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宸笑起來：“你們也不覺得這個問題，責任是在政斧？？”他輕輕歎了口氣：“難怪城管要成為眾矢之的……那你說說，你是怎麽看待這個問題的，如果我要你解決，你又會打算怎麽解決呢？”
蕭宸說到正事，包間裏談笑的聲音就小了起來，大家都開始琢磨起來，鄭之鵬沉吟了一下，道：“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公安管壞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窮人’，城市管理的執法對象極大多數是失業人員及進城務工農民以及孤、寡、殘疾等弱勢群體，他們大多從事著最簡單的商品買賣活動，維係著最基本的生活，其艱難處境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諒解；但是部分違章者自身存在的陋習，使其對城市管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抗法。執法中稍有不慎，執法人員便會成為眾矢之的，引來路人圍觀、起哄。令執法人員進退兩難。在具體執法中，城管的大案要案很少，多數案件處罰數額較少，難於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使違章者抗法有了可乘之機。城管部門在行使職權過程中維護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被執法者常維護其個人利益。兩者發生衝突時，有些當事人不是選擇合法的解決問題的途徑，而是不理智的選擇了暴力抗法。被執法者普遍法製觀念淡薄，法律意識低下。但是正因為城管執法的對象往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其文化水平相對較低，法製觀念也相對淡薄。他們往往認識不到其違章行為的嚴重姓，以為自己沒有違法，更沒有構成犯罪，誰扣其東西就跟誰急。正是這種心理，使暴力抗法時有發生。所以，我認為，執法與行政相對‘人’來說都需要加強法製觀念。必須把依法行政的執法理念銘刻在心，必須‘以人為本’，把尊重人、維護人的根本利益、促進人的全麵進步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蕭宸笑了笑：“你前麵的分析很對，但最後還是陷入大話套話裏去了。”
鄭之鵬臉色一紅，被蕭宸批評，他雖然不是頭一迴，但他曆來自認為自己是實幹派的，被蕭宸說了一句“陷入到大話套話裏去了”，心裏就有些不服，隻是對於蕭宸，他卻生不起什麽反駁的心思。
蕭宸看了看他的樣子，又看了看周圍的幾人，就知道他們幾乎都是這麽想的，便道：“城管所管的事務，其實原本都有部門、都有人管的。大家還記得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烤羊肉串》吧，八十年代管小商小販、管占道經營的是工商，並且管理、處罰一肩挑。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初，但是最近兩三年，各地陸續有一些‘創新’：有的城市成立了市容委（局）、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會（局）；有的城市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有的城市是成立兩個局：管理與執法分離；少數城市是參照公務員管理、大多數城市是事業單位；有的城市把市政、環衛、園林‘一鍋煮’，有的城市甚至把‘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也納入到市容城管範疇，有的城市隻合並一兩家；名稱也是五花八門：市容管理局、市容環衛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市容管理委員會、市政斧城市管理辦公室等。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除直轄市外，任何城市到了省級層麵，‘城管’就沒有‘娘家’了。有時，省一級的建設部門插插手，因大多數市容城管屬於建設係統；有時，一些省一級政斧的‘法製辦’管一管，因為‘城管’的‘準生證’是政務院法製辦‘頒發’的。建設係統一天也沒有管過占道經營、沒有拆過違法建築，指責多於指導；‘法製辦’一般從法律層麵管管，補補漏洞，改改條例之類的，並管不了具體事務，他要管的法律事務多著呢，城管隻是極小的一塊。這城管就如同沒娘的孩子。
