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煤礦投產後，到1884年中法戰爭前，產量基本上逐年上升，第一年為14000噸餘，1879年即達3萬噸多一點，增長一倍。1880年為4.1萬餘噸，1881年即達到5.4萬餘噸。但1882年後有所下降，這是由於：（1）運輸困難。從礦井口到海岸雖有鐵軌滑行，但這些煤炭隻能從海上運，海上風浪常常使運輸阻滯。而陸路山道崎嶇運費昂貴且很艱難。因此，極需從礦區築一輕便鐵路至基隆。兩江總督沈葆楨曾於1878年將拆毀的英人強築的吳淞鐵路的車軌購買運台，但棄置海岸沒能築成。以致煤炭常常運不出去而堆積於礦廠。（2）銷路不暢。煤炭多靠兵輪和船政局、招商局購買，故市場不很廣闊，因而影響到生產增長。（3）生產季節性強。礦工多來自漁民農民，一年的相當一段時間他們忙於務農打魚，也使煤產量急劇減少。
然而，基隆煤廠並未虧折，且略有盈餘，這是因為：礦工工資 很低，每噸為四角，1880年洋礦工陸續離去，開支大減，成本費每噸一元五角左右，售價為二元五角，即便加上運費，價格也比英、澳等國的煤價為低。所以福建巡撫督辦台灣軍務的劉銘傳說：“核計用度與銷售煤價，均屬有盈無絀”。這基本符合實際情況。1884年夏，中法戰爭中，劉銘傳為了防止煤礦被法國侵略者利用，將其炸毀。戰爭結束後，計劃恢復煤礦生產，但時而商本商辦，時而官商合辦，時而又官辦，舉棋不定。1885年商人張學熙稟請承辦，以無力購買機器，僅幾個月因虧折數千兩而稟請退辦。1887年，兩江總督曾國荃、船政大臣裴蔭森與台灣當局各出銀2萬兩，共6萬兩，委張士瑜招集商股6萬兩，共12萬兩試辦，但試辦失敗，稟請官收。官接辦後退還商股6萬兩和船政局2萬兩。官辦未有成效，於1889年劉銘傳與英商範嘉士訂立合同轉讓洋商接辦，因清廷反對，劉銘傳撤退英商，派黨鳳岡代理，仍行招商。1890年，商人蔡應維等願集股30萬元，官商合辦，亦因清廷反對而仍歸官辦。這樣翻來復去，一直未恢復到中法戰前的生產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877年鑽探煤礦過程中，在基隆淡水屬的牛琢山附近的貓裹社地方，發現了石油礦，清廷派葉文瀾和唐廷樞僱請美國技師和購買小機器準備試行開採。這事雖未成功，對中國說卻是一件值得記錄的事。
總起來說，台灣煤礦的開採，在中法戰爭前幾年，是有一定成效的，當然比不上開平煤礦。這除自然條件等原因外，台灣基隆煤礦係官辦企業，不按“買賣常規”辦事，以致行政腐敗，例如：“每個高級官員都可以派個私人代表在礦廠任冗職”，增加了不必要的開支；地方當局封閉私營煤窯，禁止私人開採，採煤幾乎成為官府獨占，這就缺乏競爭，以致出現了有時“礦局的人士並不急於銷售，索價奇高，商人不敢購運，結果是煤大量堆積著，而交易則很稀少”的現象。這些官辦的致命弱點，規定了企業不可能很順利地發展。而商本的官督商辦的開平煤礦，就不存在這種腐敗情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磁州開平基隆同時興辦的湖北興國廣濟官辦煤礦，與基隆煤廠同一命運。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湖北廣濟興國煤礦籌建始於1875年，清廷上諭中雖未與磁州、基隆並列，卻實際上是與上二礦鼎足而三。甚至在李鴻章心目中，比之磁州開平和基隆尤為重要。他意圖將廣濟礦作為試驗典範，以期做到讓別礦仿效的目的。所以李鴻章派得意親信盛宣懷會同漢黃德道李明墀主持其事。李鴻章之所以獨厚於鄂，是有深意存焉！他對盛宣懷一則說：“欲俟閣下在鄂開採有效，庶開平仿辦亦易。”再則說：“鄂省礦務，中外具瞻，成敗利鈍，動關大局，一涉頹沮，勢必旁觀竊笑，後來裹足。”顯然，湖北廣濟興國礦務，是李鴻章的試點單位。
