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五年(1617),絕對是大災之年。


    三月,江西發生大水;


    六月,北直隸南部各府饑荒;湖廣承天府大水成災;河南開封等處蝗災


    七月,江西大旱,柳州融縣最為嚴重,死者相繼,鬻賣男女不下數千人。


    江北、山東蝗災;


    福建泉州洪水過後饑荒和瘟疫並生;


    這一年,大明有數百萬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老實說,侯平很想再招一些災民過來,但是不能,通州五地,總人口已經接近了一百萬。


    如果人口再增加,皇帝可真要坐不住了。


    不過北直隸的災情,倒是可以插手管上一管,不說多的,能吸引個二十萬災民過來就可以了。


    梁建章、汪鴻雲、袁修為、宋鴻熙四個弟子代師出征,前往北直隸南部諸府。


    順德、廣平、大名三府災情最為嚴重,也是他們主要前往的地方。


    七月上旬,漷縣派出的救災隊伍正式前往順德府。


    也就在同時,袁世振一封新的奏疏也呈到了萬曆麵前。


    此時距離他上任按察使已經有近半年的時間。


    不能說長,但是也不算短了,做為皇權特旨上任的官員,半年的時間怎麽也應該做一些成績出來。


    但是遺憾的是這半年來袁世振沒有任成績。


    他上任之初就宣稱自己與‘囤戶’勢不兩立,結果上任之後,根本抓不了任何權力。


    沒有‘囤戶’的配合,他根本寸步難行。


    鹽稅衙門的吏員跟地方衙門的吏員一樣,都是沒有俸祿的。


    他們收入的最大來源就是吃這些所謂‘囤戶’們的供俸。


    袁世振上來就要跟這些‘囤戶’幹,口號喊得這麽響,人家能沒點反擊嗎?


    所以‘囤戶’們集隊給小吏們斷了糧。


    兩淮巡鹽衙門的小吏飯都吃不上,誰還跟你賣命?


    沒有這些小吏跑腿,就憑朝廷任命的那幾個光杆司命又能有什麽用呢?


    何況那些個官員就對他沒意見了?


    人家同樣也要從‘囤戶’們手中拿迴扣的好吧?


    袁世振上任僅一個月,就被內外勾結、上下齊手治得不要不要的。


    也幸虧他不是一般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不再張口閉口打擊‘囤戶’。


    然後還放低姿態,去‘囤戶’家中虛心請教,著手設計新的改革方案。


    大明鹽政發展到如今的地步,實際上已經積重難返了。


    袁世振的這一次改革其實從一開始就錯了,還錯得離譜。


    他把目標對準了大鹽商,認為是他們囤積了大量的食鹽,所以導致市場缺貨。


    但實際上大明鹽政敗壞的根源是曆代皇帝都把鹽政的稅金,當成是一種可自由支配的貨幣來使用。


    本質上是跟大明寶鈔崩壞的原因一樣,就是貨幣超發,引起的通貨膨脹。


    可是鹽引又不是貨幣,並不能當成貨幣流通,所以最後就導致現在的局麵,大量的鹽引無法兌現。


    好在鹽引本身有專買專賣的製度保護,所以有大鹽商,也就是‘囤戶’囤鹽引。


    沒錯,大鹽商囤的,就是鹽引,而非真正的食鹽。


    也正是由於大鹽商們囤了許多鹽引,所以導致鹽引的通貨膨脹遲遲沒有到來。


    而鹽商們囤鹽引也並非什麽愛國主義的高尚情操,而是為了便於自己販賣私鹽。


    鹽商囤鹽引有兩個好處:其一,是因為手中有大量的鹽引可以控製官鹽的價格。


    隻要官鹽始終保持著供小於求,鹽價就會一直高企不下;


    其二,大部分鹽商賣官鹽都隻是幌子,其實私下裏他們賣的都是私鹽。


    這就叫做私鹽官賣,加大了查處的難度,為私鹽大行於世提供了便利。


    其實最先這麽幹的人也不是別人,正是萬曆皇帝自己。


    福王實際上就是萬曆皇帝的私人錢袋子,他拚了命的想給福王多一點送一些錢。


    其實就是把國庫的財富往自己私人的錢袋子中多裝一點。


    這是典型的損公肥私的做法。


    身為一國皇帝,能幹出這樣的事來,實在非常之荒唐。


    但是確確實實這一切又都真實發生了。


    一切都源於萬曆八年(1580年)的一次醉酒。


    已經十八歲的萬曆皇帝在後宮醉酒鬧事,失態之下拔劍追殺太監,場麵極其混亂。


    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將此事報告孝定皇太後。


    孝定皇太後聽後大怒,一番嚴苛的訓斥不算,甚至宣稱要廢掉他這個失德的皇帝,讓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鏐繼位。


    對於母親更寵愛弟弟這個事實萬曆皇帝非常清楚。


    所以他自始至終都對這個弟弟非常的放任,生怕弟弟會去母親那裏告狀。


    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潞王朱翊鏐到衛輝府就藩之前,他一直都像是一把懸在萬曆皇帝頭上的寶劍一般,時刻威脅著他的安全和皇位。


    由於受到孝定皇太後的寵愛,朱翊鏐又有恃無恐。


    據說張居正被清算的一個隱弊原因,就是有人告訴孝定皇太後,說他家裏有萬貫家產。


    而當時孝定皇太後正在為朱翊鏐大婚的錢財發愁。


    為了替朱翊鏐追討婚禮費用,這位出身農家、曾經高度尊敬張居正的老太太就同意了將其抄家。


    此事真假不知,不過這事可以說明,張居正在被清算之前已經被孝定皇太後有所厭棄。


    另外也說明了朱翊鏐在孝定皇太後的心目中地位有多高。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孝定太後去世,訃告到衛輝,朱翊鏐驚恐悲痛之下,不久即病逝。


    由此可見朱翊鏐對自己的處境有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他不死,他的子孫後代便都要遭殃。


    所以萬曆皇帝擔心自己地位不保,便想為自己萬一被廢以後多做一些打算。


    而恰好一年以後進宮的鄭氏,長的美不說,還精通商道,因此自然而然就受到了萬曆皇帝的寵愛。


    鄭氏也不負所望,教了萬曆皇帝大量的商道知識,還幫助他看透了一條鞭法的弊端。


    兩人的感情也越來越深厚,最終合謀之下開始侵吞大明的國有資產。


    而鹽稅無疑是最好動的一筆銀子。


    想動其它的錢,都要經過戶部的層層審批,而鹽稅則是多發上些鹽引便可以解決了。


    不過這一時期,兩人相對都比較保守。


    直到福王長大,接過鄭貴妃的衣缽之後,才變得肆無忌憚,明目張膽起來。


    而鹽政也逐漸崩壞,效仿福王的人越來越多,超發的鹽引也越來越多。


    袁世振想通過打擊‘囤戶’來提賑鹽稅的做法,從根上來說就是錯的。


    方向都是錯的,又怎麽可能成功。


    不過他痛定思痛,通過這段時間的了解和考察,他又寫了一封奏疏,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綱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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