‘城管’有個工作常用語，叫‘移權’。不涉及的人士不懂，懂一點的人，有時也鬧不明白，但我想你們應該懂吧？”眾人就都點點頭，他們都是體製內的人，自然懂得。蕭宸微微歎了口氣，繼續道：“說城管是政斧的‘私生子’，根源就在‘移權’，城管的大部分‘權’是原有的部門‘移’過來的，什麽叫移呢，就是施舍過來的。政斧‘生’了這個‘孩子’，總要安排個工作、給口飯吃，‘好工作’難找、‘好飯’難吃，因為‘嫡子’也不答應，‘好吃的飯’、好行使的‘權’，原部門是不‘移’的，於是，這個‘私生子’隻能幹‘嫡子’們不願幹的話，吃‘嫡子’不願吃的剩飯：工商管不好小商小販了，交給城管；交通管不好的占道問題，交給城管；公安管不好流動人口，交給城管；規劃局管不好違法建築，交給城管；社保解決不了下崗就業，交給城管。城管啥事都有份，啥事都有一份責任，而且‘終端管理’多，最終責任都能按到城管身上，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圈’。比如說，城市道路不幹淨，最終書記和市長肯定罵負責市容的城管，你怎麽地都沒有掃幹淨，但沒有人去深究根源或細節：如市民素質問題、環衛工人待遇問題、環衛設施落後問題、綠化或市政施工後沒有清理、外來人口湧入城市擺燒烤攤水果攤小吃攤的問題，等等等等。有了‘好處’，沒有城管的；有了問題，城管肯定跑不了！——這算不算是我們政斧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上次我去禪山招商，途經嶺南省會穗仙市。在穗仙市，公安‘管’寵物狗，辦證、植芯片、免疫、流浪狗救助等收費或政斧撥款項目，全是公安管，但是公安‘移’了一樣‘權’給城管，什麽呢？掃狗屎，當地城管自稱是‘狗屎權’。狗是畜牲，文明程度等於零，當然比人低，隨地拉屎是最難管的，而市民最討厭的倒不是遛狗，而是滿地的狗屎，這樣，大轟大嗡的‘整治’以後，收費項目到手，狗屎問題依舊，最終的矛頭指向了城管。人家隨便一句話，就可以噎死一批城管隊員：你們連狗屎都管不好！還能作啥？”
眾人聽了蕭宸這番話，頓時都明白過來，再一想想，城管局好像真是個倒黴鬼，髒活累活都是它的，幹得不好挨罵也是他的，而且似乎……城管局的待遇比其他局可是差多了。
顧樂想了想，也點點頭表示同意，道：“市長這麽一說，我也想起來一個事情。公務員法和行政許可法都規定：行使行政執法權必須是國家公務人員。沒有合法執法的身份去執法，其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不僅律師知道，許多市民也知道：你城管隊員沒有太合法的執法資格，沒有‘硬法’支撐，你來硬的，我不理你，甚至比你還要硬！沒有名份，卻要管事，想想看有多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執法過程中，一有衝突、一有糾紛，‘執法隊員’與執法對象，全要到執法機關——公安局或者派出所作筆錄，接受調查，聽候發落，我就碰見過很多次。這個，我覺得算是城管的一個最大的尷尬了。”
林成南笑道：“看來這城管也算一大悲劇了，下麵子孫滿堂，上麵沒爹沒娘。”
鄭之鵬對於政務是最熟悉的，這時候臉色就有些沉重起來了，也點了點頭，道：“是啊，是我忽視了。”
蕭宸笑了笑，沒說話，卻是自己倒了一點酒，喝了一小口，眾人都有些麵麵相窺，燕微雨更是有些擔心地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鄭之鵬沉吟了一下，道：“要解決問題，首先要知道問題的起源，市長剛才給我們講了城管的來曆和現階段的現狀，讓我們深有感觸。市長，我也想了下，覺得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還有三個現狀。”
蕭宸點點頭，手輕輕一抬：“你說。”
“一是農民進城來了。華夏是一個幾千年來二元結構的社會，如今社會進步了，經濟發展了，農民進城，天經地義，城市不是隻具有城市戶口的人的，京城是全國人民的京城，朗柳也是全國人民的朗柳。如果香港首富帶一百億來，投資產業園，那肯定是貴賓待遇，市長接待，要地有地，要優惠有優惠；朗柳老農民一百元焊個烤爐，進城烤地瓜，城管要管，要取締。這與情與理，城管肯定都輸定了，頂多有一部群眾不太認可的城市管理條例支撐著。
