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為參與江防時期。時間是從1898年5月到1901年9月開拔山東，併入袁世凱武衛右軍止。這時期，自強軍遣散了洋將，全歸華將自統。軍隊營製上增加了江南提督親兵一哨。全軍在靠近江陰沿江炮台附近，擇地駐紮，以備有警時與炮台互相策應。1898年9月，劉坤一道上諭：三十七營防軍練洋操，每哨由自強軍酌撥排長一名充任教習，一切操法都按自強軍的章程。自強軍調出排長的缺額，由統帶另行募補，又將自強軍新纂之《西法類編》一書分發江南防軍各營旗，責成營哨官誦習。在白強軍排長的教習下，江南防軍改練德操頗著成效。
1899年12月，劉坤一出省視察江南各路防軍，得意地稱讚自強軍及駐鎮江的江勝軍“操法極為整齊，所演行軍隊連環炮聲勢聯絡，均足以備緩急。”
1901年7月18日，清廷命令自強軍調往山東交袁世凱酌量分布和訓練。這一紙諭令，標誌著一支獨立的自強軍即將被吞井。接此消息，首創自強軍，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急忙詢問劉坤一，劉答以因該軍向習洋操，就近歸袁訓練，以期一律精熟。劉的答覆並非心裏話，事實上他以江南防務薄弱為由，主張留下自強軍。同時，袁世凱也在山東上了《辭督練自強軍折》，請清廷收迴成命，但這些請求都未被允準。於是劉坤一隻得忍痛割愛，交出自強軍的指揮權。除將親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馬步炮各營借原領軍械等項，於1901年9月自江陰起程開赴山東。從此，自強軍便在袁世凱的節製之下。
自強軍是既不同於湘淮軍也與練軍有別的自成一係的新式陸軍，因此有必要簡敘其組建特點。
第一，募洋將為統帶管帶。在60年代初，清政府雖通過湘淮軍招募洋人統帶常勝軍、常捷軍。但這隻是出於“圍剿”太平軍的需要的權宜之計，事後很快將兩軍解散。此後，在長達幾十年的練兵時期內，大都利用洋將為教習，並無統兵之權。促使張之洞下決心募洋將為統帶管帶的，是他看到了綠營湘淮等舊軍有著：人皆烏合，來去無恆；裏居不確，良莠難分；各軍都有缺額，在職勇丁亦係當雜差；將擁厚資，士不宿飽；於新式槍炮、操練諸事全不講求：繪圖、測量、行軍、水陸工程諸事尤所不習；以及將領無練兵報國之心等弊端。要除去這些弊端，他認為隻有募洋將為統帶。張說：“練兵之道無權不行，若仍以華官為管帶，發餉仍歸營官，則缺額攤扣之弊如故，成見自是之習如故，事事掣洋人之時，教練必無實際，故用洋人為教習而不使之管帶無益也。”當然，他也不是無限製的政權，而是小心翼翼地對洋將權限作了規定，如“帶兵操練之權悉以委之洋將弁，而約束懲責之權則專歸華官”。張氏認為，“洋將上則統屬於該省督撫、將帥，次則所立合同約定，會商該省營務司道，下則弁勇皆係華人，一軍之中洋弁不過數十人，斷不至有尾大不掉之虞。”當時張之洞聘洋將為統帶、管帶的做法應該承認有進步作用，這同60年代初用常勝軍、常捷軍專門來對付太平軍不能混為一談。張之洞的這一目的雖是為了維持清王朝統治，改變中國軍隊落後的狀況，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看到“今外洋各國，無一國不汲汲於兵事，日夜講求淬厲，以相角相伺，我若狃於和局，從此罷兵節餉，而不復為振作之計，是中國永無戰勝之日矣。”因此他創練新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禦外侮。但是單靠列強來改變中國軍隊落後的狀況是行不通的，帝國主義者決不會真心幫助中國軍隊實現近代化，而隻是出於維持中國半殖民地局麵的需要。特別是一旦他們掌握了清統治的支柱——軍隊的領導權，必然又會觸犯清統治的利益。以後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
作為自強軍的接辦者劉坤一，他對聘洋將有著不同的看法。早在張之洞創建自強軍之初，劉氏就借蔭昌之口講出：“練陸軍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涉於張皇”；“若遽多雇土等洋人鋪排門麵，則初學未能領略，徒為虛費薪資。”等語。暗示了他和張之洞聘洋將急練陸軍萬人主張的分歧。果然，劉坤一迴任兩江不久，和洋將就產生了矛盾，劉坤一試圖改動來春石泰擬定的自強軍營規，遭到來春石泰的反對。“從此意見各深，遇事益難商辦”。最後劉坤一隻能收迴營務處的事權，其餘稍為遷就洋將。劉坤一為收迴營務處事權，專門製定了洋將弁的訓條和規條。在他劄發的訓條中，將洋統帶的權力限於督飭操練、管轄洋將弁。而洋將棄的權力也限於帶領教習，及監督夥食、發餉等事。訓條明文規定洋管帶應聽營務處總辦節製，一改張之洞擬定洋將會商該省營務處司道的規定。營務處除不能直接管轄洋統帶外，其他任何洋將弁都有權節製。通過訓條，將營務處權力增大，洋將弁的權力縮小。同時，訓條還規定洋將弁對操練以外各事：如華將弁與兵士請假、操衣顏色、靴帽式樣、兵士處罰等事均不必與聞。為預防洋將弁控製軍隊，訓條中特別規定，華將弁與兵士不能相離。洋將不得以操練華將弁為由，將華將弁與兵士分離。最後訓條還重申，此訓條與合同無異，違者即以違反合同論，當行辭退。在劉坤一酌定的規條中，製定了對洋將弁的賞罰條例，通過訓條、規條，劉氏將洋統帶權力削弱了。表麵上洋統帶仍為全軍統領，事實上營務處從各方麵進行鉗製，營務處成為實際上的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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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劉坤一出省視察江南各路防軍，得意地稱讚自強軍及駐鎮江的江勝軍“操法極為整齊，所演行軍隊連環炮聲勢聯絡，均足以備緩急。”
