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還是笑容滿麵，故作謙虛地說：“觀點清楚不等於講的就對。這幾個問題都是新問題，怕講出錯誤來。”
張聞天說：“是新問題不假。錯誤不錯誤嘛，先不忙下結論。但是黨內對這些問題確實有不同看法，並且一下子也難以完全統一起來。”
高崗聽出了張聞天的弦外之音，試探著問：“依你之見，不同看法會在哪裏呢？”
張聞天想了想，有分寸地說：
“對農村階級分化的形勢的估計，怎麽更合理。農村土改後，階級分化趨勢已經開始，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土地的所有和使用有更趨於合理的新調整，這是農村生產力與社會生產力要求向上發展的不同表現。‘對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視無睹，也不要過分誇大它的危險，驚慌失措，或採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限製。凡有利於土地的合理使用，有利於工礦事業和農村副業的發展，不宜反對，更不宜採用行政手段壓製。當然，也要注意發展供銷合作與勞動互助，從各方麵幫助貧僱農，使他們免受新富農的剝削，準確點說，免受新富農過分的剝削。
“互助合作，其實是個分清輕重緩急，注意防‘左’反‘左’的問題。在東北農村現有條件下，農民最關心的是供銷合作，然後才是生產合作。因此，應當因時因地組織農民最樂意接受的各種變工組和供銷合作。不要以為這個層次低。如果以為農村要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須按照我們的願望把所有農民都統統硬性組織在生產互助組內，這是一種強迫命令和急性病。‘左’了，不會有好效果。
“富農黨員嘛，這個問題你講的對。確實應當注意加強對農村黨員的教育，要他們堅決為農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奮鬥。凡農民黨員有向富農轉化的趨勢時，應事先給以警告，使其轉變。如轉變不了，或允許其退黨，或開除其黨籍。”
張聞天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講起問題來有條有理，思路清晰，邏輯性強。高崗隻好耐心地聽著。他聽出了張聞天同自己有不同意見，心想，張聞天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張聞天歷史上犯過“左”傾錯誤，這是人們都知道的。
高崗針對張聞天的觀點，不軟不硬地來了一句，“當然要防‘左’反‘左’。但可不要明明自己有了，卻說人家‘左’0阿。”
張聞天沒有再說什麽。他不想和高崗發生公開爭論。事後，他接連給毛澤東寫了3封信，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高崗又說：“黨員僱工問題，政策性很強，需要向中組部請示。”
張聞天點頭表示同意。
就在高崗講話20天後，東北局收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對他們請示黨員僱工問題的答覆。答覆信是這樣寫的：
“黨員僱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製，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麽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高崗看了答覆信十分不滿，對人發牢騷說：“怎麽搞的，少奇總是對我們橫加指責。這是第二次打我們的悶棍了。”
高崗所說的第一次“打悶棍”，是指半年多以前，劉少奇曾就對待民族資本家問題，批評過東北局的“左”的錯誤。那封電報說：
“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給少奇同誌，說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正確解決。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最近少奇同誌到天津巡視，發現我們在天津的負責同誌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幹部則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貿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場方麵統製，不給資本家的生產以應有的照顧，稅收機關對私人生產亦未給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係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強令資本家開工。但資本家在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未幫助資本家去克服。在報紙上隻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隻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有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製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須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隻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產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因為我們顧慮到在黨內存在的上述傾向，故我們尚未批準印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提綱》這個文件，我們認為在這個文件中必須加以批駁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後，才好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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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說：“是新問題不假。錯誤不錯誤嘛，先不忙下結論。但是黨內對這些問題確實有不同看法，並且一下子也難以完全統一起來。”
高崗聽出了張聞天的弦外之音，試探著問：“依你之見，不同看法會在哪裏呢？”
張聞天想了想，有分寸地說：
“對農村階級分化的形勢的估計，怎麽更合理。農村土改後，階級分化趨勢已經開始，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土地的所有和使用有更趨於合理的新調整，這是農村生產力與社會生產力要求向上發展的不同表現。‘對此，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視無睹，也不要過分誇大它的危險，驚慌失措，或採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限製。凡有利於土地的合理使用，有利於工礦事業和農村副業的發展，不宜反對，更不宜採用行政手段壓製。當然，也要注意發展供銷合作與勞動互助，從各方麵幫助貧僱農，使他們免受新富農的剝削，準確點說，免受新富農過分的剝削。
“互助合作，其實是個分清輕重緩急，注意防‘左’反‘左’的問題。在東北農村現有條件下，農民最關心的是供銷合作，然後才是生產合作。因此，應當因時因地組織農民最樂意接受的各種變工組和供銷合作。不要以為這個層次低。如果以為農村要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必須按照我們的願望把所有農民都統統硬性組織在生產互助組內，這是一種強迫命令和急性病。‘左’了，不會有好效果。
“富農黨員嘛，這個問題你講的對。確實應當注意加強對農村黨員的教育，要他們堅決為農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奮鬥。凡農民黨員有向富農轉化的趨勢時，應事先給以警告，使其轉變。如轉變不了，或允許其退黨，或開除其黨籍。”
張聞天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講起問題來有條有理，思路清晰，邏輯性強。高崗隻好耐心地聽著。他聽出了張聞天同自己有不同意見，心想，張聞天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張聞天歷史上犯過“左”傾錯誤，這是人們都知道的。
高崗針對張聞天的觀點，不軟不硬地來了一句，“當然要防‘左’反‘左’。但可不要明明自己有了，卻說人家‘左’0阿。”
張聞天沒有再說什麽。他不想和高崗發生公開爭論。事後，他接連給毛澤東寫了3封信，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高崗又說：“黨員僱工問題，政策性很強，需要向中組部請示。”
張聞天點頭表示同意。
就在高崗講話20天後，東北局收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對他們請示黨員僱工問題的答覆。答覆信是這樣寫的：
“黨員僱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製，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麽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高崗看了答覆信十分不滿，對人發牢騷說：“怎麽搞的，少奇總是對我們橫加指責。這是第二次打我們的悶棍了。”
高崗所說的第一次“打悶棍”，是指半年多以前，劉少奇曾就對待民族資本家問題，批評過東北局的“左”的錯誤。那封電報說：
“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給少奇同誌，說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正確解決。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最近少奇同誌到天津巡視，發現我們在天津的負責同誌完全不理資本家，有些幹部則認為和資本家接觸就是立場不穩，貿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場方麵統製，不給資本家的生產以應有的照顧，稅收機關對私人生產亦未給以應有的照顧，在勞資關係上工人有過高的要求和過左的行動，未用堅決的辦法去糾正，強令資本家開工。但資本家在開工後的各種實際困難未幫助資本家去克服。在報紙上隻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隻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有投機性搗亂性），強調限製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須性，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隻強調和資本家鬥爭，而不強調聯合願意和我們合作的資本家。結果就使資本家恐慌消極，陷於半癱瘓狀態，完全沒有生產積極性，許多資本家就準備停工歇業或逃跑。這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因為我們顧慮到在黨內存在的上述傾向，故我們尚未批準印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方針提綱》這個文件，我們認為在這個文件中必須加以批駁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後，才好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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