二是城市工人下崗了。華夏在現在的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中，一大批城市人口為改革而犧牲了工作，光榮下崗了，他們大多數隻能在亭棚中就業謀生。
三是城市發展了。城市的確的是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等等，有了長足的進步，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他們對城市環境、生活質量的需求越來越高，對城市政斧的期望也越來越高。
我有一個比喻，不一定恰當。一個城市，政斧要‘麵子’(形象)，農民、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要‘裏子’(肚皮)，‘裏子’有時會影響‘麵子’，城管就是一排‘扣子’(執法)。‘麵子’要好看，‘裏子’要實惠，‘扣子’要遮醜，矛盾呀。關鍵，我們現在是一件破衣裳，裏子還不能示人，隻好扣子緊扣；如果是一件簇新的西裝，不扣扣子也罷。
具體來講一個情形：一條街巷出現一個占道炸油條、賣稀飯的攤子，有油煙、影響交通，市民有投訴、車主有反映、市長就肯定要有指示，城管去肯定要去取證、規勸、發通知、最後要取締，攤主就往城管車下一躺：我要吃飯！圍觀人多了——舉報者可能也在其中，但這時他不會出現的——指責城管的要占99%，城管依法要暫扣經營物品，‘肢體衝突’就好象不可避免，然後媒體也來了，市民與媒體是同情弱者的，民生話題也容易引起共鳴，最終形成城管負麵新聞，雙方到公安局派出所說事兒——顧局長，你說這種情況，公安局怎麽處理？”
顧樂苦笑道：“這事兒是最麻煩的。管了吧，執法對象不願意，端人飯碗的事情，難免有衝突；不管吧，投訴舉報人不願意：我們是納稅人，我們養條狗也要看門的，你們連狗都不如啊？管與不管，做與不做，都有群眾不滿意，城管裏外不是人，咱們公安局也跟著遭瘟。”
“所以。”鄭之鵬道：“城市管理，實質是平衡這幾者之間的‘度’。在農民進城、外來人口激增、下崗職業謀生等情況下，必須在理論上、法律上、情理上，迴答好‘城市是誰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迴答不好，城管隻能天天被人罵狗娘養的。”
蕭宸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微微笑了笑：“不錯，這也正是我說的：迴答或解決這些個問題，合理分配城市資源，超出了城管的範圍，必須政斧來迴答、來解決。”
劉文軍笑著道：“什麽事情咱們市長處理不好的？當初那麽多難事，不都是市長一出馬就輕鬆解決了嗎？市長，你就說說你都有什麽高招，咱們可是自己人，你得先給咱們透個底，不能瞞著咱們呀。”眾人也就都笑了起來，想想也是，有什麽事情咱們蕭市長解決不了的？
他們對蕭宸的能力，卻是有了一份不需要理由的信任。
蕭宸自己卻是很苦惱，這事情的麻煩，最高能說到國家層麵，又豈是那麽容易解決的？自己在朗柳如果想解決這個問題，頂多也隻能治標，恐怕是不可能治本的。
“解決城管問題，我有遠、中、近三個構想，”蕭宸想了想，還是決定跟他們講一講，雖然不見得有用，但至少表明自己的態度，是很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這樣曰後他們在工作中就勢必要更關注一些。
“一是遠，國家層麵要對城管隊伍有個更為明確的定位，至少明確一個國家部委辦局管理這支數十萬人的隊伍。到省一級就沒有人管，這樣有一個最大的毛病，沒有相當層級領導真的懂城管這個事情，沒有專家深入研究城管這個事情，發發議論、講講以人為本的大道理，在政治上絕對沒有錯，可是於事無補，無濟於事。在我國，一件事，領導關注的層級越高，解決得越好。因此，建議城市政斧甚至最好能到政務院這個層麵，深入研究城管工作，抓緊時間解決城管內外、上下、左右存在的各種問題。
我個人希望，取消城管執法隊伍，成立城市管理警察隊伍，國家製訂《城市管理法》。同時，在市民社區成立自治委員會，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管不了的，再報警，由城市管理警察來管，罰款、拘留、甚至處刑——總之要依法來辦。現有的城管隊員進行分流，能進入城市警察隊伍的就進，進不了的作其他安排。”
蕭宸這個說法一出來，大家都搖頭，說這個太難了，國家立法，這絕非說一說就能辦的。
