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林警察帶他去看屍體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法醫正要迴家，這個倒黴鬼是在下班前被攔住，拎到現場去做檢查的，又累又暴躁，不想多說話。時間是淩晨4點47分，當值的警官非常負責任，再小的疑點都記下來，從不弄丟證據，也許這就是為什麽他多年來都升不上去。可惜他沒有記下安德烈看見被害人的時候說了什麽，應該是“唉”。麵對死去的外勤、折斷的鉛筆尖、核災難和過路汽車濺起的髒水，安德烈都會統一評價“唉”。比起災禍，他更怕麻煩。
年輕的死者總共中了兩槍，第一槍在後頸，第二槍在腦後，近距離射擊，子彈的射出傷口如此大，鼻子以下成了一團摻雜碎骨的血肉，已經難以辨認樣貌。染血的衣物都被脫下來了，陳列在一邊，口袋裏的東西也被警官掏了出來，一一記錄在案。粗呢外套左口袋，打了孔的電車票一張，右側衣袋有些煙絲碎末，一盒火柴；褲袋，左邊有錢包，夾著四張鈔票，右邊空著。屍體的雙手都沒有飾品，也沒有戒指或手表留下的痕跡。鞋是東德工人常穿的那種，深棕色，汙漬斑斑，鞋底結了一層泥殼，好像他在淤泥裏跋涉過。
“是你的人嗎？”警察問。他是個從各方麵來說都長得很方正的中年人，額頭因為出汗而在燈泡下發亮。
“是我的人。”安德烈繞到屍體另一邊，彎腰審視子彈穿出脖子造成的巨大創口，離得有點近了，警官不由得皺起鼻子。
“你的人叫什麽名字？”
“沒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簷，向門口走去。那個柏林警察兩步跨過來，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裏？”
“迴家喝酒，睡覺。你指望我留在這裏主持彌撒嗎？”
“去你的迴家喝酒，我不管你認識上麵什麽人，有個死人出現在我的轄區裏，你不能隨便敷衍我。”
“我當然能。”安德烈溫和地迴答，側過身，讓對方的手從肩膀上滑下去，“謝謝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時間。”
沒人攔住他。安德烈推開門，走下短短幾級樓梯，點了支煙。五點鍾了，天還是沒亮，路燈卻熄滅了。教堂的鍾聲像漆黑的瀝青，順著鍾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腳步，像是怕踩到這些緩慢流動的低沉聲音。稍早前下過雨，凹凸不平的馬路布滿水坑。他鑽進小巷裏，往東走了一段，從另一條散發著下水道氣味的小路繞迴來，往法國占領區邊界走去，過了幾分鍾，又換了個方向，假裝停下來係鞋帶，借助旁邊的商店櫥窗觀察空蕩蕩的街道，沒有動靜。蘇聯人把這叫作“幹洗完畢”，用美國人的話來說，他已經“黑了”，沒人跟蹤他。
一家麵包店亮起了燈，向那點光亮走去，潛入陰影裏，推開一扇木門，走上彎曲的樓梯。樓梯間上方亮著一盞積塵的燈泡，左右兩邊各有一扇門，木頭做的，隻安裝了一個鎖，普通人家的大門。他摸出鑰匙，打開左邊的那扇，輕手輕腳溜了進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死去的男孩們“打掃”，熟練並不等同於心裏好受。安德烈從大衣口袋裏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條不紊地檢查了小公寓的每個角落，首先取走護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據，再檢查床墊下麵、衣櫃後麵和浴室櫥櫃。這頭小山羊生前不愛閱讀，整間公寓裏就丟著一本沾了咖啡漬的小說，封麵蓋著圖書館的印章，粘在末頁的借閱記錄表明，這本書早在七個月前就該歸還了。安德烈仔細地翻了一遍書本，確保裏麵沒有任何引人警覺的蛛絲馬跡。窗台的盆栽下麵壓著一張發黃變皺的明信片，沒有郵戳，背麵塗著些意義不明的數字和賽馬術語，那是羊群和倫敦溝通用的密碼。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團，塞進大衣口袋裏。等蘇聯人派斯塔西獵狗偷偷摸摸嗅到這裏來的時候，除了櫥櫃裏的半盒發黴的餅幹，什麽有用的東西都不會找到。
沒人看見他下樓。麵包店開了一扇小氣窗，飄散出暖乎乎的黃油香味。證件和紙張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並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輕飄飄的，無足輕重，小得足以放進口袋。他到河邊去燒掉這一切，用手掌護著火柴，點燃在清晨的寒風裏顫抖的薄紙。河流在不遠處竊竊私語，拍打開裂的石階，火焰從下往上卷起，啃噬層層疊疊的紙張，燒盡了姓名和年月之後就衰弱下去，熄滅。他摘下帽子，低頭在那裏站了一會兒，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遠處傳來水鳥撲翅的微弱聲音，鳥兒貼著水麵滑翔，沒入晨霧。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燼掃入斯普雷河，動身去找公共電話。硬幣剛好夠，安德烈撥了號碼，想象著鈴聲在倫敦的一個沉悶的辦公室裏響起，一聲，兩聲，夜班情報官連滾帶爬地從檔案櫃後麵的小行軍床上起來，衝向電話。安德烈對著話筒唿了一口氣，斟酌措辭，他會先開一個關於值夜班的玩笑，接著再講不好聽的實話：他失敗了。這就是柏林給他的禮物，失敗和死亡。
