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溪衛駐守的高級將領共隻有一個遊擊參將,兩個千總。


    其中一個千總鎮守在桑植安撫司,另一個在九溪衛城駐守。


    第一批出發助戰的先鋒部隊就是由九溪衛的千總率領。


    其後總遊擊參將也帶著主力部隊前往支援。


    現在九溪衛留守兵力僅剩不到五百人,由三個百戶統領,張山就是其中之一。


    桑植安撫司的兵力不能輕動,要震懾周邊的十幾峒的土家族土司勢力。


    如果土家族土司暴動起來,其後果隻會比苗民暴動更加嚴重。


    經過一夜的緊急征調,安福城裏各家各戶都已經將自家出征的年輕人名單提報了上來。


    第二天一早,書隸穀默對這些人一一登記立冊,這是近五十年來,安福城第一次集合出征。


    中午,從九溪衛出征的一百八十人的援軍在另一個百戶帶領下到達了安福城。


    這次援兵的任務是前往兩江口長官司,領當地的長官司人馬清理酉水兩沿岸的苗民。


    因為安福城是九溪衛前往兩江口的必經之路,張誠就直接讓留守百戶帶援兵前往安福城與張山匯合。


    也免去張山還要領軍迴九溪後再迴安福城來迴跑。


    第三天晨曦破曉時分,安福城中的空地上,城內兩百青壯都已經整裝完畢。


    為首的一個中年漢子正是安福城百戶賀偉。


    點清人數後,賀偉一溜小跑到張山麵前高聲稟報道:“稟報張把總,安福城軍兵一百九十七人整備完畢,請下令。”


    張山點了點頭,看了一眼另一邊已經先一步整軍完成的九溪衛軍兵,然後大喝一聲道:“全體出征。”


    率領九溪衛援兵的百戶率先向城西跑去。


    安福城賀偉則帶著安福城子弟兵出征。


    侯順、穀默也都在隊伍中間。


    隊伍的最後,則是左良玉和二十名侯平的私兵。


    舅舅、兄長、妹夫三個親人都要出征去打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侯平再怎麽冷漠也不可能無動於衷。


    於是就安排了左良玉等隨軍一起出征。


    加上左良玉這些人,以及張山本人,援軍人數正好四百人。


    這兩天侯平已經將此次出征的要點都反複跟兩人交代過了。


    殺人,絕不能成為這次出征的主要旋律,剿撫結合,才是能徹底平定當地苗民之亂根本辦法。


    平茶洞、烏羅、酉陽三地是川、貴、湖三省交界處紅苗人口最多的三大聚居地。


    這三地的苗民因為悍勇,又居深山,不願受朝廷管轄。


    但實際上這個‘不受管轄’是要打引號的。


    真實的原因,是苗民居於深山,非常窮困,他們隻能依附當地土司勢力生存。


    而當地的土司勢力明麵上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職,他們之間的爭鬥太過了的話,朝廷就會直接幹預。


    就比如當年保靖宣慰司因為老土司去世,因繼承問題引發了內亂。


    當年保靖宣慰司彭勇烈早逝,其子彭哈藥俾幼年襲職。


    其堂叔彭大蟲可宜以副宣慰使的身份代理掌管政事。


    隨後彭大蟲可宜將彭哈藥俾殺了之後自稱宣慰使。


    朝廷自然不會承認這種擅殺上官自封的行為,於是便革除其副宣慰使的身份,派兵將其捉拿入獄。


    最終彭大蟲可宜死在了監獄。


    彭大蟲可宜雖被革職後死在了監獄,但是他之前因功受封了兩江口長官司長官之職並未革除。


    於是彭大蟲可宜的後人襲職了兩江口長官之職。


    而襲職保靖司的彭氏後人則不承任他們的職務,於是兩家便展開了長達百年的爭鬥。


    因兩江口彭家與永順司彭家有姻親關係,使得永順司也直接加入到了這場爭鬥之中。


    正德年間,在朝廷的強勢幹預下,這場彭氏家族的內部爭鬥被強行壓製了下去。


    但壓製的隻是明麵上的直接爭鬥,暗地裏的爭鬥從未停止。


    利用名義上‘不受管轄’的苗民鬧事,就成為他們之間爭鬥的主要手段。


    而酉陽冉氏與彭氏之間的爭鬥就純屬利益之爭。


    酉陽這一帶,各部土司們爭鬥最為激烈的利益,無疑是為了貢品金絲楠木。


    曆代土司,因上貢金絲楠木而獲得封官比比皆是。


    永順土司彭世麒,於正統、正德年間多次上貢金絲楠木獲得朝廷冊封,最終官居二品都指揮使。


    而上一任酉陽土家族土司冉維屏就於萬曆十七年(1589)進貢金絲楠木二十根,而獲得加封武職從三品服色。


    一舉成為當時這一帶最有權柄的土司。


    如今他兒子冉躍龍承襲酉陽司宣撫使,地位比之他當年可就差遠了。


    實際上真正造成苗民動亂的原因就是永順宣慰司、保靖宣慰司和酉陽宣慰司為了爭奪當地利益而引發的暗鬥。


    苗民實際隻是他們用來爭鬥的刀,而苗民甘願為刀大半也是因為迫不得已。


    ……


    大明立國之初,對少數民族土司作亂的鎮壓頗有成效,樹立了中央政權的權威,逐漸能夠梳理苗蠻地區的事務。


    這一期間,朝廷廢除了部分西南各地作亂土司,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


    既由朝廷委派流官直接進行統治,實行和內地相同的地方行政製度,打破土司治理地方政務的傳統習慣。


    為平息起義以及盡可能防止類似事件發生,朝廷對民族政策又做出了進一步的調整。


    以緩和民族矛盾的安撫政策為主。


    政治上懷柔籠絡,經濟上減免賦稅,文化上進行“德化”


    這樣的手段‘剿撫並重’,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西南地區得以快速穩定發展。


    正統四年(1439年),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反叛,明朝將領沐晟、沐昂兩兄弟先後率軍前往征討,均以失敗告終。


    其後又派兵部尚書王驥於正統八年(1443年)、十年(1445年)、十三年(1448年)三次出征麓川。


    最終迫使思氏土司臣服,但“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也使朝廷元氣大傷。


    而“三征麓川”對貴州還產生了更深遠的影響。


    此時貴州各衛駐軍被抽調一空,王驥三征麓川的十三萬官軍之中近一半抽調自貴州都指揮使司轄下各衛所。


    驛道沿途各少數民族因此常年承受難以想象的賦稅和徭役負擔。


    在此背景下,‘土木堡之變’成為苗民動亂的最大誘因。


    當貴州苗民和土司得知數十萬朝廷精銳禁軍,竟然被幾萬瓦剌軍打敗,皇帝都成為了俘虜之後便紛紛起事。


    二十餘萬起義武裝,在西起貴州龍裏,東至湖廣沅州,北達湖廣武岡,南抵四川播州的廣大地域內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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