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拆除之後第二年，我去拜訪萊納當年的公寓，更準確來說，是在樓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陽台和窗戶，手裏拿著地圖，假裝是在找路，看了幾分鍾就走了，免得哪個過分謹慎的鄰居報警。陽台上放了兩張可愛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圓形咖啡桌夾在中間。臥室窗戶掛著斑馬紋窗簾，窗台上有一整排養在礦泉水瓶裏的植物。我想象一對年輕情侶住在裏麵，一個起居室，一個臥室，足夠容納他們的生活。出於突如其來的魯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樓下，門是開著的，早就沒有門房了，連門房的住處都租了出去，對著走廊的窗戶已經用磚塊砌上。我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會，像個不知所措的客人，確認沒有人會跳出來指責我行為可疑，這才走上樓去。
那是個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門，做好了無人應答的打算。很快有人開了門，一個戴著耳機的年輕男人，牛仔褲口袋裏塞著一部隨身聽，他可能本來就在等什麽人，臉上掛著笑容，一看見我，笑容就消失了，變成裝飾著禮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機，問我想幹什麽。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隨口編了一個名字。
“這裏沒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後，我能看見起居室。當然翻修過了，換了地板，貼上了柔和的淡橄欖色牆紙。靠牆放著布麵沙發，旁邊的小矮櫃上擺著電話，還有一個相框，照片裏一對摟抱著的男女對著鏡頭大笑。果然住著一對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過了，一盞球形吊燈像巨大的乳白色蟲蛹一樣垂掛下來。戴耳機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虛掩上門，阻止我繼續窺視。“聽著，要是你不確定地址，迴去查清楚再來，嗯？我不記得這棟樓裏有誰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緊。”
門關上了，上鎖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裏異常響亮。我還在想那個起居室，在我的腦海裏，萊納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霧蒙蒙的一層，一個剪切下來的幽靈，以拙劣的手法疊加在起居室的圖像上。這對情侶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萊納曾經站著讀報紙。被自行車車輪反複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跡的牆角，現在放著吉他。廚房裏不知道還有沒有竊聽器，像死掉的甲蟲一樣被遺忘在牆縫裏。科裏亞的靴子同時踏過新的和舊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著他把萊納從臥室裏拎出來，拖過尚未存在的長毛絨地毯，讓他坐在此刻新租客們擺放電視機的地方。
如果科裏亞想來問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費時間了，他什麽都不知道。萊納這麽告訴科裏亞，說得飛快，就像他已經複述這句話很多次一樣。
但科裏亞不是為此而來。安德烈已經不在他的雷達監控範圍裏了，很可能再也不會迴來。克格勃已經另有打算，科裏亞不像“赫爾曼先生”，不喜歡擺出虛假的友善姿態，用二十個設問句引出實際內容，他直接把交易條件擺在萊納麵前：如果不想繼續被斯塔西騷擾，那就當克格勃的“渡鴉”。
又是黑話。萊納已經不能更厭倦黑話，這一個一個原本普通的單詞，被強行借用過去，安上陰暗的潛在含義。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在這個隻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裏，他沒有逃避的空間，隻能躲進自己腦海深處，木無表情。科裏亞把這種麻木解讀為困惑，開始解釋什麽叫“渡鴉”，這是性誘餌的代號。克格勃瞄準了一個剛剛從華盛頓調來柏林的美國外交官，這人對此前派出去的三隻“燕子”都不感興趣，是時候試試光譜的另一端了。
相對於女性“燕子”，男性“渡鴉”不太常見，幾乎總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裏亞不願意用蘇聯訓練的“渡鴉”，他們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難擺脫關係，換作其他時候，克格勃也許不介意讓人知道，甚至會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過後不久，他們不太樂意時隔幾個月又製造一場外交危機。萊納是一份可以隨意犧牲的資產，如果一切順利，那就一切順利。一旦有什麽出錯了，克格勃可以輕鬆把他扔掉，沒有什麽損失。也許安德烈一開始看上的也是這一點。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裏亞說，這個建議從他嘴裏說出來，讓人不太舒服，“你看起來像隻死了兩個星期的老鼠。我給你十五分鍾，我們有很多準備要做。”
住在一樓的門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萊納被押上汽車，也許馬上打電話給斯塔西報告了這件事，說不定也打給中情局，那時候幾乎每個柏林線人都同時服務兩個以上的主顧。科裏亞沒有蒙上萊納的眼睛，目的地並不是什麽秘密，那是家酒館，還沒到營業時間，大門緊閉，門上方安裝著巨大的霓虹燈管，因為是中午，都沒有亮起。“金色鵜鶘”，熄滅的燈管拚出這幾個單詞，一隻金屬鵜鶘銜著魚，站在首字母旁邊。科裏亞帶著萊納從側門進去，司機沒有下來，車門剛關上就把車開走了。