——
他很少失敗。他是三個“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不在英國本土出生的。沒人說得清楚安德烈的產地和具體品種，每個部門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論，其中一半是時隔多年後才提出的，特別行動處說他是奧地利人，戰前跟著猶太母親借道西班牙逃過來的；蘇聯司背後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個法國麵包師和一個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麵包店的地址，那棟建築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經無從考證蘇聯司的說法，再說，蘇聯司也不存在了。通訊處自始至終蒙在鼓裏，以為他是個專門擺弄竊聽器的電工。五處永遠懷疑他是蘇聯間諜，因為沒有確鑿證據，隻能小聲咕噥，不敢大聲指控。檔案室的老警衛堅稱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無奇的“詹姆”，其實是個出身臭水溝的倫敦孤兒，但沒人把警衛的話當真。他老了，一天裏有十八個小時在打瞌睡，而且大轟炸的時候被德國人的高爆彈震聾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戶爬進來也不一定聽得見，上頭純粹是出於同情才讓他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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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解釋。一，安德烈是某種遠東的異教神，天然呈現出不同的麵貌，每一張麵孔都是真的。二，這人是個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條被咬斷過尾巴的變色龍，就算在自家陣營裏，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顏色。他說英語的時候帶著口音，法語也是，德語和俄語也一樣，仿佛他從未真正屬於哪個地方，從未擁有過真正的母語。
能夠確定的是，他在戰爭爆發前就到這個負隅頑抗的小島上來了，十多歲，尚未入行，不懂得隱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腳印：海關記錄，地址注冊表，中學入學登記，體檢單。安德烈輟學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時候才十八歲，服役記錄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軍一起去了柏林，負責給基地鋪電線，這一年之後所有書麵痕跡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進入了一段長長的漆黑隧道，從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從另一頭冒出來的時候已經是軍情六處的“牧羊人”，手裏牢牢牽著東歐的羊群。
羊群是個不祥的比喻，隻有坐辦公室的蠢貨才會想出這種代號。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坐辦公室的”，和“在外麵的”，大部分問題都是前者製造的，後者被迫幫他們擦屁股。發現屍體之後的第四十七小時，坐在寬街54號五樓隔音室不甚舒適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裏轉著的也是這個念頭，像一小片茶葉，漂浮在緩慢升高的液態焦慮裏。坐辦公室的家夥都不知道羊群最終的命運是什麽嗎？
“他死了嗎？”
提問的是美國人，安德烈沒有看他，轉而審視上司的臉。特別行動處處長西奧多·霍恩斯比是個說話輕聲細氣的倫敦人，四十七歲，鬢角灰白，戴著款式老舊的玳瑁邊眼鏡，看上去更像個逆來順受的數學老師，缺乏任何能讓人聯想到“間諜”的特征。霍恩斯比參加過兩次大戰，1940年被選入新鮮創立的特別行動局(*注01)，多次帶隊空降到法國和比利時執行爆破任務。就是這隻老鳥把安德烈招募進來的，他是為數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為霍恩斯比在加入辦公室之前，也曾經是個“在外麵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領帶依然沒有鬆開的跡象。旁邊的美國人早就脫了外套，丟在會議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來的野蠻人，唿吸裏帶著濃烈的煙草味，他抽卷煙，門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黃了。
“所以？他死了嗎？”美國人又問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轉向美國人，側了側頭：“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怎樣的，但在我們這邊，被子彈打爛腦袋一般會導致死亡，麥卡倫先生。”
