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發生了貌似互不關聯的三件事，但安德烈隻能獲知其中一件。他畢竟不是上帝，原諒他。萊納趁著午餐時間和他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外麵碰頭，假裝是出來抽煙意外遇見的，他把信封遞給情報官，裏麵有一張借書卡和用打字機打出來的簡短紙條，隻有一個句子，指示萊納把借書卡放到失物招領辦公室。典型的單向信息傳遞方法，斯塔西招攬了一個不容易約見的臥底，隻好派一個信使放置信號標，信使看不懂信號，臥底不認識信使，避免他們互相危及對方的掩護。
“照著做。”安德烈說，“讓我們看看怎樣的小動物會從地洞裏出來。”
六處一直都知道奧林匹克體育館裏有地鼠——什麽地方沒有？在倫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華盛頓。內奸就像魚缸裏的藻類，放久了，就一定會長出來。反間部門已經在監控兩個嫌疑人，不過遲遲沒有下手逮捕，因為這兩個人的行蹤能夠暴露更多關於斯塔西的信息：和誰見麵？在哪裏？斯塔西最近對什麽感興趣？——收益暫時大於風險，等藻類長得太過了，再刮掉也不遲。
安德烈抄下了借書卡上的編號和標題，到圖書館裏轉了一圈，然而編號並不匹配任何書架，前台那位戴著眼鏡、充滿同情心的館員幫安德烈查閱了庫存檔案，遺憾地表示沒有任何一本書叫《笨兔子和三個朋友》，也許先生記錯了，或者有人惡作劇？先生是不是想給兒子或者女兒找一本好看的童話書？要不要試試《小熊莫裏茨》？孩子們都喜歡。
“也許改天吧，謝謝你。”安德烈收起借書卡，把帽子按迴頭上，衝圖書館員點點頭，走了，到法占區的另一個圖書館去碰碰運氣，同樣一無所獲。為了迷惑斯塔西派來的跟蹤者，安德烈繼續步行了差不多三公裏，走進一家書店，隨便買了一本書。接著買了一瓶酒，最後去了花店，抱著一束裹在報紙裏的玫瑰出來，顯得像在為別人挑選生日禮物。他趕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後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鐵，迴到位於夏洛滕堡的公寓裏，隨手把花束丟進垃圾桶，放上唱片，繼續琢磨那張借書卡。
那本“書”純粹是個暗號，隻有臥底和“赫爾曼先生”知道是什麽意思。既然他們采用這種曲折的溝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極度謹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義上約見情報官，意味著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監視團隊認出來，剩下兩個可能性：外交使團成員，或者某個部門的管理者。好幾年前，漢斯死後不久，他在斯塔西的舊線人君特不是提到過類似的事嗎？“我認為‘赫爾曼’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裏’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安德烈絲毫不喜歡這兩個可能性。
負責打掃奧林匹克體育館一樓廁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屬於安德烈的“羊群”。情報官時不時塞給她十馬克，請她幫忙盯梢辦公室裏的某一個或者幾個人。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樓梯間和她見麵，送給她一盒駱駝牌香煙，清潔工接過去打開，看了一眼裏麵塞著的兩張五馬克鈔票，把煙盒塞進圍裙裏。
“你又想打聽誰？”
“一個地方，準確來說，不難。留意這兩天有誰到失物招領處找東西。”
奧林匹克體育館實際上沒有一個正式的失物招領處，那不過是衣帽間的一個角落，無人打理，各個辦公室每隔一段時間就把落滿灰塵的雨傘、手套和茶杯扔到那裏去，每年聖誕假期前再清理掉。現在還沒到夏天，離上一次清掃隻過去了幾個月，但已經堆積了可觀的雜物，雨傘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時候至少有兩把。還有名片盒、表鏈、打火機和橡膠靴子，出於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還有一個沙丁魚罐頭。借書卡留在罐頭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兩個星期，沒有人留意到這張硬紙卡片。清潔工報告給安德烈，隻有三個人去翻過那堆雜物，都是為了借雨傘，春末的雨既頻繁又突然。如果計算“能看到借書卡”的人，那清潔工就數不過來了，衣帽間每天任何時段都有人進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這棟建築物裏每一個人在五個工作日裏都至少進去過一次。