這並不真的是個交易，現在想來，隻不過是用一頭豺狼換了另一頭豺狼。這是萊納第一次去“金色鵜鶘”，但遠遠不是最後一次。常客們對他沒什麽印象，記得萊納的零星幾個人，一致認為他“很安靜”，沒什麽值得一提的特別之處。也許他覺得無助，也許覺得憤怒，又或者什麽都不覺得。不過，像他這樣一頭習慣於服從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項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種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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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並不十分熱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過一個月了，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氣沉沉的寄宿中學裏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一周上課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級，周二和周四低年級，周末還要監督一大群十四歲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裏踢球。
他用“莫裏茨·朗格”這個名字，是六處分配給他的，連同一段偽造的人生，附帶各種必要的推薦信，證明“朗格”受過良好教育，過去三年受雇於西德一家並不存在的貿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責任感，如此這般，今年因故返迴英國，並且不打算再離開。他還準備好了“為什麽迴國？”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校長並沒有問。校長是個雪茄不離手的小個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辦公桌後麵了。他養著兩隻伯恩山犬，麵試的時候，那兩隻壯碩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麵喘氣，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邊。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簡單，輕易就形成慣例。學校提供餐點，為了減少和其他人說話，安德烈總是早早地來，在專門留給教師的鬆木長桌旁匆匆進餐。他不是個嚴厲的老師，如果學生在他講解語法的時候睡過去，口水流到動詞變位表上，那也無所謂。如無必要，他從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讓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歡去的俱樂部，掛著天鵝絨窗簾，充滿香煙煙霧，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憊的教師們談論板球賽得分，季節性暴雨，和本周鬧出最**煩的那個男孩。安德烈不討厭也不喜歡男孩們，學生對“朗格先生”報以同樣不冷不熱的感情。這家中學的大部分學生來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鎮，父母可能是漁民、家具商、手工業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這輩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語的場合就是學校。
有些中學就像低窪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濫河流衝刷下來的各種沉積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夾著尾巴迴來的間諜最後走進了公學，試圖把破碎的德語、法語或者阿拉伯語句子塞進目光呆滯的學生腦子裏。安德烈懷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是他的同類，但這隻是不太可靠的直覺，他沒有證據，也不想去找。故意攪動低窪地裏的死水，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師、門衛、清潔工和教區牧師——的印象裏，“莫裏茨·朗格”先生總體而言是個令人愉快的人，舉止得體，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校長和門衛，在埃克塞特的幾年裏，從來沒有過緋聞，似乎也從不喝酒。有人聲稱“朗格先生”在外國結了婚，妻子是個捷克人，因為簽證問題來不了英國，但也隻是道聽途說罷了。從學校保存下來的舊照片裏，時常能發現“朗格先生”的蹤影，但他給觀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側臉，不過姿勢很自然，讓人說不清楚到底是巧合，還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兩周的星期六，是學校的郊遊日。老師們輪流帶男孩們去遠足，釣釣魚，學些野外生火或者係水手結這樣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長深信惡劣天氣更能鍛煉身心。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觀察，不難發現這家學校的德文老師每一個月都會出現在同一個露營地，身邊圍著吵鬧的低年級男生。這是個靠近公路的營地，車來來往往，來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簡直像個露天土耳其市集。一個剛搭起來帳篷歪倒了，裏麵的男孩們尖叫著逃了出來。附近坐著野餐的年輕男女搖搖頭，露出寬容的笑容。一個路過的郊遊者停下腳步，皺著眉，似乎擔心男孩們的安危。
“昨晚下過雨，泥太鬆軟了。”那個郊遊者評論道，他戴著玳瑁邊眼鏡，灰白頭發從獵帽下麵露出一綹。就像其他郊遊者，這一個也背著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滿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轉迴學生身上。