“確定不是搶劫？或者其他意外？”
“錢包還在。中了兩槍，先是脖子，再到後腦勺，確保他死得透徹。看起來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們就是想讓我們看出來。”
“那些狗娘養的是怎麽知道的？”
“我暫時沒法迴答這個問題，麥卡倫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搗鼓什麽呢？”
安德烈衝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條準備攻擊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嗎？”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裏的鉛筆，現在抬起頭來，衝安德烈皺起眉頭，每當他覺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時候就會這樣皺眉。美國人看起來不高興了，因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東柏林沒有可靠的線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處的人脈。表麵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平起平坐，但這種“特殊關係”正在逐漸變質，舊世界早已破產，新大陸則是有錢的表弟。
“先想想怎麽補救。”霍恩斯比一整晚隻說了五句話，這是第五句，“有沒有‘相關人士’需要打發？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個弟弟，不怎麽來往，應該不是問題。”
“我們還有別的信息來源可以替換嗎？”
“這可不是換輪胎，一個壞了就拿個新的上去。我需要從零開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不知道要多久’。”美國人嘲諷地重複了一遍，安德烈假裝聽不見。沒有人再說話，寂靜緩慢膨脹，頂著隔音室的四麵厚重牆壁。美國人身後一塊裝飾板破了一角，露出底下用於阻斷無線電的鉛板和鐵網。這些木質飾板本來是要模仿鄉村俱樂部，給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氣氛的，可惜損壞速度比想象中快，現在看來隻剩欲蓋彌彰的荒謬。
“他說得對，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開口，用手裏的鉛筆輕輕敲打桌麵，“迴去睡一會，明天休息一天，後天迴柏林，著手招募新線人，‘秒表’計劃啟動之前我們一定得在東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動處處長轉向美國人，後者點點頭，看起來不打算補充什麽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離開，椅腿嘎吱刮過地麵。美國人用指節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腳步，迴過頭，沒有掩飾自己的不耐煩。
“順便找出是誰幹掉了我們的人，知道嗎，德國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裏，什麽都不能開始。”
安德烈沒有理會那個錯誤的蔑稱，離開了隔音室，放棄了嘎嘎作響的舊電梯，走樓梯下去。外麵在下雨，夜班警衛替他推開門的時候，浸透水汽的冷風擦過臉頰。他走過了一條街，離總部足夠遠，才著手捕捉行蹤飄忽的倫敦計程車。快淩晨一點了，路燈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長，兩個醉漢互相攙扶著走了過去，撞上垃圾桶，兩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濕的水泥路上，對著夜空咒罵。安德烈移開目光。
一輛黑色計程車竄過前一個街口，沒看見他高高揚起的手臂。這位剛從郊野裏跋涉迴來的牧羊人歎了口氣，壓低帽簷，設法躲開無孔不入的雨滴，雙手插進大衣口袋裏，背對著聖詹姆斯公園，沿著冷風颼颼的街道向東南走去，天亮之前他應該能到家，終於能喝上那杯從柏林的停屍房就開始渴望著的威士忌了。
——
你已經發現了，直到這裏我都叫他安德烈，盡管這不是他的真名。我習慣了這個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認識的時候，他用的就是這個名字，在他的許多麵孔裏，這是他選擇向我展示的第一個側麵，第一印象總是很難改變的。在這個故事裏，我還是繼續把這位短暫到訪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這也是你的故事，畢竟你很快會成為我，而我是他，最終，我希望，你也會變成他。
※※※※※※※※※※※※※※※※※※※※
注1: 二戰早期由丘吉爾創立，就是後來的軍情六處，“軍情六處”這個名字是sis眾多名字中的一個，也是最廣為人知的，直到今天還在用。