蕭宸就道：“我也知道這個難辦，所以……其實也沒抱什麽希望，我想說的是中和近。中，是城市政斧可以做到的。城市管理者——我指的是市委書記或市長，不是指城管隊員——必須製定與城市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城管目標，各部門要統籌兼顧。這是在遠計劃暫時沒有辦法達到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城市主要領導要降低對城市容貌的心理預期，少提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少下達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什麽‘無占道道路’、‘無攤點城市’。同時，最重要的一條是，政斧部門要統籌協調，各司其職，比如，城管取締一個占道攤點，民政、社保部門就要落實一個工作崗位或低保指標，讓弱勢群體有飯吃，要不然這一點不能保證，就不可避免有‘肢體衝突’要發生。麵子與裏子要統一，裏子與扣子也要協調！”
鄭之鵬聞言立刻點頭：“這一條很重要，的確，我們第一個是要求要實際，第二個是要給這些弱勢群體以最低生活保障，人都沒法活了，肢體衝突還算什麽？”
蕭宸嗯了一聲，繼續道：“三是近，城管自己能做到的。城管隊伍要擯棄建隊初期的‘軍事化’傾向，把執法變成服務。城管隊伍建隊初期，沒有象環保執法、文化執法、質量技術執法、藥監執法等走專業化的路子。這大概與當初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我們大規模裁軍有關，軍轉幹部大批進入城管，城管隊伍走的是‘準軍事化’的路子，在城管係統到處可見‘軍事化’的影子：城管先進人物喜歡叫什麽‘城管衛士’，城管業務培訓喜歡叫什麽‘崗位練兵’，城管口號甚至套用軍隊建設五句話，什麽‘政治合格、業務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之類的，連執法也提什麽‘敬禮在先’，我不知道這城管敬的是什麽禮？除非是第一條構想實現了，成了城市管理警察了，那可以敬禮。”
蕭宸最後總結道：“所以說到底，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是為城市管人民，還是為人民管城市！我們的政斧是要為人民服務的，怎麽為人民服好務，是政斧能不能取信於人民、讓人們支持政斧的基礎。朗柳要抓城市綜合治理，但綜合治理不是把小商小販都抓起來，把他們吃飯的行頭都搶了砸了就完事的，而是怎麽安排這些人的出路，怎麽保障他們的生活，這，才是根本所在！”
（未完待續）
蕭宸說到正事，包間裏談笑的聲音就小了起來，大家都開始琢磨起來，鄭之鵬沉吟了一下，道：“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公安管壞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窮人’，城市管理的執法對象極大多數是失業人員及進城務工農民以及孤、寡、殘疾等弱勢群體，他們大多從事著最簡單的商品買賣活動，維係著最基本的生活，其艱難處境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諒解；但是部分違章者自身存在的陋習，使其對城市管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抗法。執法中稍有不慎，執法人員便會成為眾矢之的，引來路人圍觀、起哄。令執法人員進退兩難。在具體執法中，城管的大案要案很少，多數案件處罰數額較少，難於向法院申請強製執行，使違章者抗法有了可乘之機。城管部門在行使職權過程中維護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被執法者常維護其個人利益。兩者發生衝突時，有些當事人不是選擇合法的解決問題的途徑，而是不理智的選擇了暴力抗法。被執法者普遍法製觀念淡薄，法律意識低下。但是正因為城管執法的對象往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其文化水平相對較低，法製觀念也相對淡薄。他們往往認識不到其違章行為的嚴重姓，以為自己沒有違法，更沒有構成犯罪，誰扣其東西就跟誰急。正是這種心理，使暴力抗法時有發生。所以，我認為，執法與行政相對‘人’來說都需要加強法製觀念。必須把依法行政的執法理念銘刻在心，必須‘以人為本’，把尊重人、維護人的根本利益、促進人的全麵進步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蕭宸笑了笑：“你前麵的分析很對，但最後還是陷入大話套話裏去了。”