“從倫敦跑到這裏遠足，不是太遠了嗎？”
霍恩斯比笑了笑，“來見老朋友的話，不算遠。”
“老朋友有電話。如果有什麽事不能在電話裏說，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們從泥地裏找迴繩子，重新拉起帳篷，兩個高年級男生把繩子繞在木釘上，深深敲入泥土。滾了一身泥土的學生脫掉上衣和短褲，搭在手臂上，往不遠處的小溪走去，幾個提著鐵皮桶的低年級男孩跟在後麵。
“我需要和你談談。”霍恩斯比說，看向小溪的方向，“關於柏林，更準確來說，關於‘麻雀’。”
那是個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門，做好了無人應答的打算。很快有人開了門，一個戴著耳機的年輕男人，牛仔褲口袋裏塞著一部隨身聽，他可能本來就在等什麽人，臉上掛著笑容，一看見我，笑容就消失了，變成裝飾著禮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機，問我想幹什麽。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隨口編了一個名字。
“這裏沒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後，我能看見起居室。當然翻修過了，換了地板，貼上了柔和的淡橄欖色牆紙。靠牆放著布麵沙發，旁邊的小矮櫃上擺著電話，還有一個相框，照片裏一對摟抱著的男女對著鏡頭大笑。果然住著一對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過了，一盞球形吊燈像巨大的乳白色蟲蛹一樣垂掛下來。戴耳機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虛掩上門，阻止我繼續窺視。“聽著，要是你不確定地址，迴去查清楚再來，嗯？我不記得這棟樓裏有誰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緊。”
門關上了，上鎖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樓道裏異常響亮。我還在想那個起居室，在我的腦海裏，萊納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霧蒙蒙的一層，一個剪切下來的幽靈，以拙劣的手法疊加在起居室的圖像上。這對情侶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萊納曾經站著讀報紙。被自行車車輪反複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跡的牆角，現在放著吉他。廚房裏不知道還有沒有竊聽器，像死掉的甲蟲一樣被遺忘在牆縫裏。科裏亞的靴子同時踏過新的和舊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著他把萊納從臥室裏拎出來，拖過尚未存在的長毛絨地毯，讓他坐在此刻新租客們擺放電視機的地方。
如果科裏亞想來問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費時間了，他什麽都不知道。萊納這麽告訴科裏亞，說得飛快，就像他已經複述這句話很多次一樣。
但科裏亞不是為此而來。安德烈已經不在他的雷達監控範圍裏了，很可能再也不會迴來。克格勃已經另有打算，科裏亞不像“赫爾曼先生”，不喜歡擺出虛假的友善姿態，用二十個設問句引出實際內容，他直接把交易條件擺在萊納麵前：如果不想繼續被斯塔西騷擾，那就當克格勃的“渡鴉”。
又是黑話。萊納已經不能更厭倦黑話，這一個一個原本普通的單詞，被強行借用過去，安上陰暗的潛在含義。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在這個隻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裏，他沒有逃避的空間，隻能躲進自己腦海深處，木無表情。科裏亞把這種麻木解讀為困惑，開始解釋什麽叫“渡鴉”，這是性誘餌的代號。克格勃瞄準了一個剛剛從華盛頓調來柏林的美國外交官，這人對此前派出去的三隻“燕子”都不感興趣，是時候試試光譜的另一端了。
相對於女性“燕子”，男性“渡鴉”不太常見，幾乎總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裏亞不願意用蘇聯訓練的“渡鴉”，他們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難擺脫關係，換作其他時候，克格勃也許不介意讓人知道，甚至會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過後不久，他們不太樂意時隔幾個月又製造一場外交危機。萊納是一份可以隨意犧牲的資產，如果一切順利，那就一切順利。一旦有什麽出錯了，克格勃可以輕鬆把他扔掉，沒有什麽損失。也許安德烈一開始看上的也是這一點。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裏亞說，這個建議從他嘴裏說出來，讓人不太舒服，“你看起來像隻死了兩個星期的老鼠。我給你十五分鍾，我們有很多準備要做。”
住在一樓的門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萊納被押上汽車，也許馬上打電話給斯塔西報告了這件事，說不定也打給中情局，那時候幾乎每個柏林線人都同時服務兩個以上的主顧。科裏亞沒有蒙上萊納的眼睛，目的地並不是什麽秘密，那是家酒館，還沒到營業時間，大門緊閉，門上方安裝著巨大的霓虹燈管，因為是中午，都沒有亮起。“金色鵜鶘”，熄滅的燈管拚出這幾個單詞，一隻金屬鵜鶘銜著魚，站在首字母旁邊。科裏亞帶著萊納從側門進去，司機沒有下來，車門剛關上就把車開走了。
