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頁
武則天：從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作者：清秋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土地製度方麵，武則天也做得非常嚴謹。據敦煌資料記載，武則天時期曾有力地推行過均田製。唐之均田製，規定“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這個土地分配製度，自北魏時推行，被證明是當時較好的土地製度，可保證近代“民生主義”的所謂“耕者有其田”。
武則天還特別重視屯田。屯田，就是軍隊自己種田，自己養活自己，減輕人民負擔。婁師德在外任武將的時候，起碼有一半的任務就是屯田。名將黑齒常之曾任河源軍經略大使，那時曾屯田五千餘頃，一年能收穫500多萬石糧食，婁師德是他的副手，且專管營田一事，是行家裏手。他在河套地區屯田效果顯著，史書上說他 “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
轉餉，就是運送軍糧。在古代，這歷來是老百姓的義務，也是老百姓的苦惱。《漢書*高帝紀上》就說過：“丁壯苦軍旅，老弱罷（疲）轉餉。”
婁師德有此善政，武則天大為滿意，特下詔予以慰勞。武則天還經常叮囑婁師德說：“大軍在邊疆，必依賴營田，公不可懼怕操勞。”後來索性讓他當了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諸州的“檢校營田大使”。
涼州都督郭元振也是當時的一位營田有功者，他在防守涼州（今甘肅武威）時，不僅開拓州境一千裏，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肅張掖）刺史李漢通施行屯田。連續幾年豐收，積軍糧可用數十年！郭元振由此軍威大振，涼州一帶的老百姓也跟著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遺”，過了幾年的好日子。
古代的史書，對民生問題一般都沒有係統的介紹和評價，但史家對某個朝代的民生情況往往有兩個評價參照指標，一個是物價，一個是人口增長率。
武則天時期的一前一後，貞觀和開元，是唐代物價低廉的黃金時期。史載，貞觀三年（629年）鬥米三、四錢，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兩錢。高宗時期封泰山之時，因年景較好，鬥米也才五錢。女皇時期米價多少，沒有記載，據說從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價上漲時期。到了開元，才降下來，鬥米十餘錢。
很顯然，從高宗時期起出現了通貨膨脹。通漲的原因是高宗時期出現了民間私鑄錢，那時中國人的通貨，用的不是銀子也不是紙鈔，而是銅錢。商業發達以後，國家鑄錢的銅不夠用，貨幣供應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鑄成色不足的錢以供流通，從中謀利。這就是“惡錢”，放到現在來說就是假幣。
政府曾經以一好錢兌換五惡錢，收迴劣幣，後來更是抬高到以一錢換兩錢的標準。又發行了新錢投放市場，還曾經嚴刑懲罰私鑄，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偽幣一多，等於現代的濫發鈔票，錢肯定要不值錢。但是，這不等於經濟蕭條，或者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女皇時期的經濟狀況遠遠不如貞觀和開元，那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另一個指標——人口增長，則完全能說明女皇時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錯。
唐初經過戰亂，戶數僅有200餘萬，比隋煬帝時期的890多萬戶少了四分之三。貞觀時期，四海安定，流民迴歸。貞觀結束時，戶口為380萬。經高宗、女皇時期，到神龍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則天統治的最後一年，戶口已增至615萬餘。這個數字，還沒有把大量“逃戶”計算在內，但已很可觀。也就是說，50年間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們知道，人口增長速度，跟人口基數的大小也有關係。有人統計過，高宗、女皇時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比後來人口基數大得多的玄宗時期還要高！這是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解決得好的一個證據，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執政的這一時期，民生之所以解決得好，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時期尚有很嚴重的自然災害，皇帝都要到洛陽去“就食”，而到了武則天臨朝之後，就再沒有頻繁的災害，連年豐收。這樣，靠天吃飯的老百姓當然過得就好，這是武則天的幸運。
其次是武則天勸農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勵農業生產，造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即勞動是一件有利可圖、有麵子、能改變命運的事。於是大家都熱衷於生產勞動，日子自然越過越好。
再次是朝中鬥爭雖然嚴酷，殺得人頭滾滾，卻與一般老百姓無涉，並沒有影響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兩次局部叛亂也迅速被平定，沒有釀成全國性的內戰，使百姓得以連續80餘年安居樂業。
最後是武則天對豪門的打擊，抑製了土地兼併的勢頭；整肅吏治，也多少遏製了官僚集團對平民的“灰色”掠奪，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較大空間。
話說到這裏，我們要談談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的另一麵。說起來，我們都是辯證論者，也就是認為：凡硬幣都有兩麵，既有光明的正麵，也有陰暗的負麵。盡管有些辯證論者隻願談正麵、不願正視負麵，誰談了負麵就要下禁令——他們的硬幣隻有一麵，但不妨礙大家心裏有數。
