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我本想找位大家為此書寫個序，那樣既可以造成一些影響，又可以提高一下我的身價。可我來想去，還是改變了主意。不是我不想借大家的光環來招搖一下自己，而是覺得無論怎樣的大家，都無法了解此書形成的背景，與筆者的匠心，以及司法界的過去與現狀。因此，我隻好拔著自己的頭發上天了。

    看過此書的朋友問我，這是真事兒嗎？因為是朋友，我就不能用本故事純屬虛構這樣的官話假話搪塞他們了。我隻好事實求是地告訴他們，是真事兒也是假事兒。說是真事兒，就是因為書裏所涉及的案件與人物，都不是虛構的，是實有其人其事兒的。此書完全是根據一起真實的案件所創作的。在這一意義上說，就是真事兒。可從嚴格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假事兒。因為時間地點人物都被我移花接木了。盡管我這樣說，可還有許多朋友認為它是真事兒。這是為什麽呢？就因為這樣的案件，這樣的人和事兒，恐怕不止我一個人知道，經曆過，聽說過，他們或許也經曆過，或許也聽說過。因為這樣的事兒，不但在書中所涉及到的黑龍市發生過，而在白龍市、綠龍市、紅龍市也發生過。

    我在公安機關基層工作了三十餘年，當過多年的預審科長、經偵科長、法製科長，審過的案件、偵破過的案件，經手過的案件，聽說過的案件，可以說不計其數。類似書中所寫的案件，三機關相互勾結共同製造的錯案冤案，我就親眼見到過。若不是親身經曆，我是斷然不敢相信的！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甚至我曾深受其害。在文革結束以後，我國已經逐步進入了一個民主與法製的時代，在我的腦海裏，也可以說在大多數人的腦海裏都認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了！可恰恰相反，不但發生了這樣的事兒，而且還不止一件！這就令人費解，不能不讓人深思了。為什麽呢？文革前和文革中發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或許許多人和我認識一樣，認為是無法可依造成的。而文革後，特別是法製已經比較健全的今天，為什麽還會發生這樣的案件呢？已經不是無法可依了？三機關不是相互製約的嗎？唔！無法，就會無天！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會無天啊！正如胡居仁先生所說：“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蘇軾說得更明白：“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任；則天下安。”法律再健全，也是有空子可鑽的。法律再好，沒人很好執行，也是枉然啊！

    我寫《牌子》一書，絕非為圖解法律。但它確實可以把執法過程中的某些弊端展現給世人，讓人們去思索。究竟是法大？還是人大？還是黨大？還是……通過對這個故事的敘述，描繪，也確實想展現給人們一個新的楊三姐和視法律如生命的那些如任劍、賀忠民等小人物的形象。法律的完善，除了急需那些執法者的自我完善外，人民的法律意識的增強與參與，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是一股絕不可忽視的力量！他，也隻有他們，才是推動法律完善，曆史前進的最強大的動力。人民生活能否幸福和諧，安居樂業，法律起著至關重要的調節與保障作用。法清，則民安。

    我寫了多部有關法製方麵的小說，應該說《牌子》是我覺得最滿意的一部，也是反映現實生活最深刻的一部。我殷切的希望《牌子》能得到讀者的認同與喜歡，並能在推動我國法製進程方麵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