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柏林，情報既值錢，又不值錢。滿街都是，字麵意義上的。牆再過九年才會建起來，輕軌和地鐵連通東西柏林，誰都能在四個占領區之間輕鬆往來。咖啡廳裏擠滿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夥，隻要付錢，他們就是英國的可靠密探，要是克格勃宣布加價，他們馬上變成蘇維埃的忠實盟友，他們也樂意為法國、波蘭、意大利和東德服務，取決於今天打開錢包的是誰。這些人賣的多數是垃圾，有時候外勤們急於湊數，會買些真假不明的閑言碎語來應付上級。安德烈就在這種地方狩獵，固定在兩個地點撒網，一個是開在美蘇占領區邊界的“科隆”咖啡店，另一個是法國占領區深處的“麻雀”咖啡店。他對待價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興趣，他想要的是人，向來都是。
其他陣營的情報官顯然也有同樣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國、美國和法國間諜的傳統領地。安德烈的蘇聯同行更偏愛“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個人來，坐在靠近廚房門的那張仿三十年代劇場招貼畫下麵看報紙。這個俄羅斯人表麵上在東柏林經營一家玻璃工藝品店，實際上是克格勃的常駐特工，工作名是“科裏亞”，軍情六處給他的綽號是“水晶”，三十三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1949年來的柏林，在這裏躲過了斯大林時代最後的風暴。這位“科裏亞”未婚，喜歡長跑，不抽煙，但是喝酒，曾經和一個捷克姑娘同居，不過在莫斯科中心的幹預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這一切，完全得益於軍情六處柏林站整理的檔案和監視報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專門為安德烈單獨設置了一個類似的文件夾，塞滿用長焦鏡頭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監視記錄，“目標早上8時進入麵包店，8時07分走出上述麵包店”，“目標常於周二17:00-19:00時出現在斯皮特馬克地鐵站附近”，諸如此類。“水晶”和安德烈幾乎從未交談，每次見麵都非常禮貌，點頭，微笑，輪流為對方的咖啡付賬，好像一對曾經親密、卻因為多年積怨而再不來往的朋友。在柏林這麽擁擠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友好共存的關係，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積在舞台下麵的炸藥。
安德烈等的人來了，一個戴貝雷帽的高個子，穿著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經很舊了，手肘處有塊補丁，盡力選了最接近原本顏色的布料，但還是很突兀。這個男人並沒有走進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過，站了兩三分鍾，抽完了一支煙，到路對麵的報攤去買了一份《新德國》，走了。這是可以見麵的信號。安德烈等了五分鍾，結賬離開，科裏亞坐在原處沒動，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蹤他，當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遠都有尾巴，這無所謂，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貝雷帽的人大步走進地鐵站，安德烈走向輕軌。他們會在火車總站見麵，要是蘇聯人還跟著，那就下來，步行到波茨坦廣場。如果戴貝雷帽的人手上的報紙不見了，這意味著他認為情況過於危險，會麵取消。
兩人夾在稀疏的旅客裏，前後走出火車站，戴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夾著卷起的報紙，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見。安德烈慢慢穿過車站前的廣場，那裏空曠荒蕪，零零碎碎散落著用途不明的壕溝和草率補上的彈坑，水泥已經開裂凹陷，中間有一汪肮髒的積水，濕漉漉的車轍在泥裏互相交錯。七年前，盟軍的b-17轟炸機曾經從這裏飛過，擲下燃燒彈。安德烈抬起頭，雙手插在口袋裏，盯著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過的人們不停投來疑惑的目光，才繼續往前走。
河邊丟棄著更多磚塊和折彎的鋼筋，在勝利日前後的混亂裏，為了快速給車隊開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礫鏟到一邊了事，它們就這麽留在原處，被野草覆蓋，無人負責。戴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張存活的長椅上看報紙，安德烈在他旁邊坐下，看著河水輕輕拍打淤泥。對岸有個母親推著嬰兒車慢慢走過，綁在把手上的藍色緞帶隨風搖擺。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嗎？漢斯暴露了。”
安德烈閉上眼睛，數了兩秒，再睜開。可以預見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會反複被問類似的問題。這位名叫君特的線人在斯塔西工作，能從不止一個途徑打聽到小山羊的死訊，沒必要撒謊，“是的，但是——”
“我不幹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覺，君特，但讓我們先——”