武則天時期的民生狀況，被後人垢病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逃戶”，一個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br>
武則天還特別重視屯田。屯田，就是軍隊自己種田，自己養活自己，減輕人民負擔。婁師德在外任武將的時候，起碼有一半的任務就是屯田。名將黑齒常之曾任河源軍經略大使，那時曾屯田五千餘頃，一年能收穫500多萬石糧食，婁師德是他的副手，且專管營田一事，是行家裏手。他在河套地區屯田效果顯著，史書上說他 “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
轉餉，就是運送軍糧。在古代，這歷來是老百姓的義務，也是老百姓的苦惱。《漢書*高帝紀上》就說過：“丁壯苦軍旅，老弱罷（疲）轉餉。”
婁師德有此善政，武則天大為滿意，特下詔予以慰勞。武則天還經常叮囑婁師德說：“大軍在邊疆，必依賴營田，公不可懼怕操勞。”後來索性讓他當了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諸州的“檢校營田大使”。
涼州都督郭元振也是當時的一位營田有功者，他在防守涼州（今甘肅武威）時，不僅開拓州境一千裏，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肅張掖）刺史李漢通施行屯田。連續幾年豐收，積軍糧可用數十年！郭元振由此軍威大振，涼州一帶的老百姓也跟著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遺”，過了幾年的好日子。
古代的史書，對民生問題一般都沒有係統的介紹和評價，但史家對某個朝代的民生情況往往有兩個評價參照指標，一個是物價，一個是人口增長率。
武則天時期的一前一後，貞觀和開元，是唐代物價低廉的黃金時期。史載，貞觀三年（629年）鬥米三、四錢，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兩錢。高宗時期封泰山之時，因年景較好，鬥米也才五錢。女皇時期米價多少，沒有記載，據說從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價上漲時期。到了開元，才降下來，鬥米十餘錢。
很顯然，從高宗時期起出現了通貨膨脹。通漲的原因是高宗時期出現了民間私鑄錢，那時中國人的通貨，用的不是銀子也不是紙鈔，而是銅錢。商業發達以後，國家鑄錢的銅不夠用，貨幣供應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鑄成色不足的錢以供流通，從中謀利。這就是“惡錢”，放到現在來說就是假幣。
政府曾經以一好錢兌換五惡錢，收迴劣幣，後來更是抬高到以一錢換兩錢的標準。又發行了新錢投放市場，還曾經嚴刑懲罰私鑄，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偽幣一多，等於現代的濫發鈔票，錢肯定要不值錢。但是，這不等於經濟蕭條，或者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女皇時期的經濟狀況遠遠不如貞觀和開元，那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另一個指標——人口增長，則完全能說明女皇時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錯。
唐初經過戰亂，戶數僅有200餘萬，比隋煬帝時期的890多萬戶少了四分之三。貞觀時期，四海安定，流民迴歸。貞觀結束時，戶口為380萬。經高宗、女皇時期，到神龍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則天統治的最後一年，戶口已增至615萬餘。這個數字，還沒有把大量“逃戶”計算在內，但已很可觀。也就是說，50年間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們知道，人口增長速度，跟人口基數的大小也有關係。有人統計過，高宗、女皇時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比後來人口基數大得多的玄宗時期還要高！這是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解決得好的一個證據，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執政的這一時期，民生之所以解決得好，有幾個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時期尚有很嚴重的自然災害，皇帝都要到洛陽去“就食”，而到了武則天臨朝之後，就再沒有頻繁的災害，連年豐收。這樣，靠天吃飯的老百姓當然過得就好，這是武則天的幸運。
其次是武則天勸農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勵農業生產，造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即勞動是一件有利可圖、有麵子、能改變命運的事。於是大家都熱衷於生產勞動，日子自然越過越好。
再次是朝中鬥爭雖然嚴酷，殺得人頭滾滾，卻與一般老百姓無涉，並沒有影響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兩次局部叛亂也迅速被平定，沒有釀成全國性的內戰，使百姓得以連續80餘年安居樂業。
最後是武則天對豪門的打擊，抑製了土地兼併的勢頭；整肅吏治，也多少遏製了官僚集團對平民的“灰色”掠奪，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較大空間。
話說到這裏，我們要談談武則天時期民生問題的另一麵。說起來，我們都是辯證論者，也就是認為：凡硬幣都有兩麵，既有光明的正麵，也有陰暗的負麵。盡管有些辯證論者隻願談正麵、不願正視負麵，誰談了負麵就要下禁令——他們的硬幣隻有一麵，但不妨礙大家心裏有數。
武則天時期的民生狀況，被後人垢病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逃戶”，一個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