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藝術的主要發現地點分布在從貝加爾湖至河北、山西、陝西邊境的區域內。在北方，外貝加爾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確定為公元前2～前1世紀；同時還有蒙古高原恰克圖北特羅思柯薩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裏發現過西伯利亞式金屬牌與公元前118年起發行的漢代鑄幣。在外蒙古，庫倫附近的諾音－烏拉，科茲洛夫（kozlov）考察團曾發現過一個匈奴王的墓葬，內有草原藝術的青銅器，華麗的毛織品上繪有同一種風格的圖案（鷹和鹿的爭鬥，野貓與氂牛的爭鬥）；所有的題材都是用薩爾馬特－阿爾泰的方式進行處理的；還有一件希臘紡織品，繪有一個留有上唇須的人物，乘四輪馬車，它無疑是出自息姆米裏亞統治下博斯佛爾城的某個藝術家之手；最後是一件公元2年製造的中國漆器，上麵就記載了日期。或許我們應當把離那裏不遠的鄂爾渾河流域篤伯勒赤與伊勒赫－阿裏克發現的壁畫歸於一類，盡管缺少日期記載，但壁畫上對鹿的絕妙表現反映出薩爾馬特－阿爾泰藝術的影響。在鄂爾多斯，原來綏遠省的一部分——察哈爾與熱河一帶，有許多地方出現了鄂爾多斯青銅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灤平，在張家口以北多倫諾爾西的哈丁蘇木與哈隆－沃索，從張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綏遠附近的歸化城，在鄂爾多斯與陝西北部邊界的榆林。我們注意到在宣化所發現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個中國“刀幣”，其上刻有“tu”（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鑑定，它是屬於公元前480～前250年間戰國時代在中國通用的一種貨幣形式。假使鄂爾多斯青銅的一大部分，即內蒙古的匈奴青銅器，與戰國（公元前5～前3世紀）同時代，那麽同一種藝術就在整個漢朝（公元前2世紀初～3世紀初）繼續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榮起來。在諾音－烏拉發掘出的古物和鄂爾多斯出土的這個時代的多頭動物形的青銅牌均可為此作證。此外，在我們的陳列品裏有帶匈奴藝術花紋的中國青銅紐扣，很明顯，它是由漢朝藝術家們根據鄂爾多斯式樣仿造的。在這以後的時代，即在中國所稱的六朝（公元4～6世紀）時期，鄂爾多斯藝術對中國青銅器的影響並未削弱，上麵所刻的動物均體態彎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纏繞在一起。在同一時期，草原藝術同樣影響著大侵略時期西方的扣鉤、金屬牌和裝飾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亞西部的青銅器一直到9世紀還保持著草原上古老藝術的特點。同樣的藝術直到成吉思汗時期的汪古部落還在延續，一些教徒用的小銅器十字架、鴿子及祈願龕的上麵都可以看到這種藝術的影子。這些古物在鄂多爾斯和它的鄰境都有大批出土。而且，在整個西夏時代（公元11～12世紀）純粹的鄂爾多斯金屬牌都能製造，除非引起了薩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體是重新刻製上去的，或者，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贗品。
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與月氏人的遷徙
匈奴人作為一個可怕的強盛民族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是在公元前3世紀末，當時正是中國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統一時期。秦國的創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覺到危險的來臨，從公元前215年起，他與大將蒙恬完成了萬裏長城的建築，以防匈奴人進攻中國領土。約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從現在的鄂爾多斯，即河套地區驅走。但匈奴人在他們的單於頭曼（約死於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領下開始擴張領土，出擊月氏人。在那個時候月氏人已經居住在甘肅西部，我們將在下文講到它。頭曼的兒子和繼承者冒頓（約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東方打敗了東胡，即滿洲邊境上的其他野蠻人；他利用秦亡漢興（公元前206～前202年）時期中國為內戰所耗十分衰弱的機會，於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圍困了首邑太原。漢朝的創始者漢高祖親自前往相救，驅走匈奴，但其後自己卻被圍於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縣境的古邊境）。他在談判中騙過了這些野蠻人，將一位公主也許隻是個侍女贈與單於為妻，以至於能夠從困境中逃脫，正如後代的中國詩人所唱的，可憐的“鷓鴣”被投給“蒙古的野鳥”。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頓對甘肅西部的月氏人進行初次沉重的打擊，但自誇說把他們征服了。他的兒子和繼承者老上（約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將月氏人完全擊敗，將月氏王的頭顱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驅逐出甘肅，被迫向西方遷徙，因而引起了歷史上所記載的亞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遷徙。