“我退出，就這樣。我同意幫你的時候就說過了，我隻想賺點外快，沒打算挨子彈。”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樣震驚，也很難過，不如休息兩個星期，我們再談下一步。”
“沒有下一步。我本來不應該再和你見麵的。”他按了按帽子，盡管風並不大，“聽著，我挺喜歡你的，也不討厭英國人。我隻是不能繼續冒險了，我妻子下個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嗎？你們不見得會替我照顧她。”
他是對的，所以安德烈沒有說話。過了五分鍾，焦灼不安的斯塔西軍官站了起來，急著離開。安德烈輕輕叫了一聲他的名字，對方站住了，可能已經猜到情報官想問什麽，這個問題從兩人見麵開始就一直懸在半空中，現在是掉下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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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是誰對漢斯下手的嗎？就算隻是猜的，也請告訴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強烈苦味的什麽東西，但礙於禮貌不能吐出來。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麵，再看了看河水，這才把目光轉向安德烈：“我不敢說我確切知道，但我有種感覺。”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覺。”
“來了個新人，在上麵。”君特告訴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揮部設在那裏似的，“三十四歲，或者三十五歲，比我年輕，德國人，不過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剛從莫斯科迴國，‘在那邊讀書’，聽說是這樣。像個幽靈，至今還沒人和他說過話，辦公室總是關著門。他的命令都是深夜發的，讓我們去這個或那個地方逮捕‘帝國主義間諜’，十次裏有九次能抓到。我絕對不相信他能從鎖著的房間裏推測出這一切，我認為他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裏’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也沒有名字嗎？”
“他讓別人叫他‘赫爾曼先生’，應該不是真名。”
“還有什麽值得關注的事嗎？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皺起眉，思索了一會，搖搖頭。
“謝謝你，君特。”
德國人點點頭，沒有道別就走了。報紙留在長椅上，頁邊還有手指摸出來的汗漬。安德烈一動不動地坐在原處，雙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視著河水。情報網坍塌起來就像骨牌，一小塊倒下就能引發連鎖反應。君特是他在斯塔西裏麵的最後一雙眼睛，盡管不在高位，但在預警突擊搜查的時候很有用。誰是這個深夜裏開槍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爾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沒人見過，像個幽靈？
河對岸的母親折返了，走得比剛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線，誰說得清楚呢？柏林到處都是窺視的眼睛。他起身離開，邊走邊小聲哼唱《空中騎士》(*注01)，手指在褲腿上打節拍。他焦慮的時候總是這樣。
——
安德烈剛來柏林的時候，這地方是個廢墟，各種意義上都是。戰前建立的情報網已經不存在，線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蹤不明。軍情六處搬進了奧林匹克體育館，中情局悄悄占據了弗倫街的一棟紅磚建築。而克格勃——當時還叫內務部——早就在卡爾斯霍特安營紮寨。英國人還在慢吞吞地修複碎裂的窗戶和被彈片擊穿的屋頂，克格勃已經耐心地織好了龐大的情報蛛網。
公平而論，五十年代不是軍情六處狀態最好的時候。戰爭剛剛結束，倫敦虛弱又吝嗇，每個便士都要拿去潤滑生鏽的財政齒輪，喂養間諜花費不菲，戰時英雄們也厭倦了這種見不得光的遊戲，要不就去更體麵的部門另謀高就，要不就迴到鄉間大宅一心一意養馬。總部的氣氛就像散場之後的劇院後台，音樂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關燈。
可是鐵幕的交響曲還在繼續，每分鍾都變得更響亮，大號和定音鼓是紅軍，小提琴和鋼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題旋律。美國人也登場了，隻帶了吉他，格格不入，還比任何人都吵鬧。舞台中央再也沒有英國的位置，可憐的島嶼被擠到邊緣，時不時敲一下三角鐵。法國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樂在聚光燈外大聲抱怨，也許有人聽，也許沒有。
按照這個比喻說下去，柏林應該是什麽？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燈光都打在上麵，太多燈光了，觀眾甚至看不清樂隊，樂隊也看不清對方，盡管他們都努力眯著眼窺視對麵的樂譜。我們總是懷疑對麵偷偷運來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確定，隻好在幕後悄悄打探，同時極力否認自己在偷窺。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爾打到台前，觀眾也許會鼓掌，也許大聲喝倒彩，雙方都練出了厚臉皮。
