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張之洞辦湖北織布局對促進近代企業的發展還是很有作用的。在地處中原內地的武漢地區,輸進新的機器設備進行近代式的生產,除開風氣之外,對於挽迴利權也是比較明顯的,例如,從1893—1900年,該廠生產原色布33萬餘匹,棉紗13.5萬餘擔。這些產品銷售於市場,就是對洋紗、布的排擠,就是“分洋商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張之洞很注意原料棉花的改進。他於建廠之初即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五日電告駐美使節崔國因:“請代購好棉子二噸,速寄漢口”。所謂“好棉子”,即他所說的“取其與湖北省氣候相仿、地土相宜”者。可見他不是盲目引進棉子,而隻是“於美國所產百餘種選出兩種:一宜於濕地,一宜於燥地,於湖北土性氣候最為相宜”者。種子寄到後,隨即劄飭產棉各州縣如武漢黃德荊州各屬試種美國棉花。張氏還規定在新棉收成時,要“從優給價,盡數收買”。他預期“展轉傳播,不數年間,楚棉之美當不遜於洋棉”。後來,盡管由於播種時間過期、種子與氣候、土性不適宜等原因而收成不理想,但還是接二連三地種植試驗。張之洞這種改良品種的進取行為是值得稱讚的。


    湖北紡紗官局 湖北織布官局內已有紡紗車間,張之洞為什麽還要另辦紡紗官局?主要原因是由於紗銷售量日增,贏利頗豐,可“以其贏餘添補鐵廠經費”。布的銷路之所以遠不如紗,是由於廣大農村手工織布業,自19世紀中期以來,逐漸普遍地用洋紗為經、手紡土紗為緯,對紗的需求量急劇增加,盡管洋紗進口增加很快,但市場上的空白點還是大量存在。90年代前幾年,紗價大漲,張之洞正在籌建的煉鐵廠為資金短缺而焦頭爛額之時,具有企業家頭腦的張氏,是不會放過這個有利可圖的機會的。他在籌建紗局之初,明確告訴籌辦委員說:“核計所出紗布尚不為少,然比之漢口進口之數,相去遠甚。”這就是說,紡織品市場是很廣闊的。因此,他認為“再添設紡織新局,力圖擴充,實足以保利權而濟民用。”市場廣闊的原因何在?張之洞認識也很清楚和正確,他上奏清廷說:


    “近來體察沿海各口商務情形,洋紗一項進口日多,較洋布行銷尤廣,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難銷洋布之區,更無不用洋紗之地,開源塞漏,斷以此為大宗。”


    這裏把棉紗銷售市場廣闊原因和添辦紗廠抵製洋紗進口的意圖都說到了。1893年夏秋之交,張之洞即著手進行添設新紗廠的籌備工作。一方麵請駐外使臣訂購機器設備,另一方麵籌集資本建廠。


    廠址選在武昌文昌門外,廠房遲遲未建,到1895年夏機器設備基本全部運到,廠房尚未動工。這與中日戰爭正在進行,資金難集有一定關係。本來計劃官商合辦,張之洞說到過此事:“大率係官商合辦,將來視官款、商款之多少以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無不可。”但一以“倭事未定,招股亦觀望不前”;復以商資與官資所占比例及其同官權與商權不相適應的關係,官商之間發生爭議,這種爭議如張之洞所概括的:“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資,而不欲官問商人所辦之事”,以致“官商合辦諸多窒礙”。乃收歸官辦。1897年湖北紡紗官局終於建成開工,亦稱北紗局。


    與北紗局大約同時籌建的還有一個武昌南紗局,張之洞訂購上等精利機器9.07萬餘錠,實際買到4.07餘萬錠,價約70餘萬兩。加上鎊價上漲、保險棧租等費,共用規平銀87.97萬餘兩。這些機器運鄂運江後,因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而把它們運兩江,兩江不能設廠又隻好運滬,最後招商承領,始擬由陸潤庠承領,以商股難招,未成;繼則商由盛宣懷、張謇各領一半,共作價50萬兩,但盛宣懷的一半未曾領辦,均由張春領去作為擴充大生紗廠之用。張謇在敘述這部分機器設備的命運說:


    “計此官機,於光緒十九年鄂督在武昌認息借瑞記、地亞士洋行款所定。機至上海運鄂,鄂督調江,則又運江,江不能設,則又運滬,隨機洋匠一人,月俸四百金,前後凡五年,凡運鄂、運江、運滬之費,棧於上海地租、棧租、保險之費,洋匠月俸之費,洋行月息之費,統計近八十三萬兩。”


    由於這批機器運來運去達5年之久,鏽蝕甚為嚴重,在“運通安設之時,剔出腐敗者,堆積如阜。”這種嚴重的損失,誰都不負責任,也追查不到是誰的責任。於此可見官辦企業腐敗程度了!


    第十七章 洋務教育的發展


    第十七章 洋務教育的發展


    一、由封建教育逐漸向資產階級教育轉變


    一、由封建教育逐漸向資產階級教育轉變


    本書第七章已對洋務運動前期的新式文化教育,作了較為係統的闡述。隨著洋務事業、尤其是洋務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與發展,新式海陸軍的建設,需才孔亟,洋務文化教育很自然地迅速發展著。而且在性質上也必然起著變化。如果說19世紀60年代洋務教育方麵的改革,基本上是封建主義教育的話,那麽,70年代以後到80—90年代,則是逐漸向資本主義轉化並相當程度變為資產階級教育了。60年代的教育,是與軍用工業、對外交涉相適應的,雖帶上資本主義教育的色彩,但它是直接為封建統治服務並仍然是封建主義的教育體製,這一點是顯然的。奕曾企圖挑選正途出身的官吏到同文館學習天文數學等科技知識,以逐步改變原有的幹部隊伍結構和製度,但這仍然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範疇。70年代以後,特別是80—90年代則大不相同了。辦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雖也是為了維護封建主義統治,但教育的直接服務目標,卻是日益增多地為了發展資本主義,也就是為造船、駕駛、電報、礦務、冶金、鐵路、紡織、商務以及一切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培養所必需的人才。因此,教育的體製,包括課程設置、教育方式等,在向資本主義方向轉變,並顯示出其不可逆轉性。盡管在課程表中仍有讀孔孟經書的課,但在整個教育體係中逐步失去了它的主導地位。派遣到外國留學的學生肯定是接受資產階級教育,國內辦起的各類科學技術專業學堂也無疑是這種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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