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張之洞對西政議院製的稱許不遜於某些維新派人士，他在說明西國議院製後說“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這段話表麵上為了證明西國亦有“君臣之倫”而說的，實際上卻說明了議院製的優點。對西學的優點應持什麽態度，張氏明確說：“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上述可見他認為中國的“闕”與“疾”應用西學西政來加以克服。這比之馮桂芬僅僅說說“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水平要高出一個時代。當然，處於他那樣總督高位的當權重臣，必須強調維護“聖教”的原則，他說：“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征，為之固亦不嫌。”這裏張之洞有著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性的矛盾。張氏以很大的熱情和毅力舉辦了鋼鐵、紡織等大型工業企業，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相當程度改變了他的階級屬性，即由封建性逐漸向資產階級性轉變。這種封建性與資本主義性的矛盾，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既要學西政以“補闕”“起疾”，又不敢作根本的改變：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一定條件下可以與康有為維新派聯盟，另一條件下則站在維新派對立方麵與頑固“政變”派合流。
由此可見，張之洞的《勸學篇》如果作為政治綱領看是與維`派對立的，但已不完全是“中體西用”的思想體係，而是對它有著突破的傾向，成為一種介乎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與維新派的某種程度的“西體西用”之間的“中西合一”觀。這種觀點，在1900年至1901年八國聯軍入侵和義和團運動中，從書本變為政治行動，那就是聲振一時的張氏與江督劉坤一會銜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它們成為20世紀初葉以慈禧太後為首發動實行的“新政”的藍圖。此三折的觀點及其內容，基本上與《勸學篇》相一致。因此，名為劉、張合奏，實際上主要是張之洞的“版權”。
戊戌政變中，洋務派與頑固派合流扼殺維新派，政變之後，洋妥派對於頑固派一切“復舊轍”甚為不滿，主張所謂“執兩用中”的較為開明的方案，但頑固派畢竟在朝廷中占據上風，變舊為新固不容易，廢帝立儲之聲又播內外。對此，洋務派既持有異議，亦為列強所不容。正在改革守舊舉棋不定之際，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興起了，這正中頑固派的“下懷”，以慈禧為首的一批頑固分子，利用義和團與列強決一雌雄。本來對在政變後“復舊”而與頑固派有分離傾向的洋務官僚們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醞釀著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張、劉等在盛宣懷穿針引線下，拉攏袁世凱、李鴻章等一批東南、中南乃至西南督撫，與帝國主義簽訂《東南互保章程九款》，宣稱清廷“二十五各省招義民禦侮”之詔為“矯詔”，公開抗旨。處於四麵楚歌聲中逃亡西安的清王朝，一麵下達剿拳、懲兇（主要是處治頑固派）的詔諭，另一方麵於1901年1月29日發布行“新政”的變法上諭。劉、張經過觀察醞釀，延至同年10月2日即《辛醜條約》簽訂後近一個月始將“三折”上達清廷。比清廷限期2個月“議復”晚了半年有餘。
“三折”，為“新政”規劃了基本的綱領和方案。它具有強烈的突破“中體”的傾向。在“整頓中法”一折中，開宗明義指出：“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強。國既治，則貧弱者可以力求富強，國不治則富強者亦必轉為貧弱。”這裏的“治”的含義，己不是中世紀式的吏治，而是包含著西學對於中學的衝擊和對“中體”變革的特異內涵。這種把富強的根本歸結到近代式的政治改革上的見解，在洋務官僚的“辭典”中是罕見的。在洋務運動中，隻談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致富強的問題，不談政治上如何改革，更不談富強要以政治上的改革為前提。茲摘引張之洞的幾段話來說明其政治改革的觀點：
“上下情通，既能周悉民隱，亦能鼓舞賢才，故成功易。……上下否隔，民情多壅於上聞，人才亦難於自見，故致治難。”
“外國百年以來，其聽訟之詳慎，刑罰之輕減，監獄之寬舒，從無苛酷之事，以故民氣發舒，人知有恥，國勢以強。……外國案以證定，中國案以供定，……故外國聽訟從不用刑求。”（中國則）“濫刑株累之酷，囹圄淩辱之弊，往往而有。……外國人……譏為賤視人類。驅民入教，職此之由。”