1901年7月18日，清廷命令自強軍調往山東交袁世凱酌量分布和訓練。這一紙諭令，標誌著一支獨立的自強軍即將被吞井。接此消息，首創自強軍，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急忙詢問劉坤一，劉答以因該軍向習洋操，就近歸袁訓練，以期一律精熟。劉的答覆並非心裏話，事實上他以江南防務薄弱為由，主張留下自強軍。同時，袁世凱也在山東上了《辭督練自強軍折》，請清廷收迴成命，但這些請求都未被允準。於是劉坤一隻得忍痛割愛，交出自強軍的指揮權。除將親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馬步炮各營借原領軍械等項，於1901年9月自江陰起程開赴山東。從此，自強軍便在袁世凱的節製之下。
自強軍是既不同於湘淮軍也與練軍有別的自成一係的新式陸軍，因此有必要簡敘其組建特點。
第一，募洋將為統帶管帶。在60年代初，清政府雖通過湘淮軍招募洋人統帶常勝軍、常捷軍。但這隻是出於“圍剿”太平軍的需要的權宜之計，事後很快將兩軍解散。此後，在長達幾十年的練兵時期內，大都利用洋將為教習，並無統兵之權。促使張之洞下決心募洋將為統帶管帶的，是他看到了綠營湘淮等舊軍有著：人皆烏合，來去無恆；裏居不確，良莠難分；各軍都有缺額，在職勇丁亦係當雜差；將擁厚資，士不宿飽；於新式槍炮、操練諸事全不講求：繪圖、測量、行軍、水陸工程諸事尤所不習；以及將領無練兵報國之心等弊端。要除去這些弊端，他認為隻有募洋將為統帶。張說：“練兵之道無權不行，若仍以華官為管帶，發餉仍歸營官，則缺額攤扣之弊如故，成見自是之習如故，事事掣洋人之時，教練必無實際，故用洋人為教習而不使之管帶無益也。”當然，他也不是無限製的政權，而是小心翼翼地對洋將權限作了規定，如“帶兵操練之權悉以委之洋將弁，而約束懲責之權則專歸華官”。張氏認為，“洋將上則統屬於該省督撫、將帥，次則所立合同約定，會商該省營務司道，下則弁勇皆係華人，一軍之中洋弁不過數十人，斷不至有尾大不掉之虞。”當時張之洞聘洋將為統帶、管帶的做法應該承認有進步作用，這同60年代初用常勝軍、常捷軍專門來對付太平軍不能混為一談。張之洞的這一目的雖是為了維持清王朝統治，改變中國軍隊落後的狀況，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看到“今外洋各國，無一國不汲汲於兵事，日夜講求淬厲，以相角相伺，我若狃於和局，從此罷兵節餉，而不復為振作之計，是中國永無戰勝之日矣。”因此他創練新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禦外侮。但是單靠列強來改變中國軍隊落後的狀況是行不通的，帝國主義者決不會真心幫助中國軍隊實現近代化，而隻是出於維持中國半殖民地局麵的需要。特別是一旦他們掌握了清統治的支柱——軍隊的領導權，必然又會觸犯清統治的利益。以後的事實也說明了這一點。
作為自強軍的接辦者劉坤一，他對聘洋將有著不同的看法。早在張之洞創建自強軍之初，劉氏就借蔭昌之口講出：“練陸軍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涉於張皇”；“若遽多雇土等洋人鋪排門麵，則初學未能領略，徒為虛費薪資。”等語。暗示了他和張之洞聘洋將急練陸軍萬人主張的分歧。果然，劉坤一迴任兩江不久，和洋將就產生了矛盾，劉坤一試圖改動來春石泰擬定的自強軍營規，遭到來春石泰的反對。“從此意見各深，遇事益難商辦”。最後劉坤一隻能收迴營務處的事權，其餘稍為遷就洋將。劉坤一為收迴營務處事權，專門製定了洋將弁的訓條和規條。在他劄發的訓條中，將洋統帶的權力限於督飭操練、管轄洋將弁。而洋將棄的權力也限於帶領教習，及監督夥食、發餉等事。訓條明文規定洋管帶應聽營務處總辦節製，一改張之洞擬定洋將會商該省營務處司道的規定。營務處除不能直接管轄洋統帶外，其他任何洋將弁都有權節製。通過訓條，將營務處權力增大，洋將弁的權力縮小。同時，訓條還規定洋將弁對操練以外各事：如華將弁與兵士請假、操衣顏色、靴帽式樣、兵士處罰等事均不必與聞。為預防洋將弁控製軍隊，訓條中特別規定，華將弁與兵士不能相離。洋將不得以操練華將弁為由，將華將弁與兵士分離。最後訓條還重申，此訓條與合同無異，違者即以違反合同論，當行辭退。在劉坤一酌定的規條中，製定了對洋將弁的賞罰條例，通過訓條、規條，劉氏將洋統帶權力削弱了。表麵上洋統帶仍為全軍統領，事實上營務處從各方麵進行鉗製，營務處成為實際上的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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