不難想象軍情六處為什麽看上安德烈，一個服役超過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語足夠好，可以應付這個被擊敗的敵國首都。他平日被關在空軍基地裏，偶爾在上級軍官監督下到市區裏架設電線。因為反複被情報部門借走當翻譯，軍官們決定讓他留在那裏。安德烈很快當起了信差，脫掉軍隊製服，換上舊襯衫和不合身的長褲，打扮得像個柏林人，在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裏鑽來鑽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個線人，是個在地下酒吧認識的波蘭飛行員，兩個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為心裏針對俄羅斯的仇恨找一個出口。他仔細向安德烈解釋蘇聯戰機的編隊和唿號，定期送來中隊調動安排，手寫的，整齊又詳細。安德烈這時候才開始學外勤該有的“技藝”，怎樣在通訊被監聽的情況下和線人溝通，怎樣使用死信箱，怎樣藏匿縮微膠片，諸如此類。他和波蘭人選定蘇聯占領區裏的一座穹頂坍塌的教堂做接頭地點，裏麵散落著布滿彈孔的巨大石磚和燒焦的木頭。波蘭飛行員會把緊緊卷起的紙條塞進石板的縫隙裏，那塊石板上壓著倒塌的柱子，看似無法移動，實際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進半隻手掌的縫隙。安德烈拿走紙條，留下鈔票，美元，不是德國馬克。
1950年1月20日，波蘭飛行員返迴華沙，再也聯係不上。安德烈預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該繼續留在德國，但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掃開了官僚主義的障礙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讓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過了二十八歲生日，禮物是微薄的月薪，還有大使館裏的一份新檔案，職務是“電工”，當時在柏林的情報官全都掛著虛假的職位，秘書，翻譯，記者，英文教師。畢竟，雇傭他們的軍情六處在官方文件上也並不存在。
盡管情報官都喜歡宣稱自己怎樣的人都能對付，一個特定的情報官似乎總是傾向於招來某種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長編織雲朵，所以總是引來理想主義者；另一些人善於擦出火星，於是更受到行動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澀的學者，有人專門拉攏水手和碼頭工人。安德烈喜歡把敵人拉進懷裏：斯塔西、蘇聯軍事情報局、紅軍柏林指揮部的下級軍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詐的，警惕的，和他一樣愛玩這個遊戲的。他哼著歌慢慢接近，邀請他們跳舞，悄聲細語安撫他們，用柔軟的繩索套住他們的脖子。
這裏麵，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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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國流行曲
其他陣營的情報官顯然也有同樣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國、美國和法國間諜的傳統領地。安德烈的蘇聯同行更偏愛“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個人來，坐在靠近廚房門的那張仿三十年代劇場招貼畫下麵看報紙。這個俄羅斯人表麵上在東柏林經營一家玻璃工藝品店，實際上是克格勃的常駐特工，工作名是“科裏亞”，軍情六處給他的綽號是“水晶”，三十三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1949年來的柏林，在這裏躲過了斯大林時代最後的風暴。這位“科裏亞”未婚，喜歡長跑，不抽煙，但是喝酒，曾經和一個捷克姑娘同居，不過在莫斯科中心的幹預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這一切，完全得益於軍情六處柏林站整理的檔案和監視報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專門為安德烈單獨設置了一個類似的文件夾，塞滿用長焦鏡頭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監視記錄，“目標早上8時進入麵包店，8時07分走出上述麵包店”，“目標常於周二17:00-19:00時出現在斯皮特馬克地鐵站附近”，諸如此類。“水晶”和安德烈幾乎從未交談，每次見麵都非常禮貌，點頭，微笑，輪流為對方的咖啡付賬，好像一對曾經親密、卻因為多年積怨而再不來往的朋友。在柏林這麽擁擠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友好共存的關係，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積在舞台下麵的炸藥。