確實，廣濟興國比開平、基隆有著更加有利的條件。盛宣懷分析其有利者約有四端，除在不致奪民生計勝於樂平，官與民的關係較好勝於衡州二端之外，還有：（1）“武穴為吳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悅遠來，相率觀法，……聞風興起，為海內風氣之先，較勝於台灣”；（2）濱江一水可通，輪船徑運上海，無須火輪車路，無須開浚河道，較勝於磁州開平”。這就是說，既得地利，又得人和。這是符合實際情況和有見地的。在此認識前提下於1876年初成立了湖北煤鐵開採總局。
開採湖北煤礦的目的同總的目的一樣，是為軍用工業、兵商各輪需煤甚亟，及與洋煤爭利。關於這一點盛宣懷講得尤為明確，他說：目今“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現在台灣與湖北兩處先後奏請籌款開採，意在平土煤成本以抑洋煤。”用意不為不善。客觀條件既佳，敵洋產的用心亦好，主持其事的盛宣懷又是富於辦洋務經驗的幹將，似乎辦有成效可操左券。然而結果如何呢？一句話可以概括：以失敗告終。什麽原因？因素較多，其中礦產資源欠佳、資金不足和官辦企業不能發揮企業的應有優越性是主要的。
本來，盛宣懷在創辦之初的設想還是比較正確的。那就是採用官督商辦的形式。他說：“此類創舉，責之民辦，而民無此力；責之商辦，而商無此權；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無弊。惟有援照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之一法。商集其費，民鳩其工，官總其成，而利則商與官、民共之。”盛宣懷在這裏把民、商、官三者的優缺點均看清了，尤其是看到“官不能積久無弊”，可謂深透。在那時，像辦礦務這種類型的企業，發揮官、商、民各家之長的如盛氏所講的官督商辦還是比較恰當的。這裏所謂“官督”的“官”，實際就是盛宣懷自己。果然，盛宣懷按照這個辦礦方針，“遵飭招徠，十萬巨資一唿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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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隆煤廠並未虧折，且略有盈餘，這是因為：礦工工資 很低，每噸為四角，1880年洋礦工陸續離去，開支大減，成本費每噸一元五角左右，售價為二元五角，即便加上運費，價格也比英、澳等國的煤價為低。所以福建巡撫督辦台灣軍務的劉銘傳說：“核計用度與銷售煤價，均屬有盈無絀”。這基本符合實際情況。1884年夏，中法戰爭中，劉銘傳為了防止煤礦被法國侵略者利用，將其炸毀。戰爭結束後，計劃恢復煤礦生產，但時而商本商辦，時而官商合辦，時而又官辦，舉棋不定。1885年商人張學熙稟請承辦，以無力購買機器，僅幾個月因虧折數千兩而稟請退辦。1887年，兩江總督曾國荃、船政大臣裴蔭森與台灣當局各出銀2萬兩，共6萬兩，委張士瑜招集商股6萬兩，共12萬兩試辦，但試辦失敗，稟請官收。官接辦後退還商股6萬兩和船政局2萬兩。官辦未有成效，於1889年劉銘傳與英商範嘉士訂立合同轉讓洋商接辦，因清廷反對，劉銘傳撤退英商，派黨鳳岡代理，仍行招商。1890年，商人蔡應維等願集股30萬元，官商合辦，亦因清廷反對而仍歸官辦。這樣翻來復去，一直未恢復到中法戰前的生產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877年鑽探煤礦過程中，在基隆淡水屬的牛琢山附近的貓裹社地方，發現了石油礦，清廷派葉文瀾和唐廷樞僱請美國技師和購買小機器準備試行開採。這事雖未成功，對中國說卻是一件值得記錄的事。
