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之洞《勸學篇》和“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洋務思想體係，曾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有過它的光輝歷史的一頁，但是80—90年代以後，這個思想體係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打著托古改製的旗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西體西用”的企圖也被扼殺。洋務官僚們在洋務復興潮流中，一方麵意識到要振興中華維護清朝統治必須對“中體西用”進行改進，另一方麵，也逐步意識到康有為一套變法主張與洋務變法相左，必須有一種思想與之相對抗。於是洋務派中的官僚權威人士拋出了既非“西體西用”，亦與“中體西用”有某些區別的理論，無以名之，我姑稱之為“中西合一”觀。這個“中西合一”思想，以1898年4且張之洞拋出的《勸學篇》為雛形，以1901年10月2日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為成型。它們基本上是20世紀初葉慈禧太後為首實行的“新攻”的藍本。因此，這個所謂“中西合一”思想，雖不像“中體西用”或“西體西用”那樣構成為思想體係，卻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個作用，雖主要是對抗戊戌維新思想和正在興起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但在推進經濟、文化教育乃至某種程度的政治等社會改革事業上不能不說有某些積極性。現分別加以論述。
多年來學者們往往把張之洞的《勸學篇》看作為與戊戌維新思想相對抗的綱領，故加以貶斥。近些年對張氏《勸學篇》中的經濟、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仍隻認為它是洋務運動理論上的總結，洋務思想的係統概括。誠然，這些說法都有其正確性，但對於其中有突破“中體西用”思想體係的傾向的一麵卻忽視了。
《勸學篇》分內篇、外篇。內篇分《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等九篇，中心意思很明顯是保護中學的“體”。關於這個問題，書中俯拾即是，因為眾所習知茲摘引數則以見一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明綱》）“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製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變法》）“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會通》）這幾段話，隻能充分說明張之洞《勸學篇》“中學為體”的堅定性了，也可看出“西學”不過是為了“體”不變而“用”之罷了的觀點了。外篇分：《益智》、《遊學》、《設學》、《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礦學》、《兵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基本上都是講學習西學的科學技術以致用的問題，兼及中學與西學的有機聯繫，從邏輯理論高度總結了洋務活動和“中體西用”的體係。其中很多都是洋務運動已經實行過的，此處不擬多談。這裏要著重說明的，是《勸學篇》中的發展觀及對“中體西用”思想的某些突破。
張之洞的發展觀在《勸學篇》中許多地方都有表現，茲以《會通》中所述為主加以闡述。他認為格致、化學、機器等器用之物，在中國古書《論語》、《中庸》、《周禮》、《左傳》……中都能找到出處，這裏選數例：“《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礦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兇，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說也”，等等二十一件事。說“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然而，張氏不同於“古已有之”論者。他說：“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鐵過前人之處”。他舉例說：中國的“算數曆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千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知）。……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今勝於古”的發展觀是鮮明的。
由於張之洞鮮明的發展觀，所以他必然有著超越洋務運動思想水平之處。這裏不打算介紹他關於技藝方麵的發展觀，隻就“西政”上的看法作一些說明。他雖也說“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但實際上對於“西學”的看法是有發展變化的。西學本來是包括政治社會學說和科學技術兩大類，在洋務運動中，洋務官僚一般隻講學西藝，避免提學西政，而張之洞卻在《勸學篇》中提出“政藝兼學”的命題。他所說西政的範圍是指“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他對西政特別加注雲：“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這比之盛宣懷所說不更動吏政、禮政、刑政的觀點要高一籌。不僅如此，張之洞對於西政中議院製這個根本問題的看法也有突破性進展。盡管他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但他對於與民權有密切聯繫的議院製度沒有完全否定，沒有說未來的中國絕對不能行。他答“或曰”之問說：“此時縱慾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這種議院暫時不可行的觀點，不是張之洞所獨有，連主張設立議院最激烈的鄭觀應，也於1895年修訂《盛世危言》《議院》篇時，將原來的議院“猶謂中國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為議院“必須行於廣開學校人材輩出之後，而非可即日圖功也。”即使是康有為，在百日維新過程中發覺設議院行立憲阻力太大，為了緩和矛盾，不是亦主張暫緩施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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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洋務思想體係，曾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有過它的光輝歷史的一頁，但是80—90年代以後，這個思想體係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打著托古改製的旗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西體西用”的企圖也被扼殺。