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在露營地的三十二個男孩裏,隻有一個留意到了德文老師和戴著眼鏡的陌生人交談,也僅僅是“留意到了”而已。談了多久?不知道。那兩個人一直在露營地,還是中途到別的地方去了?不記得。這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在他年輕的腦袋裏停留不到兩周,就像沙灘上的腳印一樣消失了。

    當然沒有書麵記錄。想留下書麵記錄的話,霍恩斯比就直接打電話了。如果這是一本流行間諜小說,劇情一般會這樣推進:霍恩斯比專程來說明“麻雀”的近況,說服安德烈迴到柏林去,解救可憐的東德男孩,安德烈先是拒絕,最終在火車啟程前最後一秒跑到月台。他們接下來會卷入一到兩場追車戲,擊敗科裏亞,聚光燈悄悄往旁邊偏移,照出這個狗咬狗的世界裏偶爾閃亮的人性。

    但這不是小說。

    基於六處的過往案例推斷,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議是:殺掉麻雀。快捷,經濟,保險。萊納·沃格爾協助勒索一位美國外交官,已經從曾經的盟友變成了威脅,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所以安德烈是執行暗殺的最佳人選,如果安德烈不想動手,那他至少可以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動建議。

    安德烈不會喜歡這個主意的。他很可能爭辯,暗殺是克格勃的專長,不應該是六處的。也許還會繼續指出萊納很可能受到了脅迫,為什麽對木偶揮起鐵錘,而不是操縱木偶的那雙手?美國人也應該把他們那隻踩進陷阱的肥兔子送迴大西洋另一邊,給他安排一份無關緊要的文書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關係。他還會詢問霍恩斯比,麥卡倫先生如何處理這件事?他離開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個過度吸煙的美國同行兩年前就已經被召迴了。

    這裏也許有個小小的陷阱,一種並無惡意的算計,霍恩斯比特意讓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動放棄了的“曠野”,看看能不能喚起情報官埋藏起來的本能。外勤永遠是外勤,他們沒法按停腦海裏的齒輪,頂多隻能調慢一些。人們當然可以習慣寄宿學校和英格蘭西南這個一成不變的角落,可是,一旦他們迴憶起“外麵”,這種本來已經接受了的乏味生活會一瞬間變得無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齒輪運作情況如何,他似乎都不急著離開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獨自坐火車返迴倫敦,露營像往常一樣繼續,這個學期餘下的德語課也是。暑假來了,又過去了,男孩們曬得黝黑,垂頭喪氣被送迴學校的時候,“朗格先生”也還在,用同樣平板乏味的聲音領學生們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樂會”。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後,人們開始在酒吧見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時候就和在學校一樣安靜、疏遠和禮貌,兩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台,獨自一人占據了柵格窗旁邊的四人座。不過學校附近這個酒吧從來坐不滿,誰都沒有意見。“朗格先生”一邊喝酒一邊審閱報紙,不是“看”,是“審閱”,隻有這個詞能恰當形容。他專心致誌地消化每一頁的內容,像是要掰開每一個單詞,嚼五分鍾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板的大女兒鼓起勇氣問他在報紙裏找什麽,德文老師笑了笑,迴答“沒什麽,隻是無聊”。

    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兒迷戀“朗格先生”,隻要德文老師走進門,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別人了。安德烈假裝留意不到,隻在酒吧老板在場的情況下和她說話,也從不和她談論天氣以外的話題。後來得知“朗格先生”辭職離開埃克塞特,她如此失望,以至於在聖誕晚餐吃到一半的時候悄悄抽泣起來,弟妹驚異地盯著她,父母對視一眼,以一種摻雜著無奈的柔情,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給女兒,讓她上樓去臥室休息。她當時才二十一歲,感覺肯定像世界末日。

    安德烈沒有買火車票,租車開迴到布裏斯托,與母親和繼父一起過了聖誕節,第二天就走了,他告訴母親,埃克塞特的工作結束了,他可能短期內不再考慮教職,接下來打算去倫敦。再一次,安德烈既沒有撒謊,也沒有說實話,他的確去了倫敦,停留了短短三小時,搭上了飛往柏林的航班。

