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迴到北京，離東北近了，與姥爺接觸多了起來。加上我在部隊曾做過無線電報務員，和姥爺過去曾是同行，因此共同語言也格外多些，日久天長，我對姥爺有了更多了解。
投身抗日
姥爺1911年出生在瀋陽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雖不富裕，還算殷實，兄妹5人均受到過良好教育。
16歲那年，受父母之命，經媒妁之言與比他大一歲的姥姥結婚。聽姥爺說，結婚前，在雙方家長策劃下，曾在瀋陽中街的一家雜貨店裏“偶遇”過一迴，遠遠地“瞄”了姥姥一眼，長得咋樣也沒怎麽看清楚，成親那天不免有些忐忑。進洞房後掀開姥姥的蓋頭，隻覺眼前一亮，哎呀！長得還挺漂亮。
18歲那年，姥爺從瀋陽電報學校畢業就業於瀋陽電報局做國際電報報務員，郵電局屬國家公務員係列，每月工資80塊現大洋。按當時的物價，生活絕對是溫飽有餘。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在不做亡國奴的思想驅使下，姥爺毅然攜家眷（姥姥、母親、）離開瀋陽赴天津，在天津電報局任打字員、無線電報務員。
1937年“七七”事變，天津也淪陷了。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電報局停業並決定：職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職；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業復職。
根據這一規定，姥爺屬停薪留職一類。但他既不能迴日本占領下的東北老家，這有違當初逃離瀋陽的初衷，又不能繼續留在正淪為日本人統治的天津。為了尋找生計，隻能將姥姥、母親、舅舅寄放在瀋陽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漢口交通部要求復職。臨別時與姥姥約定：“打不倒日本我不迴家，打倒日本要飯也要迴家！”滿懷生離死別的悲憤，姥爺乘船離津繞道香港，經廣州抵達漢口，並獲準在漢口電報局國際電台工作。
在當時的形勢下，漢口本應呈現一片同仇敵愾積極抗日的景象。但戰時的武漢燈紅酒綠，到處可見國民黨的腐敗和消極抗日。所幸姥爺有讀書看報的習慣，他從《新華日報》上經常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抗日救亡活動的消息，同時從三聯書店的進步書刊中得到啟迪。姥爺不僅萌生而且堅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確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時恰逢西安電報局要報務員，姥爺便申請到西安電報局工作。在國共合作期間，西安設有八路軍辦事處和東北救亡總會。由於這些機構的合法存在和活動，西安街頭到處可見抗日救亡的標語，這就更堅定了姥爺去延安的信念和決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各界愛國人士和熱血青年嚮往的革命聖地。但當時從國民黨統治區去延安參加革命並非一件易事，要衝破重重險阻，須經受重重考驗。
根據當時規定，電報局的報務員即視為國家公務員，若擅離職守即是非法行為，何況是去投奔共產黨。因此首先必須取得合法手續離開電報局，惟一的選擇就是請病假獲準離開。
其次，去延安參加革命還需要相當單位的介紹。姥爺是經過“西安東北救亡總會”介紹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但如何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繫辦理去延安的手續還是一大難關。雖然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八路軍辦事處駐地周圍遍布國民黨的特務，必須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會被跟蹤和綁架。
從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難關。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國民黨阻斷，去延安隻有徒步而行，800裏路程要走十幾天。不僅如此，由於去延安途徑的大小縣城、村鎮都有國民黨軍特駐守，對去延安人員倍加注意，時有綁架發生。因此隻能躲開城鎮一路繞行，食宿在偏遠的鄉下，這對於城市青年來說也是一次磨練和考驗。姥爺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了他們，毛主席說，……你們來延安參加革命要學會三件事。第一件你們已經做到了，你們步行800裏走到延安來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你們還要學會開荒種地；也要學會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我黨在延安建立了抗日軍政大學並在敵後建立了“抗大”分校，培養造就了大批黨的幹部，成為敵後和根據地各條戰線上的骨幹力量。
姥爺是1939年4月底到達延安並進入“抗大”八隊學習，他將原名孫繼述改為孫辛，3個月後提前結業調到抗大直屬二隊（即“東幹隊”）學習。
“東幹隊”全稱為“東北幹部工作隊”，隊長是張學思同誌（張學良的胞弟，建國後曾任海軍參謀長），副隊長是高存信同誌（東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國後曾任軍委炮兵副司令）和羅文同誌。學員大部分是來自東北軍的中下級軍人和原東北大學的流亡學生，這些人是我黨為收復東北儲備的骨幹。在技術幹部裏隻有姥爺是做電信工作的，還有兩名醫生和4名朝鮮同誌。
“抗大”的學習雖是短期的，但相當緊張，除講授軍政一般理論外，還有哲學、聯共（布）黨史等馬列主義基礎課。講課的教員都是些知名學者和中央領導同誌，有時還能聽到毛主席在大會上的講話和周副主席關於國際國內的形勢報告。
