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這時，有“湖北之煤廠改而歸併輪船招商局”之說。這實際上是不讓盛宣懷獨當一麵辦官督商辦的煤廠。盛宣懷著急了。他稟告李鴻章表示不能同意，說：西洋“辦一事即開一事之公司，……未聞以一公司而能包羅一國之利權，以一人而能畢天下之能事。”一家招商局怎麽能把如此大的煤廠“包羅”於其中呢！決不能苟同。這，一方麵，那時的招商局大權握於商總唐廷樞、徐潤手中，盛宣懷在局中名為會辦，實無多少權力；而鄂礦權力卻握於座氏一人手中，歸併於招商局意味礦權亦歸於唐、徐，這是盛氏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麵，那樣大的礦廠歸併於輪船局，真是所謂“以一人而能畢天下之能事”，其不能有成也必矣！
正當左右為難舉棋不定之際，盛宣懷想出了非其本願的“改歸官辦之一法”，以解決歸併與反歸併的矛盾。撥領直隸練餉20萬串鄂省撥款10萬串，實行官辦。官辦企業不是說絕對不能成功，但湖北煤廠的失敗，改歸官辦是根本原因之一。
“開礦不難在籌資本，而難在得洋師。……礦事之成敗利鈍，實以洋師之得人不得人而定。”這是盛宣懷在辦礦之初，即正確地認識到了人才是決定成敗關鍵這一點。故對選聘洋礦師是慎重的，技術上要求是嚴格的。所聘第一個礦師為英人馬利師，因“聞其議論徜（恍）迷離，迥不如台灣翟薩條理井井，故僅定半年之約。”
半年期滿因技術不理想而辭退，另聘了“於礦務、化學、繪圖一切甚為熟諳，辦事亦頗認真”的英國礦師郭師敦為礦師，實踐證明，郭師敦確是一位勤奮而合格的優秀礦師。
人才這個大前提解決了，就是如何勘探、開採和冶煉了。李鴻章指示：“締造伊始，局麵不必闊大，必須試辦有效，再行逐漸開拓”。應該說這個方針是正確的。盛宣懷的指導思想是“先煤後鐵”。“以鐵為正宗”。這得到李鴻章“所見甚是”的讚許。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與在廣濟挖煤的同時，又派礦師到大冶勘探鐵礦。由於廣濟煤質不佳，於是又到武漢上遊荊門一帶探尋煤礦。經過一段時間艱苦勘查，證明大冶鐵礦豐厚，荊門當陽煤質堅好，“能與美國白煤相埒”。對此盛宣懷是頗有信心的，盡管他預計將有國人嫉忌，洋人覬覦，創始無經驗先例可循，以及運輸不便、厘捐太重等“十難”，但還是勇往直前地做去。
然而，客觀情況不完全是主觀努力所能改變的。廣濟之煤，質既不佳，煤層亦薄，不能適應大冶煉鐵之需，而新探尋到的荊門當陽之煤，據郭師敦的計算，所需資本大大高於原來的估計數字：荊門煤礦機器設備各物需55000兩；煤炭運至長江極為困難，成本既昂，且有水涸時不能起運之阻，故必須從礦區築一鐵路至江邊，造路費至少40萬兩，這樣做可年產4萬噸煤，如果不造鐵路規模縮小一半即2萬噸；如果荊門煤和大冶鐵同時開採，並設爐冶煉，以荊煤供煉鐵之用，各色設備約需12萬兩。三者相加，共需經費約近60萬兩。如果不造鐵路，煤鐵並辦，亦需用20萬兩以上。它已超過所領官款30萬串（約合15萬頁）。但這時官款已用去不少了。不管採用郭師敦的哪一個方案，資本都是大問題。怎麽辦？停辦是不允許的，旦違初願；辦下去必須解決資本問題。盛宣懷提出二策：（1）仍歸官辦，擬請在海防、製造項下每年撥款，以煤煉鐵，鐵供製造之用；（2）如謂礦務與製造有別，則請截止官本，另招商股歸商辦，專辦煤礦。顯然，前一策使煤鐵生產成為軍工的附庸，且每年領官款，是行不通的；於是經李鴻章批準採用了商本商辦的後一策。責成盛宣懷招商承辦。關於30萬串官本處理作如下規定：尚餘14.2萬串截止使用，已用去的15.8萬串存江蘇、漢口各典生息，以利息逐年還本。自1876年1月14日（光緒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北煤鐵開採總局開局到1879年6月3年有餘未見成效而結束。另開商本商辦的荊門礦務總局。
但是，招股並不順利，開局之初隻招到500股實銀5萬兩，距離煤鐵並開需費數20萬兩固然很遠，離單採煤炭需費的數目亦差不少。1880年續行招股，應者仍寥寥無幾。投資者購買股票的多寡，是企業經營是否景氣的寒暑表。其無利可圖於此可見。之所以如此，主要由於經營不善，運輸困難，成本昂貴。結果是，荊門煤礦未能擴充，大冶熔鐵爐未能開辦，預期的目的未能達到。鄂督李瀚章於1881年總結荊門礦務3年來“局無起色”的情況和原因說：