    柏林沒有變。一樣的灰暗街道,一樣的河水,就好像他離開的這四年被壓縮成薄薄一片,變得比一天還短,可以忽略不計。十二月底,雨夾雪從充滿敵意的鐵灰色天空中飄落,滿地泥濘,摻著冰粒的髒水裏泡著被風吹落的聖誕裝飾。在牧羊人看來,柏林已經變得無法辨認,他的情報網被後來者瓜分了,切成碎塊,每人叼走一點點,沒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不知道是搬家還是被捕。但安德烈不是為此而來的,他用一本偽造的奧地利護照在旅館登記入住,把手提箱放到床上,打開,一件一件拿出衣服,摸到夾層,取出一把托卡列夫-33手槍,在客房裏轉了一圈,把武器藏到衣櫃後麵,迴到床邊,重新把衣服放迴箱子裏。接下來他挪開床頭櫃,小心翼翼,免得櫃子在地板上刮出聲音,柏林情報站的外勤已經來過了,床頭櫃背後用膠帶粘著兩個彈夾。安德烈拿走這份歡迎禮物,走進浴室,藏進通風管裏。現在是下午四點半,喝咖啡太晚了,喝酒又太早了,安德烈打電話讓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來,坐在床邊,看著布滿雨水的玻璃窗。他還有四個小時要打發,然後他會下樓去,攔一輛計程車,去“金色鵜鶘”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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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克塞特,幾乎沒有人想念安德烈。一年之後的聖誕節,酒吧老板的大女兒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結婚了,他們沒有孩子,但是養了三條氣勢洶洶的羅威納犬。今天,我想,她已經不太記得多年前那個孤僻的德語教師。

    ——

    “金色鵜鶘”提供簡單的晚餐,菜色是固定的,每周一換,價格合理,食物也不算太糟糕。所以剛過八點,就會有零零散散的顧客落座,等著一模一樣的肉類上桌,為接下來的啤酒和更晚一點的烈酒做鋪墊。這是酒館一晚之中最安靜的時候,再過一兩個小時,連接桌子的氣動管就會發出接連不斷的嗖嗖聲,運送寫著情話和秘密的小紙條。樂隊九點半開場,人們聊天,跳舞,碰杯,嗤笑,噪聲要到淩晨才逐漸停止。

    萊納並不是每天都去“金色鵜鶘”,天氣變冷之後,大概一周兩次。有時候是科裏亞命令他去,有時候是他自己想要去喝一杯。科裏亞的上一隻獵物已經被調離柏林了,萊納應該會更頻繁地出現在酒館裏,尋找下一隻。為科裏亞工作和為安德烈工作其實沒有很明顯的區別,萊納發現,他們都隻把萊納看作達成目的的工具,但至少科裏亞一開始就把這個條件列出來了。

    他走進酒館的時候剛過十點,樂隊正在為越來越醉的人群伴奏,香水、啤酒和地板清潔劑的氣味在悶熱的空氣裏混在一起。酒保留意到萊納,衝他笑了笑。“金色鵜鶘”總共有三個酒保,兩個高,一個矮,被常客們戲稱為大鵜鶘,中鵜鶘和小鵜鶘。全都是科裏亞的人——至少科裏亞和克格勃是這麽認為的。萊納知道這三個酒保同時也拿著中情局、斯塔西和軍情六處的賄賂,天知道還有多少其他情報處也給這三個人供應鈔票,誌得意滿地以為自己買下了“金色鵜鶘”的酒保。這就是為什麽萊納和他們說話總是很謹慎,沒人能確定今天他們的效忠對象是哪個或者哪幾個。

    吧台已經快要坐滿了,萊納好不容易才在邊角處找到位置。酒保直接給他送來加冰的威士忌,外加一小份免費的薯片。今晚值班的是大鵜鶘,擅長對付醉漢,如有必要,還能把打架的顧客攆出去。萊納衝他點點頭,表示感謝。大鵜鶘走開了,不到五分鍾又迴來了,手肘支在吧台上,湊近萊納:“有位先生似乎十分關注你。”

    萊納喝了一口酒,“好的‘關注’,還是壞的‘關注’?”

    “看不出來,你自己判斷。進門左手邊第二張桌子,牆角,被那個胖土耳其人遮住了。”

    “謝謝。”

    吧台另一端有人抬起手,大鵜鶘眨眨眼,走開了。萊納側過身,認真地看了幾分鍾樂隊,才假裝漫不經心地望向酒保說的那個角落。門剛好在這個時候打開了,湧進來一股冷風和一群穿著製服的年輕軍人,完全擋住了萊納的視線。新來的顧客擠來擠去,和周圍的人談判,搜刮椅子,艱難地圍著一張小圓桌坐下了。越過胖土耳其人的頭頂,萊納終於看見了那位據說十分關注他的先生。對方似乎一直在等他發現,露出微笑,衝萊納舉起酒杯。兩人隔著十幾張桌子,互相對視了許久,意識到萊納不打算過去,坐在角落的人過來了,靠在吧台上,臉上全是愉悅的驚訝。

    “晚上好,小鳥,真是個美妙的巧合,不是嗎?”

    關於你的事沒有一件是巧合。萊納想,沒有說出來,他放下酒杯,握了握對方伸過來的手:“晚上好,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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