月氏這一名稱是我們從漢文的譯音，至少是在這種形式下得來的，已經存在很長時期。許多東方學家長期傾向於把月氏人與吐火羅人（他們於公元前2世紀從突厥斯坦遷往巴克特裏亞，希臘歷史學家正是從這一遷徙中了解到他們）以及希臘史書稱的印度－塞人等同起來。就此看來，吐火羅與印度－斯基泰是一個民族在它生存的兩個時代中的不同名稱，它被認為是斯基泰族係，即印歐種族人。這個不同名稱的統一化是有其事實依據的。根據中國史學家們的證明，現今甘肅西部在公元前2世紀時為月氏人的地盤，地理學家托勒密於公元2世紀時就聲明過在今天甘肅省張掖地區存在一個塔古羅民族、一座塔古龍山、一個托加拉城。另一方麵，斯特拉波舉出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裏亞的各族中有吐火羅人，這個時間正是中國史學家們所說月氏人在他們遷徙告一段落而來到了大夏國邊境的時候，大夏正是巴克特裏亞這個地方。由於一個並行的事實不斷地被提到，我們認為應該繼續把中國史書裏記載的月氏當作希臘史學家的“tokhayoi”，梵文記載裏的“tukharoi”，以及後來羅馬帝國時代的印度－塞人，這將是一個可取的重要論證。另外，塔裏木河以北的綠洲地區，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領地（因為他們的原籍是甘肅），但至少是與他們多少有點血緣關係的部落的領地。在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在中世紀早期（公元5～8世紀）時流通著的印歐語言，就是語言學家們在先前尚稱作吐火羅語的語言，而在今天卻隻滿足將其叫作庫車語，喀喇沙爾語等等。所以確實有可能在歷史的早期，印歐人部落就已經向遠東推進。事實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薩爾馬特族係人居住在西伯利亞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區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時代，天山南北兩麓，費爾幹納與喀什噶爾一帶有說東伊朗語的塞種人居住，這也是事實。這種事實導致我們同意這種假設。所以，今天的東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區是被印歐人種占據，不論他們是喀什的東伊朗人還是庫車、甘肅一帶的吐火羅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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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古代史
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與月氏人的遷徙
匈奴人作為一個可怕的強盛民族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是在公元前3世紀末，當時正是中國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統一時期。秦國的創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覺到危險的來臨，從公元前215年起，他與大將蒙恬完成了萬裏長城的建築，以防匈奴人進攻中國領土。約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從現在的鄂爾多斯，即河套地區驅走。但匈奴人在他們的單於頭曼（約死於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領下開始擴張領土，出擊月氏人。在那個時候月氏人已經居住在甘肅西部，我們將在下文講到它。頭曼的兒子和繼承者冒頓（約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東方打敗了東胡，即滿洲邊境上的其他野蠻人；他利用秦亡漢興（公元前206～前202年）時期中國為內戰所耗十分衰弱的機會，於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圍困了首邑太原。漢朝的創始者漢高祖親自前往相救，驅走匈奴，但其後自己卻被圍於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縣境的古邊境）。他在談判中騙過了這些野蠻人，將一位公主也許隻是個侍女贈與單於為妻，以至於能夠從困境中逃脫，正如後代的中國詩人所唱的，可憐的“鷓鴣”被投給“蒙古的野鳥”。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頓對甘肅西部的月氏人進行初次沉重的打擊，但自誇說把他們征服了。他的兒子和繼承者老上（約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將月氏人完全擊敗，將月氏王的頭顱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驅逐出甘肅，被迫向西方遷徙，因而引起了歷史上所記載的亞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遷徙。
月氏這一名稱是我們從漢文的譯音，至少是在這種形式下得來的，已經存在很長時期。許多東方學家長期傾向於把月氏人與吐火羅人（他們於公元前2世紀從突厥斯坦遷往巴克特裏亞，希臘歷史學家正是從這一遷徙中了解到他們）以及希臘史書稱的印度－塞人等同起來。就此看來，吐火羅與印度－斯基泰是一個民族在它生存的兩個時代中的不同名稱，它被認為是斯基泰族係，即印歐種族人。這個不同名稱的統一化是有其事實依據的。根據中國史學家們的證明，現今甘肅西部在公元前2世紀時為月氏人的地盤，地理學家托勒密於公元2世紀時就聲明過在今天甘肅省張掖地區存在一個塔古羅民族、一座塔古龍山、一個托加拉城。另一方麵，斯特拉波舉出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裏亞的各族中有吐火羅人，這個時間正是中國史學家們所說月氏人在他們遷徙告一段落而來到了大夏國邊境的時候，大夏正是巴克特裏亞這個地方。由於一個並行的事實不斷地被提到，我們認為應該繼續把中國史書裏記載的月氏當作希臘史學家的“tokhayoi”，梵文記載裏的“tukharoi”，以及後來羅馬帝國時代的印度－塞人，這將是一個可取的重要論證。另外，塔裏木河以北的綠洲地區，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領地（因為他們的原籍是甘肅），但至少是與他們多少有點血緣關係的部落的領地。在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在中世紀早期（公元5～8世紀）時流通著的印歐語言，就是語言學家們在先前尚稱作吐火羅語的語言，而在今天卻隻滿足將其叫作庫車語，喀喇沙爾語等等。所以確實有可能在歷史的早期，印歐人部落就已經向遠東推進。事實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薩爾馬特族係人居住在西伯利亞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區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時代，天山南北兩麓，費爾幹納與喀什噶爾一帶有說東伊朗語的塞種人居住，這也是事實。這種事實導致我們同意這種假設。所以，今天的東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區是被印歐人種占據，不論他們是喀什的東伊朗人還是庫車、甘肅一帶的吐火羅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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