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這種轉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當時思想家的頭腦中已有較為強烈的反映。例如，鄭觀應在70年代後期寫成的《易言》中，就曾把中西教育製度作過對比，他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製度，是“期於實用”，所以分別有船政、格致、武學、通商、醫學、農攻等學堂的設立，他批評“中國之士專尚製藝。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將一生有用之精神，盡銷磨於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獵。”這種人去做官的話，“上自國計民生，下至人情風俗”，及一切具體的兵、刑、錢、穀等事務，必將“措治無從”。中國舊教育製度不及西方遠甚。那麽，60年代興辦的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新式學堂怎樣呢？鄭氏說，那些學校，隻學語言文字，“而於格致諸學尚未深通”，以致“製造全仗西人指授”，而這，“不過邯鄲學步而已。何能別出心裁，創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這就是說，新的與發展資本主義相適應的專業技術學堂非趕緊創辦不可，非大力發展不可。這種學校應該是培養精通科技的學生，他們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服務的。因此，它的學製與教學方法，都應該區別於舊的書院，也有別於60年代的同文館等僅僅學習語言文字的學館。鄭觀應說教師應從具有科技知識的新型知識分子中挑選，應“擇西儒或出洋首選之官生，以充其任。”他充滿信心地說，這樣做，“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才之眾，竭其聰明智力，何難駕出西人之上哉！”其他開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們，加王韜、薛福成、李鴻章、丁日昌、盛宣懷等人，均有與鄭觀應類似的培養新型人才辦新型學堂的言論。在此後20年間形勢發展很快，近代工業企業大規模創辦，新式而正規的海軍艦隊的建設與新式“練軍”的訓練，對新式的精通格致等知識的科技人才的需要更多和更為迫切，辦新型學堂的唿聲愈來愈高，辦新型學堂的實踐也愈來愈多。以鄭觀應為代表的開明人士對於西方教育製度的介紹也更為係統。鄭氏所著《盛世危言》，在作為全書指導思想和綱領的《道器》之後，即以大量篇幅敘說西方的教育與人才培養問題，如《學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教》、《考試上》、《考試下》、《藏書》等篇正文，和附錄的《德國學校規製》、《英、法、俄、美、日本學校規製》等；王紫詮《去學校積弊以興人材論》、《法國激勵人材說》等。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在為中國興辦新式資產階級教育製造輿論，也可說它們是在為中國變封建教育製度為資產階級教育製度探尋改革途徑和模式。
事實上，興辦新式西方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以培養新式人才，基本上是與新教育的理論探索和輿論製造同步進行的。前者是由於辦洋務事業的實踐需要實用之才而促使洋務派這樣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認識，而且是被動者居多。這些實踐活動，主要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和辦各類專業技術學校。
二、派幼童赴美國留學
二、派幼童赴美國留學
洋務教育，由為封建主義服務轉變為為資本主義服務，1872年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是這種“轉變”的轉折點，是洋務派在教育上跨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選派幼童出國留學，是洋務運動發展必然出現的現象。洋務運動起步以後，引進西方技術辦軍事工業及購買洋槍洋炮輪船等，隻是零星地使用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依賴洋匠操縱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比比皆是。洋務派人士在實踐中大都意識到，要掌握西方先進技術，非學習其數學、格致等科學原理不為功；他們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學西技學到手，聘洋師到中國教習是一條路徑，更好更有效的捷徑，莫過於“置之莊嶽之間”。
幼童出洋留學，是洋務事業發展的客觀上的需要，而洋務派和先進思想家在主觀上也敏銳地反映了這種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學問題上，容閹倡於先，曾國藩成於後，中間起橋樑促進作用者則為丁日昌。
容閎是中國最早係統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他廣泛地學習了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因此，當他於1855、1860年兩次迴國時，很自然地感到中國的落後，其間尤其感到教育落後，他在1860年向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提出的7條改革建議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條是關於建立新式教育的問題的，諸如：設立武備學校、海軍學校和各種實業學校，頒定各級學校的教育製度等。1865年籌建江南製造局時，他建議曾國藩在廠中設兵工學校。容閎認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怎樣才能達到“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的目的，容氏第一個想法就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外洋先進國家學習。早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他即已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著中國留學計劃”了。
