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議把序言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於1971年9月13日2時左右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改為“中國民航飛機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
二、針對紀要第一條在記述飛機殘骸時，隻講有中國國旗和256號機尾，而不講標有“中國民航”字樣的機翼，應標明機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針對紀要第七條記敘死者遺物，得出“失事飛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使用的”和“死者都是軍事人員”的結論，提議改為“這架中國民航256號飛機載有中國軍事人員，也載有非軍事人員”。
對於蒙方提交的《安葬紀要》提議將序言部分改為：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友好幫助下，中國民航256號飛機失事遇難的九名人員（八男一女）遺體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後寫明在何時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發言後，蒙方建議休會10分鍾。然而以後蒙方卻遲遲不來復會。大使利用這個時間習慣地打開收音機，此時外電報導，中國關閉了所有機場，禁止所有飛機起飛。他馬上聯想到這一驚人的新聞很可能與這架失事飛機有關，這更讓他感到問題的嚴重和複雜。這時沈慶沂發現，蒙方人員匆匆往郵電局跑，很可能是急於向上級請示。許大使考慮形勢緊迫，此地不宜久留，要盡快迴使館向國內匯報情況。他讓孫一先通告蒙方，鑑於我國國慶22周年臨近，大使要在今天趕迴烏蘭巴托主持館務，建議雙方迴烏蘭巴托後繼續會談。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時15分繼續復會。桑加上校對許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見逐條駁迴。他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飛機是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的，“因為死者都穿軍裝，並帶有槍枝”，我方堅持飛機上那個女性是非軍人，現場還有她一雙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間，我國民航均由空軍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軍管理），不能以軍人駕機就片麵認為是軍用飛機。由於雙方立場不同，唇槍舌劍非常緊張，談判陷入僵局。談判在溫都爾汗進行了五輪，但最終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最後蒙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單方簽定了《現場調查紀要》和《安葬紀要》。一場夜以繼日的緊張談判不歡而散。這時中國使館打來長途，讓許大使速返烏市，想必國內急於得到飛機失事的情況。下午6時，雙方悻悻登機返迴烏蘭巴托。
事後迴想起來，蒙方強調“軍用”二字不是沒有道理的。但由於當時國內沒有講明飛機性質和其他更多情況，隻是告知飛機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領空，駐外機構必須按上級指示和口徑辦事；同時蒙方一再強調飛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下，由於自身不明原因墜毀”，似乎在有意躲閃什麽。加之不久前，蘇聯以間諜偵察為名，在某軍事敏感區上空將一架他國民航客機擊落，這就加重了我方對飛機墜毀原因的懷疑，在實地勘察中也偏重這方麵調查；關於飛機上的“黑匣子”（駕駛員座艙語音記錄器）我們沒有提出索要，這是非常遺憾的。我使館人員當時沒有這方麵常識，國內也沒有這方麵的要求。據航空專家講，三叉戟“1e型”已裝有“黑匣子”，這使對飛機失事的調查缺少了許多寶貴資料。其實早在許大使到達失事現場之前，“黑匣子”和飛機上的一個發動機已被蘇聯人取走了。就在許大使離開現場不久，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又來到墜機現場，挖開墓穴，割下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架起大鍋煮燙去皮後帶迴莫斯科（蘇聯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詳細病歷）。
迴到烏蘭巴托後，許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匯報，根據國內指示就屍體和遺物索要工作繼續與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態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為了防止蒙方要價，許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並派孫一先帶著有關資料返迴國內匯報。
我的姥爺孫繼述
小時候，姥爺在我的記憶中很遙遠。我在南國廣州，對遠在東北瀋陽的姥爺隻有一個淺淺的印象。在我兒時的記憶裏，父母很少提及他，隻知道瀋陽的姥爺生活低調，長期賦閑在家，但有知識，手很巧。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經濟和科技尚不發達，姥爺給我們寄來了自己製作的礦石收音機。那用硬紙板壓出的弧形機殼，用紅色電線做出的刻度盤，猶如一件工藝品，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著實讓我們這些外孫們驚詫不已且愛不釋手。到了60年代，姥爺又給我們寄來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導體收音機。1968年我參軍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隊規定，戰士是不允許使用半導體收音機的。可是我太喜歡了，於是，我採取瞞天過海之術瞞過連長的檢查，將這個冒充“肥皂盒”的半導體收音機帶到了連隊。盡管當時不便使用，但它卻在我的行囊中伴隨了我的軍旅全程。