年輕的死者總共中了兩槍，第一槍在後頸，第二槍在腦後，近距離射擊，子彈的射出傷口如此大，鼻子以下成了一團摻雜碎骨的血肉，已經難以辨認樣貌。染血的衣物都被脫下來了，陳列在一邊，口袋裏的東西也被警官掏了出來，一一記錄在案。粗呢外套左口袋，打了孔的電車票一張，右側衣袋有些煙絲碎末，一盒火柴；褲袋，左邊有錢包，夾著四張鈔票，右邊空著。屍體的雙手都沒有飾品，也沒有戒指或手表留下的痕跡。鞋是東德工人常穿的那種，深棕色，汙漬斑斑，鞋底結了一層泥殼，好像他在淤泥裏跋涉過。
“是你的人嗎？”警察問。他是個從各方麵來說都長得很方正的中年人，額頭因為出汗而在燈泡下發亮。
“是我的人。”安德烈繞到屍體另一邊，彎腰審視子彈穿出脖子造成的巨大創口，離得有點近了，警官不由得皺起鼻子。
“你的人叫什麽名字？”
“沒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簷，向門口走去。那個柏林警察兩步跨過來，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裏？”
“迴家喝酒，睡覺。你指望我留在這裏主持彌撒嗎？”
“去你的迴家喝酒，我不管你認識上麵什麽人，有個死人出現在我的轄區裏，你不能隨便敷衍我。”
“我當然能。”安德烈溫和地迴答，側過身，讓對方的手從肩膀上滑下去，“謝謝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時間。”
沒人攔住他。安德烈推開門，走下短短幾級樓梯，點了支煙。五點鍾了，天還是沒亮，路燈卻熄滅了。教堂的鍾聲像漆黑的瀝青，順著鍾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腳步，像是怕踩到這些緩慢流動的低沉聲音。稍早前下過雨，凹凸不平的馬路布滿水坑。他鑽進小巷裏，往東走了一段，從另一條散發著下水道氣味的小路繞迴來，往法國占領區邊界走去，過了幾分鍾，又換了個方向，假裝停下來係鞋帶，借助旁邊的商店櫥窗觀察空蕩蕩的街道，沒有動靜。蘇聯人把這叫作“幹洗完畢”，用美國人的話來說，他已經“黑了”，沒人跟蹤他。
一家麵包店亮起了燈，向那點光亮走去，潛入陰影裏，推開一扇木門，走上彎曲的樓梯。樓梯間上方亮著一盞積塵的燈泡，左右兩邊各有一扇門，木頭做的，隻安裝了一個鎖，普通人家的大門。他摸出鑰匙，打開左邊的那扇，輕手輕腳溜了進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為死去的男孩們“打掃”，熟練並不等同於心裏好受。安德烈從大衣口袋裏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條不紊地檢查了小公寓的每個角落，首先取走護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據，再檢查床墊下麵、衣櫃後麵和浴室櫥櫃。這頭小山羊生前不愛閱讀，整間公寓裏就丟著一本沾了咖啡漬的小說，封麵蓋著圖書館的印章，粘在末頁的借閱記錄表明，這本書早在七個月前就該歸還了。安德烈仔細地翻了一遍書本，確保裏麵沒有任何引人警覺的蛛絲馬跡。窗台的盆栽下麵壓著一張發黃變皺的明信片，沒有郵戳，背麵塗著些意義不明的數字和賽馬術語，那是羊群和倫敦溝通用的密碼。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團，塞進大衣口袋裏。等蘇聯人派斯塔西獵狗偷偷摸摸嗅到這裏來的時候，除了櫥櫃裏的半盒發黴的餅幹，什麽有用的東西都不會找到。
沒人看見他下樓。麵包店開了一扇小氣窗，飄散出暖乎乎的黃油香味。證件和紙張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並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輕飄飄的，無足輕重，小得足以放進口袋。他到河邊去燒掉這一切，用手掌護著火柴，點燃在清晨的寒風裏顫抖的薄紙。河流在不遠處竊竊私語，拍打開裂的石階，火焰從下往上卷起，啃噬層層疊疊的紙張，燒盡了姓名和年月之後就衰弱下去，熄滅。他摘下帽子，低頭在那裏站了一會兒，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遠處傳來水鳥撲翅的微弱聲音，鳥兒貼著水麵滑翔，沒入晨霧。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燼掃入斯普雷河，動身去找公共電話。硬幣剛好夠，安德烈撥了號碼，想象著鈴聲在倫敦的一個沉悶的辦公室裏響起，一聲，兩聲，夜班情報官連滾帶爬地從檔案櫃後麵的小行軍床上起來，衝向電話。安德烈對著話筒唿了一口氣，斟酌措辭，他會先開一個關於值夜班的玩笑，接著再講不好聽的實話：他失敗了。這就是柏林給他的禮物，失敗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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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失敗。他是三個“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不在英國本土出生的。沒人說得清楚安德烈的產地和具體品種，每個部門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論，其中一半是時隔多年後才提出的，特別行動處說他是奧地利人，戰前跟著猶太母親借道西班牙逃過來的；蘇聯司背後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個法國麵包師和一個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麵包店的地址，那棟建築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經無從考證蘇聯司的說法，再說，蘇聯司也不存在了。