安德烈等的人來了，一個戴貝雷帽的高個子，穿著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經很舊了，手肘處有塊補丁，盡力選了最接近原本顏色的布料，但還是很突兀。這個男人並沒有走進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過，站了兩三分鍾，抽完了一支煙，到路對麵的報攤去買了一份《新德國》，走了。這是可以見麵的信號。安德烈等了五分鍾，結賬離開，科裏亞坐在原處沒動，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蹤他，當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遠都有尾巴，這無所謂，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貝雷帽的人大步走進地鐵站，安德烈走向輕軌。他們會在火車總站見麵，要是蘇聯人還跟著，那就下來，步行到波茨坦廣場。如果戴貝雷帽的人手上的報紙不見了，這意味著他認為情況過於危險，會麵取消。
兩人夾在稀疏的旅客裏，前後走出火車站，戴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夾著卷起的報紙，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見。安德烈慢慢穿過車站前的廣場，那裏空曠荒蕪，零零碎碎散落著用途不明的壕溝和草率補上的彈坑，水泥已經開裂凹陷，中間有一汪肮髒的積水，濕漉漉的車轍在泥裏互相交錯。七年前，盟軍的b-17轟炸機曾經從這裏飛過，擲下燃燒彈。安德烈抬起頭，雙手插在口袋裏，盯著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過的人們不停投來疑惑的目光，才繼續往前走。
河邊丟棄著更多磚塊和折彎的鋼筋，在勝利日前後的混亂裏，為了快速給車隊開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礫鏟到一邊了事，它們就這麽留在原處，被野草覆蓋，無人負責。戴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張存活的長椅上看報紙，安德烈在他旁邊坐下，看著河水輕輕拍打淤泥。對岸有個母親推著嬰兒車慢慢走過，綁在把手上的藍色緞帶隨風搖擺。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嗎？漢斯暴露了。”
安德烈閉上眼睛，數了兩秒，再睜開。可以預見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會反複被問類似的問題。這位名叫君特的線人在斯塔西工作，能從不止一個途徑打聽到小山羊的死訊，沒必要撒謊，“是的，但是——”
“我不幹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覺，君特，但讓我們先——”
“我退出，就這樣。我同意幫你的時候就說過了，我隻想賺點外快，沒打算挨子彈。”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樣震驚，也很難過，不如休息兩個星期，我們再談下一步。”
“沒有下一步。我本來不應該再和你見麵的。”他按了按帽子，盡管風並不大，“聽著，我挺喜歡你的，也不討厭英國人。我隻是不能繼續冒險了，我妻子下個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嗎？你們不見得會替我照顧她。”
他是對的，所以安德烈沒有說話。過了五分鍾，焦灼不安的斯塔西軍官站了起來，急著離開。安德烈輕輕叫了一聲他的名字，對方站住了，可能已經猜到情報官想問什麽，這個問題從兩人見麵開始就一直懸在半空中，現在是掉下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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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是誰對漢斯下手的嗎？就算隻是猜的，也請告訴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強烈苦味的什麽東西，但礙於禮貌不能吐出來。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麵，再看了看河水，這才把目光轉向安德烈：“我不敢說我確切知道，但我有種感覺。”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覺。”
“來了個新人，在上麵。”君特告訴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揮部設在那裏似的，“三十四歲，或者三十五歲，比我年輕，德國人，不過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剛從莫斯科迴國，‘在那邊讀書’，聽說是這樣。像個幽靈，至今還沒人和他說過話，辦公室總是關著門。他的命令都是深夜發的，讓我們去這個或那個地方逮捕‘帝國主義間諜’，十次裏有九次能抓到。我絕對不相信他能從鎖著的房間裏推測出這一切，我認為他在你們或者美國人‘家裏’招攬了地鼠，而且職位不低。”
“也沒有名字嗎？”
“他讓別人叫他‘赫爾曼先生’，應該不是真名。”
“還有什麽值得關注的事嗎？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皺起眉，思索了一會，搖搖頭。
“謝謝你，君特。”
德國人點點頭，沒有道別就走了。報紙留在長椅上，頁邊還有手指摸出來的汗漬。安德烈一動不動地坐在原處，雙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視著河水。情報網坍塌起來就像骨牌，一小塊倒下就能引發連鎖反應。君特是他在斯塔西裏麵的最後一雙眼睛，盡管不在高位，但在預警突擊搜查的時候很有用。誰是這個深夜裏開槍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爾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沒人見過，像個幽靈？