鄭之鵬臉色一紅，被蕭宸批評，他雖然不是頭一迴，但他曆來自認為自己是實幹派的，被蕭宸說了一句“陷入到大話套話裏去了”，心裏就有些不服，隻是對於蕭宸，他卻生不起什麽反駁的心思。
蕭宸看了看他的樣子，又看了看周圍的幾人，就知道他們幾乎都是這麽想的，便道：“城管所管的事務，其實原本都有部門、都有人管的。大家還記得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烤羊肉串》吧，八十年代管小商小販、管占道經營的是工商，並且管理、處罰一肩挑。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初，但是最近兩三年，各地陸續有一些‘創新’：有的城市成立了市容委（局）、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會（局）；有的城市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有的城市是成立兩個局：管理與執法分離；少數城市是參照公務員管理、大多數城市是事業單位；有的城市把市政、環衛、園林‘一鍋煮’，有的城市甚至把‘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也納入到市容城管範疇，有的城市隻合並一兩家；名稱也是五花八門：市容管理局、市容環衛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市容管理委員會、市政斧城市管理辦公室等。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除直轄市外，任何城市到了省級層麵，‘城管’就沒有‘娘家’了。有時，省一級的建設部門插插手，因大多數市容城管屬於建設係統；有時，一些省一級政斧的‘法製辦’管一管，因為‘城管’的‘準生證’是政務院法製辦‘頒發’的。建設係統一天也沒有管過占道經營、沒有拆過違法建築，指責多於指導；‘法製辦’一般從法律層麵管管，補補漏洞，改改條例之類的，並管不了具體事務，他要管的法律事務多著呢，城管隻是極小的一塊。這城管就如同沒娘的孩子。
‘城管’有個工作常用語，叫‘移權’。不涉及的人士不懂，懂一點的人，有時也鬧不明白，但我想你們應該懂吧？”眾人就都點點頭，他們都是體製內的人，自然懂得。蕭宸微微歎了口氣，繼續道：“說城管是政斧的‘私生子’，根源就在‘移權’，城管的大部分‘權’是原有的部門‘移’過來的，什麽叫移呢，就是施舍過來的。政斧‘生’了這個‘孩子’，總要安排個工作、給口飯吃，‘好工作’難找、‘好飯’難吃，因為‘嫡子’也不答應，‘好吃的飯’、好行使的‘權’，原部門是不‘移’的，於是，這個‘私生子’隻能幹‘嫡子’們不願幹的話，吃‘嫡子’不願吃的剩飯：工商管不好小商小販了，交給城管；交通管不好的占道問題，交給城管；公安管不好流動人口，交給城管；規劃局管不好違法建築，交給城管；社保解決不了下崗就業，交給城管。城管啥事都有份，啥事都有一份責任，而且‘終端管理’多，最終責任都能按到城管身上，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圈’。比如說，城市道路不幹淨，最終書記和市長肯定罵負責市容的城管，你怎麽地都沒有掃幹淨，但沒有人去深究根源或細節：如市民素質問題、環衛工人待遇問題、環衛設施落後問題、綠化或市政施工後沒有清理、外來人口湧入城市擺燒烤攤水果攤小吃攤的問題，等等等等。有了‘好處’，沒有城管的；有了問題，城管肯定跑不了！——這算不算是我們政斧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上次我去禪山招商，途經嶺南省會穗仙市。在穗仙市，公安‘管’寵物狗，辦證、植芯片、免疫、流浪狗救助等收費或政斧撥款項目，全是公安管，但是公安‘移’了一樣‘權’給城管，什麽呢？掃狗屎，當地城管自稱是‘狗屎權’。狗是畜牲，文明程度等於零，當然比人低，隨地拉屎是最難管的，而市民最討厭的倒不是遛狗，而是滿地的狗屎，這樣，大轟大嗡的‘整治’以後，收費項目到手，狗屎問題依舊，最終的矛頭指向了城管。人家隨便一句話，就可以噎死一批城管隊員：你們連狗屎都管不好！還能作啥？”
眾人聽了蕭宸這番話，頓時都明白過來，再一想想，城管局好像真是個倒黴鬼，髒活累活都是它的，幹得不好挨罵也是他的，而且似乎……城管局的待遇比其他局可是差多了。