這條線索斷在這裏。換作今天，早就要交給反間部門處理，但借書卡的事會暴露萊納，隻能隱瞞起來，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屁股牢牢坐在上麵”。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發生在更遠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蕩的米爾斯先生，吃過一頓有很多羊肉的豐盛午餐之後，決定去水煙館。這和安德烈有什麽關係？表麵上沒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存在。米爾斯先生是一位聯絡官，負責“協調和促進”當地英國情報部門和法國情報部門之間的溝通。心不在焉、熱衷於床笫之事的米爾斯先生，是英國政界裙帶關係的最佳代表，他的父親有個鍍金的頭銜，是上議院議員，軍情六處看了一眼推薦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樹，就給了他一個職位，既然他會法語和一點阿拉伯語，正好送到貝魯特去。坐辦公室的人從劍橋間諜圈的慘痛經曆裏學會了什麽？什麽都沒學會。
米爾斯先生抽了一小會水煙，動身到二樓去找姑娘們。這家煙館經營的可不僅僅是阿拉伯式水煙，你看。他選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過了一個值得迴味的下午，迴家去了。過了兩天，一個沒有寫地址的信封出現在他那間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裏麵當然是那個銷魂下午的照片，從角度看來，照相機安裝在鏡子後麵。寫信人友善地提醒米爾斯先生，如果他想取迴底片，那就必須在規定時間再到水煙館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聞名。米爾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親求助，隻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裏握著底片，把米爾斯所知道的每一個秘密都榨了出來，就像擰幹一塊肥胖的海綿。米爾斯所知道的駐貝魯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還模糊地提到了，美國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種新的信息來源”，但他不知道是什麽。但是這個信息來源肯定是純金打造的，從那裏來的線報隻準接收，不準問具體來源和獲取方法，這就是為什麽表現平平的貝魯特情報站最近忽然活躍了起來。
所以，其實是第二件事觸發了第一件事，然後導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種新的信息來源”這個信息轉告柏林，同時也誠實告知，這是一個西方情報人員受壓下提供的線報，不排除他是為了脫身而隨口編造的。無論如何，“赫爾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達站，他需要問一個問題，因此借用萊納的手，把一張借書卡放進奧林匹克體育館，一個小小的信號，給明白這個信號的人。就像對著漆黑的海麵舉起一盞燈，隻有原本就在留心觀察的船才能看見。
安德烈對地鼠身份的設想盡管符合邏輯，但全都錯了。地鼠和“赫爾曼先生”的關係並不“符合邏輯”。他既不是使館雇員，也不領軍情六處的薪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軍少尉列夫·科瓦楚克，這個姓氏本身就帶著喀爾巴阡山脈的迴響。科瓦楚克少尉家在倫敦近郊——就在斯勞，準確來說——但他的出生地是烏克蘭，戰前在莫斯科讀中學，戰爭爆發後投奔在倫敦開洗衣店的親戚。科瓦楚克少年時代的同學和至交好友，是一個被所有人親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著父母從納粹德國逃過來的。
聽起來耳熟嗎？
科瓦楚克少尉是駐柏林空軍的一員，但柏林封鎖已經過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戰機對峙的大戲。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兼職俄語翻譯，和蘇聯事務顧問。他對莫斯科和東柏林總是心懷同情，前者承載著少年時代的甜美迴憶，後者是對好友的一種情感溢出。“米卡”時不時會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時候會迴答，大多數時候不。要是被拒絕了，“米卡”也並不堅持，比起政治，他們更珍惜友誼。
就在安德烈去圖書館的同一天，離關門時間隻剩三十分鍾的時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進去，從同一個戴著眼鏡的圖書館員身邊路過，徑直走向童書區，取下第一個書架上唯一一本標題裏有“兔子”這個單詞的書，翻到29頁，裏麵夾著一張紙條，用藍色蠟筆寫的，“獾在收音機上聽什麽？”
