》也有相關的引證明“文獻”一詞的原意是指典籍與宿賢。錢穆“有文而獻不足”，就是我國如今懂得曆史典章製度的賢人太少了。
耶穌教也沒能挽救羅馬
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上比唐，下比明，宋代的學術都有模有樣。唐代與明代在經濟上富盛，而宋代衰貧。從國勢上來看，宋不如唐、明。但是學術恰恰不同，“唐朝隻是佛學大盛的時代，宋不能及。若論文學，唐宋各有長處，唐詩並不一定就是在宋詩之上。如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柳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勝過了唐代。經史各方麵，唐朝都遠不能與宋代比。明代也不能與宋代比。”
清代喜歡講“宋學”，這種稱法在古文獻及相關領域還在一直使用。但是“宋學”這個稱謂，在錢穆看來，有兩種錯誤。一是清代人有門戶之見，他們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分立門戶。尤其是乾嘉以後，對宋學的輕視貶低日益嚴重。
一般我們所謂的漢宋之爭中，漢學注重對經典作實事求是的考據工作，更接近於科學；宋學注重對經典作微言大義的發揮工作，更有哲學意味。兩種學問本沒有輕重是非，但是在清代，很多人對宋學的評價不高，認為他們沒有學術價值。
民國以來，很多人接受了清人的這種看法，並且“若是宋代學術好，為何不能救宋代的貧與弱。”
錢穆巧妙地迴答了這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有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百家，也並沒有避免亂世。我們現在一心一意佩服的西方人，他們的先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也並沒有拯救希臘。又比如羅馬帝國，後來遵奉了耶穌教，但耶穌教也並沒有挽救羅馬。可見我們不該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是三位希臘的哲學家，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想和政治見解，並成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但是希臘這個文明大國，最後卻被羅馬征服了。羅馬對希臘的文化有所繼承，這一點並非錢穆所的全然是另一種文化的斷代，從神話傳中就可以看到兩種文明間的繼承關係。羅馬原本和希臘一樣，是一個多神教的國家，信奉了基督教，但是還是被北方蠻族的遠征軍消滅了。
錢穆的話一語中的。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認為傳統文化無用，其實西方文化也有“無用”的時候。孔孟之學和先秦諸子之學，雖然沒有徹底解決民族戰爭的問題，但也自有它的價值。就算它們不能挽救春秋戰國時代的戰亂，但這些思想為後來的中國學術史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宋代的學術，也不能救宋代的衰亡，但也為宋代以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在這種形勢下，五四運動爆發，實用主義在我國開始興起，錢穆那一代人首先受到了實用主義的衝擊。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實用主義大師杜威來華講學，也帶來了他的實用主義思想。
據史料記載，杜威在華停留兩年零二個月，足跡遍及北京、直隸、奉、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場講座。他在講演中傳播實用主義哲學，宣傳美國的文化、社會政治觀、道德觀和教育觀，在我國知識界中產生很大影響。傳播與宣傳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適，他不僅係統地介紹實用主義哲學，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論概括為“大膽假設，心求證”，並具體運用到“樸學”與“紅學”的研究中。教育家陶行知，也成為實用主義的積極傳播者與推行者。另外一個人物是時任《新教育》主編的蔣夢麟，在“杜威號”上發表《杜威之倫理學》、《杜威之道德教育》，對杜威倫理學的曆史地位，杜威如何從社會與心理出發闡明道德教育原則等問題，都作了深刻論述。
實用主義者隻管結果，而不問方式是否合乎實際，合乎原則。也就是隻管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對錯。隻要是有用的即是真理，一時無用即為謬誤。但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東西，那些修身養性，中庸平和的思想，並不能馬上將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改變，而西方的武器、科技可以。所以，人們得出傳統無用的觀點，要將傳統拋棄得遠遠的。這種做法是“淺薄的”，因為錢穆堅信曆史中的智慧絕非短期的得失可以衡量的。
正如他所，西方的精神也沒能挽救西方的苦難，我們的傳統並非暫時無用就可以拋棄的。學術的價值在哪裏？錢穆學術重要的作用是能夠指導後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到古人的用心。如果為了改善眼前的情況而忽略了古人的真實想法、功夫，這樣的學術是不成熟的，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曆史注腳：
宋學
宋學又稱理學、道學、新儒學。由韓愈、李翱開啟，通過兩宋理學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創建，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係。由於這個思想體係以“理”作為宇宙最高本體和哲學思辨結構的最高範疇，所以被稱為“理學”。宋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張載和程頤、程顥，集大成者為朱熹。
實用主義
錢穆所的“淺薄的實用主義”，其實講的是當時流行的一種觀點。胡適在美國的老師杜威就是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實用主義認為，凡是有結果的才是好的，不能產生效果的所有一切都不值一文。實用主義在西方產生了廣遠的影響，但在我國主流社會，仍不接納這種以結果衡量一切的思想，認為它有違人倫。
三讀史明智
亡文化便要亡下
曆史上，任何成功的入侵都是以文化上的入侵為標誌的。
日本人占領東北之後，要求東北的學校在教學中將日語作為母語，曆史課上不僅美化侵略，而且隻教授日本史和滿族史，沒有中國史；在語文教學中，把漢語當做少數民族語。很多孩子從日語、穿日本校服、唱日本國歌，直到東北解放之後，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