關於留學事宜的建議，容閎最先直接與談的官員是被他稱之“誌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年初，丁日昌從上海道升任江蘇巡撫不久，容即去蘇州公署拜謁，“語以所謂教育計劃，丁大讚許，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詳細說帖”。容閎乃擬條陳四項，除設輪船公司、開礦和限製教會權力作為陪襯外，著重談“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於總署文樣，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擱置下來。1870年丁日昌會同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屢與曾商榷並建議：“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諸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曾國藩“深韙其言”，認為這是“收遠大之效”的好事。曾氏與李鴻章專折會奏，擬訂章程。並提議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荔秋）為正委員，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為副委員，主持其事。很快得到總理衙門同意。奕奏稱：“臣等查西人長技，在於製器，而其大要皆本於算法。現欲取波所長，輔我所短，自非選材前往學習，未易得其要領。”顯然，派幼童出洋留學，是為了直接在洋人那裏將先進科學技術學到手以圖自強。這個用意應該說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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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興辦新式西方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以培養新式人才，基本上是與新教育的理論探索和輿論製造同步進行的。前者是由於辦洋務事業的實踐需要實用之才而促使洋務派這樣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認識，而且是被動者居多。這些實踐活動，主要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和辦各類專業技術學校。
二、派幼童赴美國留學
二、派幼童赴美國留學
洋務教育，由為封建主義服務轉變為為資本主義服務，1872年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是這種“轉變”的轉折點，是洋務派在教育上跨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選派幼童出國留學，是洋務運動發展必然出現的現象。洋務運動起步以後，引進西方技術辦軍事工業及購買洋槍洋炮輪船等，隻是零星地使用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依賴洋匠操縱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比比皆是。洋務派人士在實踐中大都意識到，要掌握西方先進技術，非學習其數學、格致等科學原理不為功；他們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學西技學到手，聘洋師到中國教習是一條路徑，更好更有效的捷徑，莫過於“置之莊嶽之間”。
幼童出洋留學，是洋務事業發展的客觀上的需要，而洋務派和先進思想家在主觀上也敏銳地反映了這種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學問題上，容閹倡於先，曾國藩成於後，中間起橋樑促進作用者則為丁日昌。
容閎是中國最早係統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他廣泛地學習了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因此，當他於1855、1860年兩次迴國時，很自然地感到中國的落後，其間尤其感到教育落後，他在1860年向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提出的7條改革建議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條是關於建立新式教育的問題的，諸如：設立武備學校、海軍學校和各種實業學校，頒定各級學校的教育製度等。1865年籌建江南製造局時，他建議曾國藩在廠中設兵工學校。容閎認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怎樣才能達到“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的目的，容氏第一個想法就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外洋先進國家學習。早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他即已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著中國留學計劃”了。
關於留學事宜的建議，容閎最先直接與談的官員是被他稱之“誌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年初，丁日昌從上海道升任江蘇巡撫不久，容即去蘇州公署拜謁，“語以所謂教育計劃，丁大讚許，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詳細說帖”。容閎乃擬條陳四項，除設輪船公司、開礦和限製教會權力作為陪襯外，著重談“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於總署文樣，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擱置下來。1870年丁日昌會同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屢與曾商榷並建議：“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諸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曾國藩“深韙其言”，認為這是“收遠大之效”的好事。曾氏與李鴻章專折會奏，擬訂章程。並提議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荔秋）為正委員，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為副委員，主持其事。很快得到總理衙門同意。奕奏稱：“臣等查西人長技，在於製器，而其大要皆本於算法。現欲取波所長，輔我所短，自非選材前往學習，未易得其要領。”顯然，派幼童出洋留學，是為了直接在洋人那裏將先進科學技術學到手以圖自強。這個用意應該說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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