這並不真的是個交易，現在想來，隻不過是用一頭豺狼換了另一頭豺狼。這是萊納第一次去“金色鵜鶘”，但遠遠不是最後一次。常客們對他沒什麽印象，記得萊納的零星幾個人，一致認為他“很安靜”，沒什麽值得一提的特別之處。也許他覺得無助，也許覺得憤怒，又或者什麽都不覺得。不過，像他這樣一頭習慣於服從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項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種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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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並不十分熱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過一個月了，一次都沒有去過。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氣沉沉的寄宿中學裏找到一份教德語的工作，一周上課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級，周二和周四低年級，周末還要監督一大群十四歲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裏踢球。
他用“莫裏茨·朗格”這個名字，是六處分配給他的，連同一段偽造的人生，附帶各種必要的推薦信，證明“朗格”受過良好教育，過去三年受雇於西德一家並不存在的貿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責任感，如此這般，今年因故返迴英國，並且不打算再離開。他還準備好了“為什麽迴國？”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校長並沒有問。校長是個雪茄不離手的小個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辦公桌後麵了。他養著兩隻伯恩山犬，麵試的時候，那兩隻壯碩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麵喘氣，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邊。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簡單，輕易就形成慣例。學校提供餐點，為了減少和其他人說話，安德烈總是早早地來，在專門留給教師的鬆木長桌旁匆匆進餐。他不是個嚴厲的老師，如果學生在他講解語法的時候睡過去，口水流到動詞變位表上，那也無所謂。如無必要，他從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讓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歡去的俱樂部，掛著天鵝絨窗簾，充滿香煙煙霧，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憊的教師們談論板球賽得分，季節性暴雨，和本周鬧出最**煩的那個男孩。安德烈不討厭也不喜歡男孩們，學生對“朗格先生”報以同樣不冷不熱的感情。這家中學的大部分學生來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鎮，父母可能是漁民、家具商、手工業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這輩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語的場合就是學校。
有些中學就像低窪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濫河流衝刷下來的各種沉積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夾著尾巴迴來的間諜最後走進了公學，試圖把破碎的德語、法語或者阿拉伯語句子塞進目光呆滯的學生腦子裏。安德烈懷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是他的同類，但這隻是不太可靠的直覺，他沒有證據，也不想去找。故意攪動低窪地裏的死水，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師、門衛、清潔工和教區牧師——的印象裏，“莫裏茨·朗格”先生總體而言是個令人愉快的人，舉止得體，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校長和門衛，在埃克塞特的幾年裏，從來沒有過緋聞，似乎也從不喝酒。有人聲稱“朗格先生”在外國結了婚，妻子是個捷克人，因為簽證問題來不了英國，但也隻是道聽途說罷了。從學校保存下來的舊照片裏，時常能發現“朗格先生”的蹤影，但他給觀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側臉，不過姿勢很自然，讓人說不清楚到底是巧合，還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兩周的星期六，是學校的郊遊日。老師們輪流帶男孩們去遠足，釣釣魚，學些野外生火或者係水手結這樣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長深信惡劣天氣更能鍛煉身心。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觀察，不難發現這家學校的德文老師每一個月都會出現在同一個露營地，身邊圍著吵鬧的低年級男生。這是個靠近公路的營地，車來來往往，來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簡直像個露天土耳其市集。一個剛搭起來帳篷歪倒了，裏麵的男孩們尖叫著逃了出來。附近坐著野餐的年輕男女搖搖頭，露出寬容的笑容。一個路過的郊遊者停下腳步，皺著眉，似乎擔心男孩們的安危。
“昨晚下過雨，泥太鬆軟了。”那個郊遊者評論道，他戴著玳瑁邊眼鏡，灰白頭發從獵帽下麵露出一綹。就像其他郊遊者，這一個也背著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滿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轉迴學生身上。
“從倫敦跑到這裏遠足，不是太遠了嗎？”
霍恩斯比笑了笑，“來見老朋友的話，不算遠。”
“老朋友有電話。如果有什麽事不能在電話裏說，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們從泥地裏找迴繩子，重新拉起帳篷，兩個高年級男生把繩子繞在木釘上，深深敲入泥土。滾了一身泥土的學生脫掉上衣和短褲，搭在手臂上，往不遠處的小溪走去，幾個提著鐵皮桶的低年級男孩跟在後麵。
“我需要和你談談。”霍恩斯比說，看向小溪的方向，“關於柏林，更準確來說，關於‘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