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局在收到中組部關於黨員僱工如何處理的答覆後，還收到了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整理的劉少奇的談話記錄。那是劉少奇當晚簽發了中組部給東北局的覆信後，即興和安子文的談話。
劉少奇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現在對富農僱人買馬不要限製，三五年之後再限製，用國家頒布勞動法，把僱工組織起來，提高僱農的待遇，征土地稅，多累進一些，多加公糧等辦法予以限製。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麽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當時是空想的。現在是私有製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將財產交公也交不出去，將來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東北地廣人稀，情況與關內不同，處理東北農村問題，更應考慮東北的特點。”
高崗收到劉少奇的談話記錄後，很不服氣。他認為劉少奇從根本上否定了東北局的農村政策，也等於貶低和否定了他高崗。高崗到北京，把劉少奇的談話記錄當麵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批給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看，不滿地說：“豈有此理！”
高崗看到毛澤東的不滿形於顏色，心裏有了底。他心中暗自思忖，劉少奇該有麻煩了。
果然如高崗所預料，不久，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還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轉發高崗關於東北農村互助合作的報告的通報，認為高崗報告中所提方針是正確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辦公廳將中央通報、高崗報告及其3個附件，印成小冊子，作為黨內文件，發給各地學習。一時間，高崗聲名大噪。
……
一陣熱烈的掌聲，將高崗從迴憶中喚醒。毛澤東的講話結束了。
高崗懷著興奮的心情走出了懷仁堂。不知怎的，他總是感到周圍人們對他的目光有些異樣。他認定那是一種推崇和敬佩的目光。他感到得意和滿足。
二
東北的春天總是來得很遲。
1951年也是如此，已經是4月份了，還是寒風刺骨，大地一片幹淨。
在瀋陽東北局高崗的辦公室裏，身穿一件狐皮領子大衣的高崗，正背著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那擦得鋥亮的皮鞋，踩在純毛地毯上，有節奏地發出“噗噗”的悶響，像是一曲古怪的音樂。
寬大的會議桌旁，圍坐著高崗的秘書和幾個局內公認的“筆桿子”。他們一個個麵前攤開了稿紙，手中握緊了筆，正期待著高崗麵授機宜。看那架勢，高崗嘴裏說出來的每一個字，即使是標點符號，也會捕捉下來，決不會丟掉。
高崗手裏拿著一份《人民日報》，半天不說一句話，隻顧在房間裏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發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龍井茶來。
大家知道他的脾氣，他正在思考問題的時候，誰也不能打擾他。誰要是打擾他，不管你說什麽，也不管你說得對不對，總要遭到他劈頭蓋臉一頓臭罵。
“好，就這麽寫。”高崗終於發話了，“對著鄧子恢開炮。文章要旗幟鮮明，有火藥味。”
他說著，揚了揚手中的《人民日報》。那上麵全文刊登著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上的報告》。
這是高崗在布置寫一篇重要文章。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迎合毛澤東關於要討論工會工作的意圖，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崗政治上的敏銳和正確。
事情的起源，還要從頭說起。
七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一個月，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鄧子恢是個敢講話的人。鑑於當時工會工作中已經出現脫離工人群眾的情況，公營工廠中有些工會組織不重視維護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放棄了自己應有的獨立的主動的工作等問題，他指出，公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一致即雙方都是為國家、同時也是為工人自己利益服務這樣的前提下，在“具體立場”上仍有所區別。他們各自的工作崗位、任務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不能脫離這個基本任務，成為“廠方的附屬品”。當廠方某些規定或措施對工人不利時，工會工作者就應當反映工人的意見，同廠方商量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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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現在對富農僱人買馬不要限製，三五年之後再限製，用國家頒布勞動法，把僱工組織起來，提高僱農的待遇，征土地稅，多累進一些，多加公糧等辦法予以限製。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麽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當時是空想的。現在是私有製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將財產交公也交不出去，將來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東北地廣人稀，情況與關內不同，處理東北農村問題，更應考慮東北的特點。”
高崗收到劉少奇的談話記錄後，很不服氣。他認為劉少奇從根本上否定了東北局的農村政策，也等於貶低和否定了他高崗。高崗到北京，把劉少奇的談話記錄當麵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批給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看，不滿地說：“豈有此理！”
高崗看到毛澤東的不滿形於顏色，心裏有了底。他心中暗自思忖，劉少奇該有麻煩了。
果然如高崗所預料，不久，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還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轉發高崗關於東北農村互助合作的報告的通報，認為高崗報告中所提方針是正確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辦公廳將中央通報、高崗報告及其3個附件，印成小冊子，作為黨內文件，發給各地學習。一時間，高崗聲名大噪。
……
一陣熱烈的掌聲，將高崗從迴憶中喚醒。毛澤東的講話結束了。
高崗懷著興奮的心情走出了懷仁堂。不知怎的，他總是感到周圍人們對他的目光有些異樣。他認定那是一種推崇和敬佩的目光。他感到得意和滿足。
二
東北的春天總是來得很遲。
1951年也是如此，已經是4月份了，還是寒風刺骨，大地一片幹淨。
在瀋陽東北局高崗的辦公室裏，身穿一件狐皮領子大衣的高崗，正背著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那擦得鋥亮的皮鞋，踩在純毛地毯上，有節奏地發出“噗噗”的悶響，像是一曲古怪的音樂。
寬大的會議桌旁，圍坐著高崗的秘書和幾個局內公認的“筆桿子”。他們一個個麵前攤開了稿紙，手中握緊了筆，正期待著高崗麵授機宜。看那架勢，高崗嘴裏說出來的每一個字，即使是標點符號，也會捕捉下來，決不會丟掉。
高崗手裏拿著一份《人民日報》，半天不說一句話，隻顧在房間裏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發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龍井茶來。
大家知道他的脾氣，他正在思考問題的時候，誰也不能打擾他。誰要是打擾他，不管你說什麽，也不管你說得對不對，總要遭到他劈頭蓋臉一頓臭罵。
“好，就這麽寫。”高崗終於發話了，“對著鄧子恢開炮。文章要旗幟鮮明，有火藥味。”
他說著，揚了揚手中的《人民日報》。那上麵全文刊登著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上的報告》。
這是高崗在布置寫一篇重要文章。寫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迎合毛澤東關於要討論工會工作的意圖，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崗政治上的敏銳和正確。
事情的起源，還要從頭說起。
七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一個月，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鄧子恢是個敢講話的人。鑑於當時工會工作中已經出現脫離工人群眾的情況，公營工廠中有些工會組織不重視維護工人群眾的正當利益，放棄了自己應有的獨立的主動的工作等問題，他指出，公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者與企業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之間，在“基本立場”一致即雙方都是為國家、同時也是為工人自己利益服務這樣的前提下，在“具體立場”上仍有所區別。他們各自的工作崗位、任務不同。即使在公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務，而不能脫離這個基本任務，成為“廠方的附屬品”。當廠方某些規定或措施對工人不利時，工會工作者就應當反映工人的意見，同廠方商量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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