總起來說，台灣煤礦的開採，在中法戰爭前幾年，是有一定成效的，當然比不上開平煤礦。這除自然條件等原因外，台灣基隆煤礦係官辦企業，不按“買賣常規”辦事，以致行政腐敗，例如：“每個高級官員都可以派個私人代表在礦廠任冗職”，增加了不必要的開支；地方當局封閉私營煤窯，禁止私人開採，採煤幾乎成為官府獨占，這就缺乏競爭，以致出現了有時“礦局的人士並不急於銷售，索價奇高，商人不敢購運，結果是煤大量堆積著，而交易則很稀少”的現象。這些官辦的致命弱點，規定了企業不可能很順利地發展。而商本的官督商辦的開平煤礦，就不存在這種腐敗情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磁州開平基隆同時興辦的湖北興國廣濟官辦煤礦，與基隆煤廠同一命運。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湖北廣濟興國煤礦籌建始於1875年，清廷上諭中雖未與磁州、基隆並列，卻實際上是與上二礦鼎足而三。甚至在李鴻章心目中，比之磁州開平和基隆尤為重要。他意圖將廣濟礦作為試驗典範，以期做到讓別礦仿效的目的。所以李鴻章派得意親信盛宣懷會同漢黃德道李明墀主持其事。李鴻章之所以獨厚於鄂，是有深意存焉！他對盛宣懷一則說：“欲俟閣下在鄂開採有效，庶開平仿辦亦易。”再則說：“鄂省礦務，中外具瞻，成敗利鈍，動關大局，一涉頹沮，勢必旁觀竊笑，後來裹足。”顯然，湖北廣濟興國礦務，是李鴻章的試點單位。
確實，廣濟興國比開平、基隆有著更加有利的條件。盛宣懷分析其有利者約有四端，除在不致奪民生計勝於樂平，官與民的關係較好勝於衡州二端之外，還有：（1）“武穴為吳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悅遠來，相率觀法，……聞風興起，為海內風氣之先，較勝於台灣”；（2）濱江一水可通，輪船徑運上海，無須火輪車路，無須開浚河道，較勝於磁州開平”。這就是說，既得地利，又得人和。這是符合實際情況和有見地的。在此認識前提下於1876年初成立了湖北煤鐵開採總局。
開採湖北煤礦的目的同總的目的一樣，是為軍用工業、兵商各輪需煤甚亟，及與洋煤爭利。關於這一點盛宣懷講得尤為明確，他說：目今“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現在台灣與湖北兩處先後奏請籌款開採，意在平土煤成本以抑洋煤。”用意不為不善。客觀條件既佳，敵洋產的用心亦好，主持其事的盛宣懷又是富於辦洋務經驗的幹將，似乎辦有成效可操左券。然而結果如何呢？一句話可以概括：以失敗告終。什麽原因？因素較多，其中礦產資源欠佳、資金不足和官辦企業不能發揮企業的應有優越性是主要的。
本來，盛宣懷在創辦之初的設想還是比較正確的。那就是採用官督商辦的形式。他說：“此類創舉，責之民辦，而民無此力；責之商辦，而商無此權；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無弊。惟有援照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之一法。商集其費，民鳩其工，官總其成，而利則商與官、民共之。”盛宣懷在這裏把民、商、官三者的優缺點均看清了，尤其是看到“官不能積久無弊”，可謂深透。在那時，像辦礦務這種類型的企業，發揮官、商、民各家之長的如盛氏所講的官督商辦還是比較恰當的。這裏所謂“官督”的“官”，實際就是盛宣懷自己。果然，盛宣懷按照這個辦礦方針，“遵飭招徠，十萬巨資一唿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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