河對岸的母親折返了，走得比剛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線，誰說得清楚呢？柏林到處都是窺視的眼睛。他起身離開，邊走邊小聲哼唱《空中騎士》(*注01)，手指在褲腿上打節拍。他焦慮的時候總是這樣。
——
安德烈剛來柏林的時候，這地方是個廢墟，各種意義上都是。戰前建立的情報網已經不存在，線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蹤不明。軍情六處搬進了奧林匹克體育館，中情局悄悄占據了弗倫街的一棟紅磚建築。而克格勃——當時還叫內務部——早就在卡爾斯霍特安營紮寨。英國人還在慢吞吞地修複碎裂的窗戶和被彈片擊穿的屋頂，克格勃已經耐心地織好了龐大的情報蛛網。
公平而論，五十年代不是軍情六處狀態最好的時候。戰爭剛剛結束，倫敦虛弱又吝嗇，每個便士都要拿去潤滑生鏽的財政齒輪，喂養間諜花費不菲，戰時英雄們也厭倦了這種見不得光的遊戲，要不就去更體麵的部門另謀高就，要不就迴到鄉間大宅一心一意養馬。總部的氣氛就像散場之後的劇院後台，音樂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關燈。
可是鐵幕的交響曲還在繼續，每分鍾都變得更響亮，大號和定音鼓是紅軍，小提琴和鋼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題旋律。美國人也登場了，隻帶了吉他，格格不入，還比任何人都吵鬧。舞台中央再也沒有英國的位置，可憐的島嶼被擠到邊緣，時不時敲一下三角鐵。法國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樂在聚光燈外大聲抱怨，也許有人聽，也許沒有。
按照這個比喻說下去，柏林應該是什麽？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燈光都打在上麵，太多燈光了，觀眾甚至看不清樂隊，樂隊也看不清對方，盡管他們都努力眯著眼窺視對麵的樂譜。我們總是懷疑對麵偷偷運來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確定，隻好在幕後悄悄打探，同時極力否認自己在偷窺。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爾打到台前，觀眾也許會鼓掌，也許大聲喝倒彩，雙方都練出了厚臉皮。
不難想象軍情六處為什麽看上安德烈，一個服役超過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語足夠好，可以應付這個被擊敗的敵國首都。他平日被關在空軍基地裏，偶爾在上級軍官監督下到市區裏架設電線。因為反複被情報部門借走當翻譯，軍官們決定讓他留在那裏。安德烈很快當起了信差，脫掉軍隊製服，換上舊襯衫和不合身的長褲，打扮得像個柏林人，在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裏鑽來鑽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個線人，是個在地下酒吧認識的波蘭飛行員，兩個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為心裏針對俄羅斯的仇恨找一個出口。他仔細向安德烈解釋蘇聯戰機的編隊和唿號，定期送來中隊調動安排，手寫的，整齊又詳細。安德烈這時候才開始學外勤該有的“技藝”，怎樣在通訊被監聽的情況下和線人溝通，怎樣使用死信箱，怎樣藏匿縮微膠片，諸如此類。他和波蘭人選定蘇聯占領區裏的一座穹頂坍塌的教堂做接頭地點，裏麵散落著布滿彈孔的巨大石磚和燒焦的木頭。波蘭飛行員會把緊緊卷起的紙條塞進石板的縫隙裏，那塊石板上壓著倒塌的柱子，看似無法移動，實際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進半隻手掌的縫隙。安德烈拿走紙條，留下鈔票，美元，不是德國馬克。
1950年1月20日，波蘭飛行員返迴華沙，再也聯係不上。安德烈預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該繼續留在德國，但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掃開了官僚主義的障礙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讓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過了二十八歲生日，禮物是微薄的月薪，還有大使館裏的一份新檔案，職務是“電工”，當時在柏林的情報官全都掛著虛假的職位，秘書，翻譯，記者，英文教師。畢竟，雇傭他們的軍情六處在官方文件上也並不存在。
盡管情報官都喜歡宣稱自己怎樣的人都能對付，一個特定的情報官似乎總是傾向於招來某種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長編織雲朵，所以總是引來理想主義者；另一些人善於擦出火星，於是更受到行動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澀的學者，有人專門拉攏水手和碼頭工人。安德烈喜歡把敵人拉進懷裏：斯塔西、蘇聯軍事情報局、紅軍柏林指揮部的下級軍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詐的，警惕的，和他一樣愛玩這個遊戲的。他哼著歌慢慢接近，邀請他們跳舞，悄聲細語安撫他們，用柔軟的繩索套住他們的脖子。
這裏麵，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個例外。
※※※※※※※※※※※※※※※※※※※※
注1: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國流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