“推求其故，蓋由荊門礦煤久經土民辦運，該局名為開採，實則收買民謀轉售牟利。該處煤色即使能抵洋煤之用，而收民煤以轉賣，焉用此局為耶！且歷委員董，並未躬親局務，徒令司事經理，局中糜費且不過問，司事借端蒙蔽，弊竇實多，雖免厘減鈔，力輕成本，仍於公事無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荊門礦務局的失敗，一由於局董不躬親管理，以致經營不善，弊竇叢生；二由於荊局不事生產，而收買“民煤以轉售”，攘奪小民生計，壟斷罔利。這樣，原定的“開中國未興之地利，收外人已占之利權”兩個目的均未達到。按照李瀚章的結論：“上損國稅，下礙民生，而於洋煤無毫末之損，於公虧無涓滴之益。”隻好建議裁撤停辦。李鴻章據此於1881年8月21日，劄飭盛宣懷停止買運，即將荊局裁撤，並給予盛宣懷以“實屬辦理荒謬”的訓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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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左右為難舉棋不定之際，盛宣懷想出了非其本願的“改歸官辦之一法”，以解決歸併與反歸併的矛盾。撥領直隸練餉20萬串鄂省撥款10萬串，實行官辦。官辦企業不是說絕對不能成功，但湖北煤廠的失敗，改歸官辦是根本原因之一。
“開礦不難在籌資本，而難在得洋師。……礦事之成敗利鈍，實以洋師之得人不得人而定。”這是盛宣懷在辦礦之初，即正確地認識到了人才是決定成敗關鍵這一點。故對選聘洋礦師是慎重的，技術上要求是嚴格的。所聘第一個礦師為英人馬利師，因“聞其議論徜（恍）迷離，迥不如台灣翟薩條理井井，故僅定半年之約。”
半年期滿因技術不理想而辭退，另聘了“於礦務、化學、繪圖一切甚為熟諳，辦事亦頗認真”的英國礦師郭師敦為礦師，實踐證明，郭師敦確是一位勤奮而合格的優秀礦師。
人才這個大前提解決了，就是如何勘探、開採和冶煉了。李鴻章指示：“締造伊始，局麵不必闊大，必須試辦有效，再行逐漸開拓”。應該說這個方針是正確的。盛宣懷的指導思想是“先煤後鐵”。“以鐵為正宗”。這得到李鴻章“所見甚是”的讚許。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與在廣濟挖煤的同時，又派礦師到大冶勘探鐵礦。由於廣濟煤質不佳，於是又到武漢上遊荊門一帶探尋煤礦。經過一段時間艱苦勘查，證明大冶鐵礦豐厚，荊門當陽煤質堅好，“能與美國白煤相埒”。對此盛宣懷是頗有信心的，盡管他預計將有國人嫉忌，洋人覬覦，創始無經驗先例可循，以及運輸不便、厘捐太重等“十難”，但還是勇往直前地做去。
然而，客觀情況不完全是主觀努力所能改變的。廣濟之煤，質既不佳，煤層亦薄，不能適應大冶煉鐵之需，而新探尋到的荊門當陽之煤，據郭師敦的計算，所需資本大大高於原來的估計數字：荊門煤礦機器設備各物需55000兩；煤炭運至長江極為困難，成本既昂，且有水涸時不能起運之阻，故必須從礦區築一鐵路至江邊，造路費至少40萬兩，這樣做可年產4萬噸煤，如果不造鐵路規模縮小一半即2萬噸；如果荊門煤和大冶鐵同時開採，並設爐冶煉，以荊煤供煉鐵之用，各色設備約需12萬兩。三者相加，共需經費約近60萬兩。如果不造鐵路，煤鐵並辦，亦需用20萬兩以上。它已超過所領官款30萬串（約合15萬頁）。但這時官款已用去不少了。不管採用郭師敦的哪一個方案，資本都是大問題。怎麽辦？停辦是不允許的，旦違初願；辦下去必須解決資本問題。盛宣懷提出二策：（1）仍歸官辦，擬請在海防、製造項下每年撥款，以煤煉鐵，鐵供製造之用；（2）如謂礦務與製造有別，則請截止官本，另招商股歸商辦，專辦煤礦。顯然，前一策使煤鐵生產成為軍工的附庸，且每年領官款，是行不通的；於是經李鴻章批準採用了商本商辦的後一策。責成盛宣懷招商承辦。關於30萬串官本處理作如下規定：尚餘14.2萬串截止使用，已用去的15.8萬串存江蘇、漢口各典生息，以利息逐年還本。自1876年1月14日（光緒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北煤鐵開採總局開局到1879年6月3年有餘未見成效而結束。另開商本商辦的荊門礦務總局。
但是，招股並不順利，開局之初隻招到500股實銀5萬兩，距離煤鐵並開需費數20萬兩固然很遠，離單採煤炭需費的數目亦差不少。1880年續行招股，應者仍寥寥無幾。投資者購買股票的多寡，是企業經營是否景氣的寒暑表。其無利可圖於此可見。之所以如此，主要由於經營不善，運輸困難，成本昂貴。結果是，荊門煤礦未能擴充，大冶熔鐵爐未能開辦，預期的目的未能達到。鄂督李瀚章於1881年總結荊門礦務3年來“局無起色”的情況和原因說：
“推求其故，蓋由荊門礦煤久經土民辦運，該局名為開採，實則收買民謀轉售牟利。該處煤色即使能抵洋煤之用，而收民煤以轉賣，焉用此局為耶！且歷委員董，並未躬親局務，徒令司事經理，局中糜費且不過問，司事借端蒙蔽，弊竇實多，雖免厘減鈔，力輕成本，仍於公事無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荊門礦務局的失敗，一由於局董不躬親管理，以致經營不善，弊竇叢生；二由於荊局不事生產，而收買“民煤以轉售”，攘奪小民生計，壟斷罔利。這樣，原定的“開中國未興之地利，收外人已占之利權”兩個目的均未達到。按照李瀚章的結論：“上損國稅，下礙民生，而於洋煤無毫末之損，於公虧無涓滴之益。”隻好建議裁撤停辦。李鴻章據此於1881年8月21日，劄飭盛宣懷停止買運，即將荊局裁撤，並給予盛宣懷以“實屬辦理荒謬”的訓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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