洋務官僚們在洋務復興潮流中，一方麵意識到要振興中華維護清朝統治必須對“中體西用”進行改進，另一方麵，也逐步意識到康有為一套變法主張與洋務變法相左，必須有一種思想與之相對抗。於是洋務派中的官僚權威人士拋出了既非“西體西用”，亦與“中體西用”有某些區別的理論，無以名之，我姑稱之為“中西合一”觀。這個“中西合一”思想，以1898年4且張之洞拋出的《勸學篇》為雛形，以1901年10月2日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為成型。它們基本上是20世紀初葉慈禧太後為首實行的“新攻”的藍本。因此，這個所謂“中西合一”思想，雖不像“中體西用”或“西體西用”那樣構成為思想體係，卻在歷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個作用，雖主要是對抗戊戌維新思想和正在興起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但在推進經濟、文化教育乃至某種程度的政治等社會改革事業上不能不說有某些積極性。現分別加以論述。
多年來學者們往往把張之洞的《勸學篇》看作為與戊戌維新思想相對抗的綱領，故加以貶斥。近些年對張氏《勸學篇》中的經濟、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仍隻認為它是洋務運動理論上的總結，洋務思想的係統概括。誠然，這些說法都有其正確性，但對於其中有突破“中體西用”思想體係的傾向的一麵卻忽視了。
《勸學篇》分內篇、外篇。內篇分《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正權》、《循序》、《守約》、《去毒》等九篇，中心意思很明顯是保護中學的“體”。關於這個問題，書中俯拾即是，因為眾所習知茲摘引數則以見一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明綱》）“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製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變法》）“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悌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會通》）這幾段話，隻能充分說明張之洞《勸學篇》“中學為體”的堅定性了，也可看出“西學”不過是為了“體”不變而“用”之罷了的觀點了。外篇分：《益智》、《遊學》、《設學》、《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工商學》、《礦學》、《兵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基本上都是講學習西學的科學技術以致用的問題，兼及中學與西學的有機聯繫，從邏輯理論高度總結了洋務活動和“中體西用”的體係。其中很多都是洋務運動已經實行過的，此處不擬多談。這裏要著重說明的，是《勸學篇》中的發展觀及對“中體西用”思想的某些突破。
張之洞的發展觀在《勸學篇》中許多地方都有表現，茲以《會通》中所述為主加以闡述。他認為格致、化學、機器等器用之物，在中國古書《論語》、《中庸》、《周禮》、《左傳》……中都能找到出處，這裏選數例：“《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禮運》，貨惡棄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礦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兇，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說也”，等等二十一件事。說“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然而，張氏不同於“古已有之”論者。他說：“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鐵過前人之處”。他舉例說：中國的“算數曆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千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知）。……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泄，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今勝於古”的發展觀是鮮明的。
由於張之洞鮮明的發展觀，所以他必然有著超越洋務運動思想水平之處。這裏不打算介紹他關於技藝方麵的發展觀，隻就“西政”上的看法作一些說明。他雖也說“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但實際上對於“西學”的看法是有發展變化的。西學本來是包括政治社會學說和科學技術兩大類，在洋務運動中，洋務官僚一般隻講學西藝，避免提學西政，而張之洞卻在《勸學篇》中提出“政藝兼學”的命題。他所說西政的範圍是指“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他對西政特別加注雲：“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這比之盛宣懷所說不更動吏政、禮政、刑政的觀點要高一籌。不僅如此，張之洞對於西政中議院製這個根本問題的看法也有突破性進展。盡管他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但他對於與民權有密切聯繫的議院製度沒有完全否定，沒有說未來的中國絕對不能行。他答“或曰”之問說：“此時縱慾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這種議院暫時不可行的觀點，不是張之洞所獨有，連主張設立議院最激烈的鄭觀應，也於1895年修訂《盛世危言》《議院》篇時，將原來的議院“猶謂中國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為議院“必須行於廣開學校人材輩出之後，而非可即日圖功也。”即使是康有為，在百日維新過程中發覺設議院行立憲阻力太大，為了緩和矛盾，不是亦主張暫緩施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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