顧樂想了想，也點點頭表示同意，道：“市長這麽一說，我也想起來一個事情。公務員法和行政許可法都規定：行使行政執法權必須是國家公務人員。沒有合法執法的身份去執法，其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不僅律師知道，許多市民也知道：你城管隊員沒有太合法的執法資格，沒有‘硬法’支撐，你來硬的，我不理你，甚至比你還要硬！沒有名份，卻要管事，想想看有多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執法過程中，一有衝突、一有糾紛，‘執法隊員’與執法對象，全要到執法機關——公安局或者派出所作筆錄，接受調查，聽候發落，我就碰見過很多次。這個，我覺得算是城管的一個最大的尷尬了。”
林成南笑道：“看來這城管也算一大悲劇了，下麵子孫滿堂，上麵沒爹沒娘。”
鄭之鵬對於政務是最熟悉的，這時候臉色就有些沉重起來了，也點了點頭，道：“是啊，是我忽視了。”
蕭宸笑了笑，沒說話，卻是自己倒了一點酒，喝了一小口，眾人都有些麵麵相窺，燕微雨更是有些擔心地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鄭之鵬沉吟了一下，道：“要解決問題，首先要知道問題的起源，市長剛才給我們講了城管的來曆和現階段的現狀，讓我們深有感觸。市長，我也想了下，覺得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還有三個現狀。”
蕭宸點點頭，手輕輕一抬：“你說。”
“一是農民進城來了。華夏是一個幾千年來二元結構的社會，如今社會進步了，經濟發展了，農民進城，天經地義，城市不是隻具有城市戶口的人的，京城是全國人民的京城，朗柳也是全國人民的朗柳。如果香港首富帶一百億來，投資產業園，那肯定是貴賓待遇，市長接待，要地有地，要優惠有優惠；朗柳老農民一百元焊個烤爐，進城烤地瓜，城管要管，要取締。這與情與理，城管肯定都輸定了，頂多有一部群眾不太認可的城市管理條例支撐著。
二是城市工人下崗了。華夏在現在的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中，一大批城市人口為改革而犧牲了工作，光榮下崗了，他們大多數隻能在亭棚中就業謀生。
三是城市發展了。城市的確的是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等等，有了長足的進步，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他們對城市環境、生活質量的需求越來越高，對城市政斧的期望也越來越高。
我有一個比喻，不一定恰當。一個城市，政斧要‘麵子’(形象)，農民、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要‘裏子’(肚皮)，‘裏子’有時會影響‘麵子’，城管就是一排‘扣子’(執法)。‘麵子’要好看，‘裏子’要實惠，‘扣子’要遮醜，矛盾呀。關鍵，我們現在是一件破衣裳，裏子還不能示人，隻好扣子緊扣；如果是一件簇新的西裝，不扣扣子也罷。
具體來講一個情形：一條街巷出現一個占道炸油條、賣稀飯的攤子，有油煙、影響交通，市民有投訴、車主有反映、市長就肯定要有指示，城管去肯定要去取證、規勸、發通知、最後要取締，攤主就往城管車下一躺：我要吃飯！圍觀人多了——舉報者可能也在其中，但這時他不會出現的——指責城管的要占99%，城管依法要暫扣經營物品，‘肢體衝突’就好象不可避免，然後媒體也來了，市民與媒體是同情弱者的，民生話題也容易引起共鳴，最終形成城管負麵新聞，雙方到公安局派出所說事兒——顧局長，你說這種情況，公安局怎麽處理？”
顧樂苦笑道：“這事兒是最麻煩的。管了吧，執法對象不願意，端人飯碗的事情，難免有衝突；不管吧，投訴舉報人不願意：我們是納稅人，我們養條狗也要看門的，你們連狗都不如啊？管與不管，做與不做，都有群眾不滿意，城管裏外不是人，咱們公安局也跟著遭瘟。”
“所以。”鄭之鵬道：“城市管理，實質是平衡這幾者之間的‘度’。在農民進城、外來人口激增、下崗職業謀生等情況下，必須在理論上、法律上、情理上，迴答好‘城市是誰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迴答不好，城管隻能天天被人罵狗娘養的。”
蕭宸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微微笑了笑：“不錯，這也正是我說的：迴答或解決這些個問題，合理分配城市資源，超出了城管的範圍，必須政斧來迴答、來解決。”