意思是美國人的雷達站在監聽什麽。科瓦楚克少尉並不確切知道，也並不知道隧道的事。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動處討論要設計怎樣的假文件送給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時候，也邀請了這位烏克蘭裔空軍少尉，希望他幫忙分析蘇聯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說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德國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親愛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個信息來源，是英國人放的毒餌，但很遺憾，科瓦楚克並不知道更多細節，甚至不知道這個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鋼筆在紙條上寫下一句話，夾進書裏，放迴原處，離開了圖書館，此時離閉館還剩二十分鍾。天黑得很快，雨雲吞沒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許要下一整晚。
“照著做。”安德烈說，“讓我們看看怎樣的小動物會從地洞裏出來。”
六處一直都知道奧林匹克體育館裏有地鼠——什麽地方沒有？在倫敦也有，就像莫斯科，就像波恩，就像華盛頓。內奸就像魚缸裏的藻類，放久了，就一定會長出來。反間部門已經在監控兩個嫌疑人，不過遲遲沒有下手逮捕，因為這兩個人的行蹤能夠暴露更多關於斯塔西的信息：和誰見麵？在哪裏？斯塔西最近對什麽感興趣？——收益暫時大於風險，等藻類長得太過了，再刮掉也不遲。
安德烈抄下了借書卡上的編號和標題，到圖書館裏轉了一圈，然而編號並不匹配任何書架，前台那位戴著眼鏡、充滿同情心的館員幫安德烈查閱了庫存檔案，遺憾地表示沒有任何一本書叫《笨兔子和三個朋友》，也許先生記錯了，或者有人惡作劇？先生是不是想給兒子或者女兒找一本好看的童話書？要不要試試《小熊莫裏茨》？孩子們都喜歡。
“也許改天吧，謝謝你。”安德烈收起借書卡，把帽子按迴頭上，衝圖書館員點點頭，走了，到法占區的另一個圖書館去碰碰運氣，同樣一無所獲。為了迷惑斯塔西派來的跟蹤者，安德烈繼續步行了差不多三公裏，走進一家書店，隨便買了一本書。接著買了一瓶酒，最後去了花店，抱著一束裹在報紙裏的玫瑰出來，顯得像在為別人挑選生日禮物。他趕上了下班高峰前的最後一班客流稀疏的地鐵，迴到位於夏洛滕堡的公寓裏，隨手把花束丟進垃圾桶，放上唱片，繼續琢磨那張借書卡。
那本“書”純粹是個暗號，隻有臥底和“赫爾曼先生”知道是什麽意思。既然他們采用這種曲折的溝通方式，可疑人物如果不是極度謹慎，就是不方便物理意義上約見情報官，意味著他或者她容易被己方的監視團隊認出來，剩下兩個可能性：外交使團成員，或者某個部門的管理者。好幾年前，漢斯死後不久，他在斯塔西的舊線人君特不是提到過類似的事嗎？“我認為‘赫爾曼’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裏’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安德烈絲毫不喜歡這兩個可能性。
負責打掃奧林匹克體育館一樓廁所和走廊的那位土耳其女人，屬於安德烈的“羊群”。情報官時不時塞給她十馬克，請她幫忙盯梢辦公室裏的某一個或者幾個人。這次也不例外，安德烈在樓梯間和她見麵，送給她一盒駱駝牌香煙，清潔工接過去打開，看了一眼裏麵塞著的兩張五馬克鈔票，把煙盒塞進圍裙裏。
“你又想打聽誰？”
“一個地方，準確來說，不難。留意這兩天有誰到失物招領處找東西。”
奧林匹克體育館實際上沒有一個正式的失物招領處，那不過是衣帽間的一個角落，無人打理，各個辦公室每隔一段時間就把落滿灰塵的雨傘、手套和茶杯扔到那裏去，每年聖誕假期前再清理掉。現在還沒到夏天，離上一次清掃隻過去了幾個月，但已經堆積了可觀的雜物，雨傘仿佛是固定展示品，任何時候至少有兩把。還有名片盒、表鏈、打火機和橡膠靴子，出於令人想不明白的原因，還有一個沙丁魚罐頭。借書卡留在罐頭上，十分不起眼。
整整兩個星期，沒有人留意到這張硬紙卡片。清潔工報告給安德烈，隻有三個人去翻過那堆雜物，都是為了借雨傘，春末的雨既頻繁又突然。如果計算“能看到借書卡”的人，那清潔工就數不過來了，衣帽間每天任何時段都有人進出，放下外套，拿走外套，放下防水靴，下班再拿走，太多了，這棟建築物裏每一個人在五個工作日裏都至少進去過一次。
這條線索斷在這裏。換作今天，早就要交給反間部門處理，但借書卡的事會暴露萊納，隻能隱瞞起來，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屁股牢牢坐在上麵”。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發生在更遠一些的地方，黎巴嫩。一位生性浪蕩的米爾斯先生，吃過一頓有很多羊肉的豐盛午餐之後，決定去水煙館。這和安德烈有什麽關係？表麵上沒有。安德烈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存在。米爾斯先生是一位聯絡官，負責“協調和促進”當地英國情報部門和法國情報部門之間的溝通。心不在焉、熱衷於床笫之事的米爾斯先生，是英國政界裙帶關係的最佳代表，他的父親有個鍍金的頭銜，是上議院議員，軍情六處看了一眼推薦信，可能再看了一眼他的家族樹，就給了他一個職位，既然他會法語和一點阿拉伯語，正好送到貝魯特去。坐辦公室的人從劍橋間諜圈的慘痛經曆裏學會了什麽？什麽都沒學會。
