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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淡看清朝風雲 作者：邢群麟/許長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柏楊先生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朱由檢（崇禎皇帝）慣用的伎倆就是用小動作掩人耳目，他最勇敢的事是殺人。他發脾氣時，像一頭掙脫了鎖鏈的瘋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守城的將領殺掉。
他對飢餓的武裝群眾也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隻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饉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不過他卻相信小動作可以幫助他，確信僅虛心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斷地宣布“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過的“各位先生”殺掉了。
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好大喜功，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蹟的動力。但有才幹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隻能用宦官型的恭謹無能之輩，隻有在這種人麵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常嘆息他無緣得到嶽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嶽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
即使他在死之前都不忘記用點小伎倆掩人耳目，他在自縊之前留下這樣一份遺書：
“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官冕，以發覆麵。認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意思是說：雖然由於我品德不好，上天才降下亡國懲罰，但也是群臣誤我。我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髮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柏楊先生分析說：這份遺書可能是後人偽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為它充分顯示了朱由檢用小動作掩人耳目的伎倆。他把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別人身上，自己責備自己品德不足，並不是真心地承認錯誤，而隻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惡。問題是，群臣中沒有一個人出於民選或由老天爺派下來的，全部由朱由檢任用，中國那時有六千餘萬人口，不知道他為什麽專挑選一些“誤他”的人當他的政府官員。朱由檢要求“逆賊”不要傷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賊”不會聽他的，這種廉價的文章，不過企圖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罷了。那些在安塞縣荒郊哭泣爸爸媽媽和蹲在地上吃糞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軍屠殺的難民饑民，恐怕不會相信朱由檢有此悲天憫人的胸襟。
相比之下，大順皇帝李自成倒是頗受窮苦百姓的擁護，他打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和“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群眾基礎良好。同時，他也有一定的政治頭腦，身邊既有像牛金星、李岩這樣的智囊，又有如劉宗敏、李過這樣的二流將領。而且李自成的為人還算不錯，由於清軍的連續攻擊，大大削減了明軍的兵力，當他進攻北京時，守城宦官又大開城門，兵不血刃即進入北京。他可謂占據天時和人和。
然而，自從進入北京，坐上皇帝的寶座，被勝利沖昏頭腦的他對形勢缺乏清醒的判斷，以致作出一係列錯誤決策。
首先，對外部形勢估計錯誤。大順攻占北京後取代明朝，此時其處於四麵受敵的被動地位，特別是北麵的清軍和江南的明室殘餘，構成了夾擊大順的嚴重形勢。但這些並未引起大順軍的領導者們足夠的警惕，他們驕躁輕敵，甚至認為山海關是彈丸之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腳尖踢倒耳”；江南地區，不需重兵，即可“傳檄而下”。強敵壓境，大順政府卻忙於籌備李自成做皇帝的登基大典，軍士們則競相“追贓”積財，準備還鄉。
其次，內部措施失當。由劉宗敏、李過等向官員、富戶“追贓助餉”。明朝官員除被錄用外，均交劉宗敏發落，勒令獻出金銀。勛戚大臣獻銀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夾者多至數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後之父）獻銀五十萬兩，仍被夾死。巨商、大賈甚至當鋪、飯館，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綁追索的人，不絕於道，京城一片恐怖。
對於這些舉動，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認為是起義軍變質了，範文瀾先生則認為起義軍並沒有變質，而是農民軍繼承自發起義的樸素傳統這一弱點，對內、對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的結果。
這些錯誤估計和措施導致大順軍心渙散，而且完全喪失了地主階級的信任——這也是影響吳三桂開關迎清兵的一個因素，失敗已在所難免。
再看看清軍的舉措。其實這場“真命天子”爭奪戰與其說是福臨的勝利，不如說是皇太極及其事業繼承者多爾袞的勝利。皇太極的前期經營，圍繞“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的方針，將清朝完全孤立，為謀取中原奠定了基礎。