劉文軍笑著道：“什麽事情咱們市長處理不好的？當初那麽多難事，不都是市長一出馬就輕鬆解決了嗎？市長，你就說說你都有什麽高招，咱們可是自己人，你得先給咱們透個底，不能瞞著咱們呀。”眾人也就都笑了起來，想想也是，有什麽事情咱們蕭市長解決不了的？
他們對蕭宸的能力，卻是有了一份不需要理由的信任。
蕭宸自己卻是很苦惱，這事情的麻煩，最高能說到國家層麵，又豈是那麽容易解決的？自己在朗柳如果想解決這個問題，頂多也隻能治標，恐怕是不可能治本的。
“解決城管問題，我有遠、中、近三個構想，”蕭宸想了想，還是決定跟他們講一講，雖然不見得有用，但至少表明自己的態度，是很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這樣曰後他們在工作中就勢必要更關注一些。
“一是遠，國家層麵要對城管隊伍有個更為明確的定位，至少明確一個國家部委辦局管理這支數十萬人的隊伍。到省一級就沒有人管，這樣有一個最大的毛病，沒有相當層級領導真的懂城管這個事情，沒有專家深入研究城管這個事情，發發議論、講講以人為本的大道理，在政治上絕對沒有錯，可是於事無補，無濟於事。在我國，一件事，領導關注的層級越高，解決得越好。因此，建議城市政斧甚至最好能到政務院這個層麵，深入研究城管工作，抓緊時間解決城管內外、上下、左右存在的各種問題。
我個人希望，取消城管執法隊伍，成立城市管理警察隊伍，國家製訂《城市管理法》。同時，在市民社區成立自治委員會，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管不了的，再報警，由城市管理警察來管，罰款、拘留、甚至處刑——總之要依法來辦。現有的城管隊員進行分流，能進入城市警察隊伍的就進，進不了的作其他安排。”
蕭宸這個說法一出來，大家都搖頭，說這個太難了，國家立法，這絕非說一說就能辦的。
蕭宸就道：“我也知道這個難辦，所以……其實也沒抱什麽希望，我想說的是中和近。中，是城市政斧可以做到的。城市管理者——我指的是市委書記或市長，不是指城管隊員——必須製定與城市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城管目標，各部門要統籌兼顧。這是在遠計劃暫時沒有辦法達到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城市主要領導要降低對城市容貌的心理預期，少提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少下達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什麽‘無占道道路’、‘無攤點城市’。同時，最重要的一條是，政斧部門要統籌協調，各司其職，比如，城管取締一個占道攤點，民政、社保部門就要落實一個工作崗位或低保指標，讓弱勢群體有飯吃，要不然這一點不能保證，就不可避免有‘肢體衝突’要發生。麵子與裏子要統一，裏子與扣子也要協調！”
鄭之鵬聞言立刻點頭：“這一條很重要，的確，我們第一個是要求要實際，第二個是要給這些弱勢群體以最低生活保障，人都沒法活了，肢體衝突還算什麽？”
蕭宸嗯了一聲，繼續道：“三是近，城管自己能做到的。城管隊伍要擯棄建隊初期的‘軍事化’傾向，把執法變成服務。城管隊伍建隊初期，沒有象環保執法、文化執法、質量技術執法、藥監執法等走專業化的路子。這大概與當初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我們大規模裁軍有關，軍轉幹部大批進入城管，城管隊伍走的是‘準軍事化’的路子，在城管係統到處可見‘軍事化’的影子：城管先進人物喜歡叫什麽‘城管衛士’，城管業務培訓喜歡叫什麽‘崗位練兵’，城管口號甚至套用軍隊建設五句話，什麽‘政治合格、業務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之類的，連執法也提什麽‘敬禮在先’，我不知道這城管敬的是什麽禮？除非是第一條構想實現了，成了城市管理警察了，那可以敬禮。”
蕭宸最後總結道：“所以說到底，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是為城市管人民，還是為人民管城市！我們的政斧是要為人民服務的，怎麽為人民服好務，是政斧能不能取信於人民、讓人們支持政斧的基礎。朗柳要抓城市綜合治理，但綜合治理不是把小商小販都抓起來，把他們吃飯的行頭都搶了砸了就完事的，而是怎麽安排這些人的出路，怎麽保障他們的生活，這，才是根本所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