通訊處自始至終蒙在鼓裏，以為他是個專門擺弄竊聽器的電工。五處永遠懷疑他是蘇聯間諜，因為沒有確鑿證據，隻能小聲咕噥，不敢大聲指控。檔案室的老警衛堅稱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無奇的“詹姆”，其實是個出身臭水溝的倫敦孤兒，但沒人把警衛的話當真。他老了，一天裏有十八個小時在打瞌睡，而且大轟炸的時候被德國人的高爆彈震聾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戶爬進來也不一定聽得見，上頭純粹是出於同情才讓他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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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解釋。一，安德烈是某種遠東的異教神，天然呈現出不同的麵貌，每一張麵孔都是真的。二，這人是個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條被咬斷過尾巴的變色龍，就算在自家陣營裏，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顏色。他說英語的時候帶著口音，法語也是，德語和俄語也一樣，仿佛他從未真正屬於哪個地方，從未擁有過真正的母語。
能夠確定的是，他在戰爭爆發前就到這個負隅頑抗的小島上來了，十多歲，尚未入行，不懂得隱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腳印：海關記錄，地址注冊表，中學入學登記，體檢單。安德烈輟學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時候才十八歲，服役記錄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軍一起去了柏林，負責給基地鋪電線，這一年之後所有書麵痕跡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進入了一段長長的漆黑隧道，從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從另一頭冒出來的時候已經是軍情六處的“牧羊人”，手裏牢牢牽著東歐的羊群。
羊群是個不祥的比喻，隻有坐辦公室的蠢貨才會想出這種代號。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兩個部分，“坐辦公室的”，和“在外麵的”，大部分問題都是前者製造的，後者被迫幫他們擦屁股。發現屍體之後的第四十七小時，坐在寬街54號五樓隔音室不甚舒適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裏轉著的也是這個念頭，像一小片茶葉，漂浮在緩慢升高的液態焦慮裏。坐辦公室的家夥都不知道羊群最終的命運是什麽嗎？
“他死了嗎？”
提問的是美國人，安德烈沒有看他，轉而審視上司的臉。特別行動處處長西奧多·霍恩斯比是個說話輕聲細氣的倫敦人，四十七歲，鬢角灰白，戴著款式老舊的玳瑁邊眼鏡，看上去更像個逆來順受的數學老師，缺乏任何能讓人聯想到“間諜”的特征。霍恩斯比參加過兩次大戰，1940年被選入新鮮創立的特別行動局(*注01)，多次帶隊空降到法國和比利時執行爆破任務。就是這隻老鳥把安德烈招募進來的，他是為數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為霍恩斯比在加入辦公室之前，也曾經是個“在外麵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領帶依然沒有鬆開的跡象。旁邊的美國人早就脫了外套，丟在會議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來的野蠻人，唿吸裏帶著濃烈的煙草味，他抽卷煙，門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黃了。
“所以？他死了嗎？”美國人又問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轉向美國人，側了側頭：“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怎樣的，但在我們這邊，被子彈打爛腦袋一般會導致死亡，麥卡倫先生。”
“確定不是搶劫？或者其他意外？”
“錢包還在。中了兩槍，先是脖子，再到後腦勺，確保他死得透徹。看起來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們就是想讓我們看出來。”
“那些狗娘養的是怎麽知道的？”
“我暫時沒法迴答這個問題，麥卡倫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搗鼓什麽呢？”