在對形勢的估計上，相對於明朝政府的耳目塞聽、掩耳盜鈴和大順政府的盲目樂觀，清朝政府則要高明得多，早在多爾袞進軍中原前，清政府首席文臣範文程說：“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提出爭奪中原的主要敵手是大順農民軍。清醒的認識讓他們能夠有針對性地採取適當策略實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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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飢餓的武裝群眾也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隻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饉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不過他卻相信小動作可以幫助他，確信僅虛心假意地表演一下就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斷地宣布“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過的“各位先生”殺掉了。
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好大喜功，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蹟的動力。但有才幹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隻能用宦官型的恭謹無能之輩，隻有在這種人麵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常嘆息他無緣得到嶽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嶽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
即使他在死之前都不忘記用點小伎倆掩人耳目，他在自縊之前留下這樣一份遺書：
“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官冕，以發覆麵。認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意思是說：雖然由於我品德不好，上天才降下亡國懲罰，但也是群臣誤我。我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髮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柏楊先生分析說：這份遺書可能是後人偽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為它充分顯示了朱由檢用小動作掩人耳目的伎倆。他把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別人身上，自己責備自己品德不足，並不是真心地承認錯誤，而隻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惡。問題是，群臣中沒有一個人出於民選或由老天爺派下來的，全部由朱由檢任用，中國那時有六千餘萬人口，不知道他為什麽專挑選一些“誤他”的人當他的政府官員。朱由檢要求“逆賊”不要傷害人民，他也知道“逆賊”不會聽他的，這種廉價的文章，不過企圖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罷了。那些在安塞縣荒郊哭泣爸爸媽媽和蹲在地上吃糞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軍屠殺的難民饑民，恐怕不會相信朱由檢有此悲天憫人的胸襟。
相比之下，大順皇帝李自成倒是頗受窮苦百姓的擁護，他打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和“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群眾基礎良好。同時，他也有一定的政治頭腦，身邊既有像牛金星、李岩這樣的智囊，又有如劉宗敏、李過這樣的二流將領。而且李自成的為人還算不錯，由於清軍的連續攻擊，大大削減了明軍的兵力，當他進攻北京時，守城宦官又大開城門，兵不血刃即進入北京。他可謂占據天時和人和。
然而，自從進入北京，坐上皇帝的寶座，被勝利沖昏頭腦的他對形勢缺乏清醒的判斷，以致作出一係列錯誤決策。
首先，對外部形勢估計錯誤。大順攻占北京後取代明朝，此時其處於四麵受敵的被動地位，特別是北麵的清軍和江南的明室殘餘，構成了夾擊大順的嚴重形勢。但這些並未引起大順軍的領導者們足夠的警惕，他們驕躁輕敵，甚至認為山海關是彈丸之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腳尖踢倒耳”；江南地區，不需重兵，即可“傳檄而下”。強敵壓境，大順政府卻忙於籌備李自成做皇帝的登基大典，軍士們則競相“追贓”積財，準備還鄉。
其次，內部措施失當。由劉宗敏、李過等向官員、富戶“追贓助餉”。明朝官員除被錄用外，均交劉宗敏發落，勒令獻出金銀。勛戚大臣獻銀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夾者多至數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後之父）獻銀五十萬兩，仍被夾死。巨商、大賈甚至當鋪、飯館，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綁追索的人，不絕於道，京城一片恐怖。
對於這些舉動，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認為是起義軍變質了，範文瀾先生則認為起義軍並沒有變質，而是農民軍繼承自發起義的樸素傳統這一弱點，對內、對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的結果。
這些錯誤估計和措施導致大順軍心渙散，而且完全喪失了地主階級的信任——這也是影響吳三桂開關迎清兵的一個因素，失敗已在所難免。
再看看清軍的舉措。其實這場“真命天子”爭奪戰與其說是福臨的勝利，不如說是皇太極及其事業繼承者多爾袞的勝利。皇太極的前期經營，圍繞“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的方針，將清朝完全孤立，為謀取中原奠定了基礎。
在對形勢的估計上，相對於明朝政府的耳目塞聽、掩耳盜鈴和大順政府的盲目樂觀，清朝政府則要高明得多，早在多爾袞進軍中原前，清政府首席文臣範文程說：“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提出爭奪中原的主要敵手是大順農民軍。清醒的認識讓他們能夠有針對性地採取適當策略實施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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