上一條說明了必須糾正君民遠隔之弊，做到下情上達，這正是幾十年來主張民主政治的中心議題；第二條表明中國法製遠不如外國，把中國法製“賤視人類”的話也上達皇帝，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劉、張沒有作出明確答案，但當時對洋務官僚實行變法的起參謀作用的鄭觀應卻對此作了實際上的注釋。那時，盛宣懷也高倡變法實行新政，問計於其老友鄭觀應：“變法以何者為先”？鄭答曰：“中國病根在於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脈閡隔，寖成痿痺，勢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順民情、達民隱，開國會設議院不可。……從前民間舉動，雖合公理，順人心，苟與政府意見相背，小則斥為惑眾，大則指為叛逆。……酷吏權奸，殘害忠草，……若設議院，則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權，庸臣不得誤國矣！”鄭觀應所說的病根與劉、張相同，其解決辦法是設議院。這當然是劉、張所不曾、也不願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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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張之洞的《勸學篇》如果作為政治綱領看是與維`派對立的，但已不完全是“中體西用”的思想體係，而是對它有著突破的傾向，成為一種介乎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與維新派的某種程度的“西體西用”之間的“中西合一”觀。這種觀點，在1900年至1901年八國聯軍入侵和義和團運動中，從書本變為政治行動，那就是聲振一時的張氏與江督劉坤一會銜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它們成為20世紀初葉以慈禧太後為首發動實行的“新政”的藍圖。此三折的觀點及其內容，基本上與《勸學篇》相一致。因此，名為劉、張合奏，實際上主要是張之洞的“版權”。
戊戌政變中，洋務派與頑固派合流扼殺維新派，政變之後，洋妥派對於頑固派一切“復舊轍”甚為不滿，主張所謂“執兩用中”的較為開明的方案，但頑固派畢竟在朝廷中占據上風，變舊為新固不容易，廢帝立儲之聲又播內外。對此，洋務派既持有異議，亦為列強所不容。正在改革守舊舉棋不定之際，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興起了，這正中頑固派的“下懷”，以慈禧為首的一批頑固分子，利用義和團與列強決一雌雄。本來對在政變後“復舊”而與頑固派有分離傾向的洋務官僚們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醞釀著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張、劉等在盛宣懷穿針引線下，拉攏袁世凱、李鴻章等一批東南、中南乃至西南督撫，與帝國主義簽訂《東南互保章程九款》，宣稱清廷“二十五各省招義民禦侮”之詔為“矯詔”，公開抗旨。處於四麵楚歌聲中逃亡西安的清王朝，一麵下達剿拳、懲兇（主要是處治頑固派）的詔諭，另一方麵於1901年1月29日發布行“新政”的變法上諭。劉、張經過觀察醞釀，延至同年10月2日即《辛醜條約》簽訂後近一個月始將“三折”上達清廷。比清廷限期2個月“議復”晚了半年有餘。
“三折”，為“新政”規劃了基本的綱領和方案。它具有強烈的突破“中體”的傾向。在“整頓中法”一折中，開宗明義指出：“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強。國既治，則貧弱者可以力求富強，國不治則富強者亦必轉為貧弱。”這裏的“治”的含義，己不是中世紀式的吏治，而是包含著西學對於中學的衝擊和對“中體”變革的特異內涵。這種把富強的根本歸結到近代式的政治改革上的見解，在洋務官僚的“辭典”中是罕見的。在洋務運動中，隻談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致富強的問題，不談政治上如何改革，更不談富強要以政治上的改革為前提。茲摘引張之洞的幾段話來說明其政治改革的觀點：
“上下情通，既能周悉民隱，亦能鼓舞賢才，故成功易。……上下否隔，民情多壅於上聞，人才亦難於自見，故致治難。”
“外國百年以來，其聽訟之詳慎，刑罰之輕減，監獄之寬舒，從無苛酷之事，以故民氣發舒，人知有恥，國勢以強。……外國案以證定，中國案以供定，……故外國聽訟從不用刑求。”（中國則）“濫刑株累之酷，囹圄淩辱之弊，往往而有。……外國人……譏為賤視人類。驅民入教，職此之由。”
上一條說明了必須糾正君民遠隔之弊，做到下情上達，這正是幾十年來主張民主政治的中心議題；第二條表明中國法製遠不如外國，把中國法製“賤視人類”的話也上達皇帝，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劉、張沒有作出明確答案，但當時對洋務官僚實行變法的起參謀作用的鄭觀應卻對此作了實際上的注釋。那時，盛宣懷也高倡變法實行新政，問計於其老友鄭觀應：“變法以何者為先”？鄭答曰：“中國病根在於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脈閡隔，寖成痿痺，勢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順民情、達民隱，開國會設議院不可。……從前民間舉動，雖合公理，順人心，苟與政府意見相背，小則斥為惑眾，大則指為叛逆。……酷吏權奸，殘害忠草，……若設議院，則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權，庸臣不得誤國矣！”鄭觀應所說的病根與劉、張相同，其解決辦法是設議院。這當然是劉、張所不曾、也不願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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