米爾斯先生抽了一小會水煙，動身到二樓去找姑娘們。這家煙館經營的可不僅僅是阿拉伯式水煙，你看。他選了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過了一個值得迴味的下午，迴家去了。過了兩天，一個沒有寫地址的信封出現在他那間市中心公寓的漂亮地毯上，裏麵當然是那個銷魂下午的照片，從角度看來，照相機安裝在鏡子後麵。寫信人友善地提醒米爾斯先生，如果他想取迴底片，那就必須在規定時間再到水煙館去一趟。
非常直接的勒索，以有效聞名。米爾斯先生既不敢告知妻子，更不敢向父親求助，隻能按照要求做。克格勃手裏握著底片，把米爾斯所知道的每一個秘密都榨了出來，就像擰幹一塊肥胖的海綿。米爾斯所知道的駐貝魯特外勤，克格勃也知道了。他還模糊地提到了，美國人在柏林建立了“某種新的信息來源”，但他不知道是什麽。但是這個信息來源肯定是純金打造的，從那裏來的線報隻準接收，不準問具體來源和獲取方法，這就是為什麽表現平平的貝魯特情報站最近忽然活躍了起來。
所以，其實是第二件事觸發了第一件事，然後導致了第三件事。克格勃把“某種新的信息來源”這個信息轉告柏林，同時也誠實告知，這是一個西方情報人員受壓下提供的線報，不排除他是為了脫身而隨口編造的。無論如何，“赫爾曼先生”不需要思考很久，就重新把目光投向此前不太在意的雷達站，他需要問一個問題，因此借用萊納的手，把一張借書卡放進奧林匹克體育館，一個小小的信號，給明白這個信號的人。就像對著漆黑的海麵舉起一盞燈，隻有原本就在留心觀察的船才能看見。
安德烈對地鼠身份的設想盡管符合邏輯，但全都錯了。地鼠和“赫爾曼先生”的關係並不“符合邏輯”。他既不是使館雇員，也不領軍情六處的薪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軍少尉列夫·科瓦楚克，這個姓氏本身就帶著喀爾巴阡山脈的迴響。科瓦楚克少尉家在倫敦近郊——就在斯勞，準確來說——但他的出生地是烏克蘭，戰前在莫斯科讀中學，戰爭爆發後投奔在倫敦開洗衣店的親戚。科瓦楚克少年時代的同學和至交好友，是一個被所有人親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著父母從納粹德國逃過來的。
聽起來耳熟嗎？
科瓦楚克少尉是駐柏林空軍的一員，但柏林封鎖已經過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戰機對峙的大戲。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兼職俄語翻譯，和蘇聯事務顧問。他對莫斯科和東柏林總是心懷同情，前者承載著少年時代的甜美迴憶，後者是對好友的一種情感溢出。“米卡”時不時會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時候會迴答，大多數時候不。要是被拒絕了，“米卡”也並不堅持，比起政治，他們更珍惜友誼。
就在安德烈去圖書館的同一天，離關門時間隻剩三十分鍾的時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進去，從同一個戴著眼鏡的圖書館員身邊路過，徑直走向童書區，取下第一個書架上唯一一本標題裏有“兔子”這個單詞的書，翻到29頁，裏麵夾著一張紙條，用藍色蠟筆寫的，“獾在收音機上聽什麽？”
意思是美國人的雷達站在監聽什麽。科瓦楚克少尉並不確切知道，也並不知道隧道的事。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動處討論要設計怎樣的假文件送給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時候，也邀請了這位烏克蘭裔空軍少尉，希望他幫忙分析蘇聯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說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德國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親愛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個信息來源，是英國人放的毒餌，但很遺憾，科瓦楚克並不知道更多細節，甚至不知道這個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鋼筆在紙條上寫下一句話，夾進書裏，放迴原處，離開了圖書館，此時離閉館還剩二十分鍾。天黑得很快，雨雲吞沒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許要下一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