“抗大”的學習和生活是比較艱苦的。窯洞是宿舍，露天為課堂，每人一個小馬紮既是課桌又是坐凳，上課開會隨身攜帶。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錢，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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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抗日
姥爺1911年出生在瀋陽市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雖不富裕，還算殷實，兄妹5人均受到過良好教育。
16歲那年，受父母之命，經媒妁之言與比他大一歲的姥姥結婚。聽姥爺說，結婚前，在雙方家長策劃下，曾在瀋陽中街的一家雜貨店裏“偶遇”過一迴，遠遠地“瞄”了姥姥一眼，長得咋樣也沒怎麽看清楚，成親那天不免有些忐忑。進洞房後掀開姥姥的蓋頭，隻覺眼前一亮，哎呀！長得還挺漂亮。
18歲那年，姥爺從瀋陽電報學校畢業就業於瀋陽電報局做國際電報報務員，郵電局屬國家公務員係列，每月工資80塊現大洋。按當時的物價，生活絕對是溫飽有餘。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在不做亡國奴的思想驅使下，姥爺毅然攜家眷（姥姥、母親、）離開瀋陽赴天津，在天津電報局任打字員、無線電報務員。
1937年“七七”事變，天津也淪陷了。當時的國民政府交通部命令天津電報局停業並決定：職工家在北方的一律停薪留職；家在南方的可去南方各局就業復職。
根據這一規定，姥爺屬停薪留職一類。但他既不能迴日本占領下的東北老家，這有違當初逃離瀋陽的初衷，又不能繼續留在正淪為日本人統治的天津。為了尋找生計，隻能將姥姥、母親、舅舅寄放在瀋陽的大哥家，孑然一身投奔漢口交通部要求復職。臨別時與姥姥約定：“打不倒日本我不迴家，打倒日本要飯也要迴家！”滿懷生離死別的悲憤，姥爺乘船離津繞道香港，經廣州抵達漢口，並獲準在漢口電報局國際電台工作。
在當時的形勢下，漢口本應呈現一片同仇敵愾積極抗日的景象。但戰時的武漢燈紅酒綠，到處可見國民黨的腐敗和消極抗日。所幸姥爺有讀書看報的習慣，他從《新華日報》上經常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抗日救亡活動的消息，同時從三聯書店的進步書刊中得到啟迪。姥爺不僅萌生而且堅定了投身抗日的信念，也確定了投奔革命的方向，到延安去！
此時恰逢西安電報局要報務員，姥爺便申請到西安電報局工作。在國共合作期間，西安設有八路軍辦事處和東北救亡總會。由於這些機構的合法存在和活動，西安街頭到處可見抗日救亡的標語，這就更堅定了姥爺去延安的信念和決心。
去延安
延安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各界愛國人士和熱血青年嚮往的革命聖地。但當時從國民黨統治區去延安參加革命並非一件易事，要衝破重重險阻，須經受重重考驗。
根據當時規定，電報局的報務員即視為國家公務員，若擅離職守即是非法行為，何況是去投奔共產黨。因此首先必須取得合法手續離開電報局，惟一的選擇就是請病假獲準離開。
其次，去延安參加革命還需要相當單位的介紹。姥爺是經過“西安東北救亡總會”介紹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但如何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繫辦理去延安的手續還是一大難關。雖然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八路軍辦事處駐地周圍遍布國民黨的特務，必須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會被跟蹤和綁架。
從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難關。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國民黨阻斷，去延安隻有徒步而行，800裏路程要走十幾天。不僅如此，由於去延安途徑的大小縣城、村鎮都有國民黨軍特駐守，對去延安人員倍加注意，時有綁架發生。因此隻能躲開城鎮一路繞行，食宿在偏遠的鄉下，這對於城市青年來說也是一次磨練和考驗。姥爺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了他們，毛主席說，……你們來延安參加革命要學會三件事。第一件你們已經做到了，你們步行800裏走到延安來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你們還要學會開荒種地；也要學會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我黨在延安建立了抗日軍政大學並在敵後建立了“抗大”分校，培養造就了大批黨的幹部，成為敵後和根據地各條戰線上的骨幹力量。
姥爺是1939年4月底到達延安並進入“抗大”八隊學習，他將原名孫繼述改為孫辛，3個月後提前結業調到抗大直屬二隊（即“東幹隊”）學習。
“東幹隊”全稱為“東北幹部工作隊”，隊長是張學思同誌（張學良的胞弟，建國後曾任海軍參謀長），副隊長是高存信同誌（東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國後曾任軍委炮兵副司令）和羅文同誌。學員大部分是來自東北軍的中下級軍人和原東北大學的流亡學生，這些人是我黨為收復東北儲備的骨幹。在技術幹部裏隻有姥爺是做電信工作的，還有兩名醫生和4名朝鮮同誌。
“抗大”的學習雖是短期的，但相當緊張，除講授軍政一般理論外，還有哲學、聯共（布）黨史等馬列主義基礎課。講課的教員都是些知名學者和中央領導同誌，有時還能聽到毛主席在大會上的講話和周副主席關於國際國內的形勢報告。
“抗大”的學習和生活是比較艱苦的。窯洞是宿舍，露天為課堂，每人一個小馬紮既是課桌又是坐凳，上課開會隨身攜帶。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錢，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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