長大了，我逐漸對姥爺有所了解。記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從廣州迴京探親。父親剛剛解除審查迴家的第四天，有人來訪，我去開門。見門口站著一位身著軍裝、略顯福態、慈眉善目的老人，旁邊還有位清瘦的女同誌。他們用濃重的東北口音問到：“這是孫辛女兒家嗎？你是孫辛什麽人？”誰是孫辛？我一時愕然！後來我得知來訪者是軍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們不僅是父親在冀中軍區的老上級，也是延安時期與姥爺同在“東幹隊”的領導。從那時起，我知道了姥爺曾經使用過兩個名字，參加革命前叫孫繼述，參加革命後叫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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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紀要第一條在記述飛機殘骸時，隻講有中國國旗和256號機尾，而不講標有“中國民航”字樣的機翼，應標明機翼上有“民航”二字。
三、針對紀要第七條記敘死者遺物，得出“失事飛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使用的”和“死者都是軍事人員”的結論，提議改為“這架中國民航256號飛機載有中國軍事人員，也載有非軍事人員”。
對於蒙方提交的《安葬紀要》提議將序言部分改為：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友好幫助下，中國民航256號飛機失事遇難的九名人員（八男一女）遺體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後寫明在何時何地和如何安葬。
大使發言後，蒙方建議休會10分鍾。然而以後蒙方卻遲遲不來復會。大使利用這個時間習慣地打開收音機，此時外電報導，中國關閉了所有機場，禁止所有飛機起飛。他馬上聯想到這一驚人的新聞很可能與這架失事飛機有關，這更讓他感到問題的嚴重和複雜。這時沈慶沂發現，蒙方人員匆匆往郵電局跑，很可能是急於向上級請示。許大使考慮形勢緊迫，此地不宜久留，要盡快迴使館向國內匯報情況。他讓孫一先通告蒙方，鑑於我國國慶22周年臨近，大使要在今天趕迴烏蘭巴托主持館務，建議雙方迴烏蘭巴托後繼續會談。
在蒙方要求下，上午10時15分繼續復會。桑加上校對許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見逐條駁迴。他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飛機是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的，“因為死者都穿軍裝，並帶有槍枝”，我方堅持飛機上那個女性是非軍人，現場還有她一雙白皮鞋。而且“文革”期間，我國民航均由空軍管理（蒙古民航也是由空軍管理），不能以軍人駕機就片麵認為是軍用飛機。由於雙方立場不同，唇槍舌劍非常緊張，談判陷入僵局。談判在溫都爾汗進行了五輪，但最終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最後蒙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單方簽定了《現場調查紀要》和《安葬紀要》。一場夜以繼日的緊張談判不歡而散。這時中國使館打來長途，讓許大使速返烏市，想必國內急於得到飛機失事的情況。下午6時，雙方悻悻登機返迴烏蘭巴托。
事後迴想起來，蒙方強調“軍用”二字不是沒有道理的。但由於當時國內沒有講明飛機性質和其他更多情況，隻是告知飛機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領空，駐外機構必須按上級指示和口徑辦事；同時蒙方一再強調飛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下，由於自身不明原因墜毀”，似乎在有意躲閃什麽。加之不久前，蘇聯以間諜偵察為名，在某軍事敏感區上空將一架他國民航客機擊落，這就加重了我方對飛機墜毀原因的懷疑，在實地勘察中也偏重這方麵調查；關於飛機上的“黑匣子”（駕駛員座艙語音記錄器）我們沒有提出索要，這是非常遺憾的。我使館人員當時沒有這方麵常識，國內也沒有這方麵的要求。據航空專家講，三叉戟“1e型”已裝有“黑匣子”，這使對飛機失事的調查缺少了許多寶貴資料。其實早在許大使到達失事現場之前，“黑匣子”和飛機上的一個發動機已被蘇聯人取走了。就在許大使離開現場不久，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又來到墜機現場，挖開墓穴，割下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架起大鍋煮燙去皮後帶迴莫斯科（蘇聯保存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詳細病歷）。
迴到烏蘭巴托後，許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匯報，根據國內指示就屍體和遺物索要工作繼續與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態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為了防止蒙方要價，許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並派孫一先帶著有關資料返迴國內匯報。
我的姥爺孫繼述
小時候，姥爺在我的記憶中很遙遠。我在南國廣州，對遠在東北瀋陽的姥爺隻有一個淺淺的印象。在我兒時的記憶裏，父母很少提及他，隻知道瀋陽的姥爺生活低調，長期賦閑在家，但有知識，手很巧。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經濟和科技尚不發達，姥爺給我們寄來了自己製作的礦石收音機。那用硬紙板壓出的弧形機殼，用紅色電線做出的刻度盤，猶如一件工藝品，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著實讓我們這些外孫們驚詫不已且愛不釋手。到了60年代，姥爺又給我們寄來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導體收音機。1968年我參軍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隊規定，戰士是不允許使用半導體收音機的。可是我太喜歡了，於是，我採取瞞天過海之術瞞過連長的檢查，將這個冒充“肥皂盒”的半導體收音機帶到了連隊。盡管當時不便使用，但它卻在我的行囊中伴隨了我的軍旅全程。
長大了，我逐漸對姥爺有所了解。記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從廣州迴京探親。父親剛剛解除審查迴家的第四天，有人來訪，我去開門。見門口站著一位身著軍裝、略顯福態、慈眉善目的老人，旁邊還有位清瘦的女同誌。他們用濃重的東北口音問到：“這是孫辛女兒家嗎？你是孫辛什麽人？”誰是孫辛？我一時愕然！後來我得知來訪者是軍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們不僅是父親在冀中軍區的老上級，也是延安時期與姥爺同在“東幹隊”的領導。從那時起，我知道了姥爺曾經使用過兩個名字，參加革命前叫孫繼述，參加革命後叫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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