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奢靡生活,各級官員隻能是進一步加強搜刮民脂民膏,又由於康熙時期曾實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使社會人口激增,土地卻沒有相應增加,百姓的生活隻能是更加困苦。龔自珍曾對清代中後期的社會狀況做了深入、形象的描寫:“自幹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奸狽獗,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悉暇問年歲!”還有實例,幹隆四十九年,直隸全省耕地總麵積為677806頃,而懷柔縣大地主郝氏一家就有“膏腴萬頃”,這是什麽概念?


    土地大部分集中到了地主手中,農民隻好租種地主家的地,但有些地方的地租率竟然達到了產量的50%,也就是說,農民辛苦勞作一年的一半收入要送給地主,而自己的那一半還要繳納政府規定的各種苛捐雜稅,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對於這些情況,幹隆帝並非一無所知,幹隆五十五年,禮部侍郎尹壯圖就曾上書,希望幹隆帝整頓吏治,不料如此忠諫卻惹得龍顏大怒,尹壯圖落得個降職的處分。有此前車之鑑,後來再也沒有人敢在幹隆麵前說任何關於大清國不好的話了,官員都本著“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因循苟且,讒上欺下,實在是國家最大的災難。


    範文瀾先生指出:“幹隆帝晚年陶醉於臣僚的一片頌聲,又陷於’‘於外事總未經歷’‘的境地,對臣下的諫諍和民間的怨嘆,不免厭聽。實際情況是:幹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統治已然日益腐敗,危機四伏。民間不隻興嘆,而在秘密醞釀著起義風暴的興起,幹隆帝無視這一切,自稱為’‘歸政全人’‘,而業已形成的種種危難,留給了他的繼承者嘉慶帝。”的確,在嘉慶帝剛剛登上大位四個月的時候,一場歷時九年、席捲五省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爆發了。雖然這場起義最後被清政府鎮壓,以失敗告終,但是,它揭開了大清朝華麗外衣下的累累傷疤,為這個朝代的覆亡奏響了序曲。自此,曾經鼎盛一時的大清帝國開始一步步滑向災難的深淵。


    東西方發展的龜兔之別


    正當大清朝還陶醉在“康幹盛世”的昇平世界中醉生夢死時,一直被他們視為《國富論》“外夷小國”的歐美國家卻在厲行改革,並提前進入了工業社會。許倬雲先生在其所著《萬古江河》中談道:“19世紀前半的世界,已有一個相當整合的全球經濟體係。……凡此事件,都已是歐洲政客與商人熱烈討論的課題,可是當時的中國人則蒙然不知外麵的世界已在急速地邁向資本主義孕育的帝國主義,更未能預見中國將在這一浪潮中,幾乎滅頂。”


    那麽,到底是什麽讓中國幾乎遭遇滅頂之災?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這兩百年間,西方世界的變化都有哪些?首先是荷蘭的若幹貿易公司組成了東印度公司,專門從事海上貿易,並由荷蘭政府授予海外活動的權利;後來英國也成立了自己的東印度公司,並由英國女王授予海外開拓的權利,在亞當·斯密的指導下,三百年後的英國成為勢力雄厚的“日不落帝國”。與此同時,亞洲的三個古老帝國除中國外,莫臥兒帝國和奧圖曼帝國先後被瓦解,麻木的大清朝卻依然在沉睡中,絲毫沒有驚醒的跡象。1776年(幹隆四十一年),英屬十三處殖民地打響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槍聲;11年後(幹隆五十二年),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並快速向世界強國成長;兩年後(幹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吹響號角,攻占巴士底獄,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法國發表《人權宣言》,一個法蘭西資產階級國家開始興起;普魯士帝國(即今德國)經過一係列改革也已成為中歐最強大的國家。可悲的是,幹隆與嘉慶兩位皇帝竟然對這些巨變毫無察覺,他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存在普魯士帝國這樣一個國家,直到後來魏源的《海國圖誌》寫成,中國才有所察覺。就這樣,清朝在麻木的幸福感中一步步走向了絕路,卻渾然不覺。


    那這段時間清朝在做什麽?幹隆六十年的時候,舉行了一場由八十歲以後老人參加的科舉考試,各省共報了116個人,年齡最大的有一百多歲。堅持到最後的有92個人,年齡最大的已經有90多歲。最後,這92個人都被封了不同的官職。閻崇年先生認為,這是幹隆在借“興文尊老”之名,行“粉飾太平”之實,這也是一種幹隆盛世下危機的一種表現。想想看,90多歲的老人即使為官,他還能做什麽?這件事與幹隆退位大典時宴請老人是一樣的目的,隻是這個科舉考試的事做得更加過分。這種情況也難怪許倬雲先生說:“19世紀時歐洲對中國的評價由讚美變為輕視。”沒有理由不輕視,在西方世界在講民主、講人權的時候,清政府還在禁閉大門考八股文。這時候再想到康熙皇帝的那句話:“海外如西洋諸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真是一語成瀣。


    其實,世界曾向中國敞開過大門,但被我們驕傲的大清皇帝拒絕了。幹隆五十八年,英國就派了特使馬戛爾尼和副使斯當東到中國來通商。就在幹隆帝要接見他們的時候,出現了“禮儀之爭”,幹隆帝還是以天朝上國的姿態在要求馬戛爾尼。當馬戛爾尼表達出此行的目的,幹隆帝一聽要在北京設通商代表更是大怒,下令立即驅逐,還說:“我天朝上國,物資豐盈,沒有必要與你們互通有無。”本來一次很好的對外溝通的機會,就這麽失去了。到嘉慶帝時期,英國使臣第二次來到中國,這一次同樣是因為“禮儀之爭”,最後連皇帝的麵都沒見到,嘉慶根本不知道,這時候他眼中的“罪爾小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並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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