安德烈衝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條準備攻擊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嗎？”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裏的鉛筆，現在抬起頭來，衝安德烈皺起眉頭，每當他覺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時候就會這樣皺眉。美國人看起來不高興了，因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東柏林沒有可靠的線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處的人脈。表麵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平起平坐，但這種“特殊關係”正在逐漸變質，舊世界早已破產，新大陸則是有錢的表弟。
“先想想怎麽補救。”霍恩斯比一整晚隻說了五句話，這是第五句，“有沒有‘相關人士’需要打發？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個弟弟，不怎麽來往，應該不是問題。”
“我們還有別的信息來源可以替換嗎？”
“這可不是換輪胎，一個壞了就拿個新的上去。我需要從零開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不知道要多久’。”美國人嘲諷地重複了一遍，安德烈假裝聽不見。沒有人再說話，寂靜緩慢膨脹，頂著隔音室的四麵厚重牆壁。美國人身後一塊裝飾板破了一角，露出底下用於阻斷無線電的鉛板和鐵網。這些木質飾板本來是要模仿鄉村俱樂部，給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氣氛的，可惜損壞速度比想象中快，現在看來隻剩欲蓋彌彰的荒謬。
“他說得對，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開口，用手裏的鉛筆輕輕敲打桌麵，“迴去睡一會，明天休息一天，後天迴柏林，著手招募新線人，‘秒表’計劃啟動之前我們一定得在東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動處處長轉向美國人，後者點點頭，看起來不打算補充什麽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離開，椅腿嘎吱刮過地麵。美國人用指節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腳步，迴過頭，沒有掩飾自己的不耐煩。
“順便找出是誰幹掉了我們的人，知道嗎，德國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裏，什麽都不能開始。”
安德烈沒有理會那個錯誤的蔑稱，離開了隔音室，放棄了嘎嘎作響的舊電梯，走樓梯下去。外麵在下雨，夜班警衛替他推開門的時候，浸透水汽的冷風擦過臉頰。他走過了一條街，離總部足夠遠，才著手捕捉行蹤飄忽的倫敦計程車。快淩晨一點了，路燈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長，兩個醉漢互相攙扶著走了過去，撞上垃圾桶，兩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濕的水泥路上，對著夜空咒罵。安德烈移開目光。
一輛黑色計程車竄過前一個街口，沒看見他高高揚起的手臂。這位剛從郊野裏跋涉迴來的牧羊人歎了口氣，壓低帽簷，設法躲開無孔不入的雨滴，雙手插進大衣口袋裏，背對著聖詹姆斯公園，沿著冷風颼颼的街道向東南走去，天亮之前他應該能到家，終於能喝上那杯從柏林的停屍房就開始渴望著的威士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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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發現了，直到這裏我都叫他安德烈，盡管這不是他的真名。我習慣了這個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認識的時候，他用的就是這個名字，在他的許多麵孔裏，這是他選擇向我展示的第一個側麵，第一印象總是很難改變的。在這個故事裏，我還是繼續把這位短暫到訪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這也是你的故事，畢竟你很快會成為我，而我是他，最終，我希望，你也會變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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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二戰早期由丘吉爾創立，就是後來的軍情六處，“軍情六處”這個名字是sis眾多名字中的一個，也是最廣為人知的，直到今天還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