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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從尼姑到女皇的政治搏弈 作者：清秋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其中第九條“父在為母服縗三年”，則是為婦女壯膽提氣的措施。中國古代規定，人死了，其近親要穿熟麻布製作的喪服，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戴孝”，不過實際上一般都用白布替代。喪服根據親疏遠近的不同，分為“斬縗、齊縗、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統稱為“五服”。其中“斬縗”為第一等，把衣服邊撕開，不剪不縫，也就是毛邊孝服。子為父、父為長子服孝，都稱斬縗。在這一級別裏，沒有婦女的位置。
齊縗要低一等，衣服邊是縫好的，所以叫“齊縗”。在這一檔次裏涉及到母親的有：如果父親已死，母親死時，兒子服齊縗三年；如果父親還在，母親死了，兒子服齊縗一年。對比來看，母親的地位還不如長子。
把母喪的服孝規格提高一步，是武則天有意在提高婦女地位。雖然隻提高了一小步，但對等級森嚴的禮法無疑是個挑戰。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這也是深謀遠慮的一步棋吧。
其餘“廣言路”、“加俸祿”等，都涉及官員階層和政治體製，武則天在這方麵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十二事中的“廣言路”等等，很難實行。其實“廣言路”、“杜讒言”之類，極易流於口號。武則天雖然是比較善於納諫的，但是也免不了要聽信讒言。
讒言這東西，危害了政治正義幾千年，統治者也知道它不好，可為何沒有好法子禁絕？因為在政治運作中，有一條定律就是“讒言絕對有效”律，有效的東西人們當然要用。再透明的政治，也總有一部分必須是黑箱操作，讒言的生存空間，就在這黑箱中。
讒言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在上者不可能隔三差五到第一線找人了解情況，他要靠聽匯報來掌握下情。而讒言就與真實情況具有了平等身份，上麵怎麽能一下就察覺？等到真相大白時，那已是巨奸大惡養成之後了。
統治者名義上反讒言，但實際上並不痛恨，他們知道讒言對所有的官員都有威懾力，有了這個東西，大家就會老實點兒吧。讒言有利於控製官員，這就是皇權製度下讒言不絕的最根本原因。
當然，在政治體製方麵，武則天也做了一些實際的事，大部分都屬於“改革”措施。
她深知一個道理：大變動，要靠小變動來開路。大家一旦習慣變動了，真的天崩地解也就沒人感到稀奇了。
她所做的比較重要的事，跟明朝皇帝朱元璋做的有些類似，主要有兩件：一是削弱相權，二是起用低品級文官參預中樞。
幹封元年（666年）對高麗開戰後，宰相多由武人組成，這些人與武則天並無淵源關係。加之其後李勣和許敬宗的去世，武後在朝中已無得力骨幹。在這種情況下，宰相班子對皇帝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武則天當然不能容忍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她於龍朔二年（662年）提出，太極殿低窪陰濕，不利於高宗的病況，應將皇帝居所移往大明宮。大明宮是早年太宗為太上皇李淵修建的避暑宮殿，尚未完工李淵就死了。現在武後下令把它建好，改名為蓬萊宮。第二年，高宗就正式移宮，此後就在蓬萊宮的正殿紫庭殿聽政了。
過去，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辦公，都在太極殿，堪稱君臣一體。現在一搬家，皇帝聽政的地方就和原來的宮城隔開了，中書、門下兩省都不在禁中。這樣一來，中樞的謀議就在內廷進行，而不像過去那樣在外朝進行了。宰相的地位由此大降，而皇權則一下子就變得非常厲害。
此外，武則天在參政以後，還悄悄改變了大唐的高層運作機製。
太宗時期的中央政務，是“三權分立”，即中書省出旨、尚書省執行、門下省封駁（監督）。這樣的設置，是怕權利過於集中會產生尾大不掉的權臣，分權後大臣互相製衡，會好一些。
這時候皇帝的權力並不大，更多的像是一個“虛君”，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時，已經是宰相們審議過並有了意見的，皇帝隻能批準或否決。如果是否決，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議。皇權與相權並未截然分開。
武則天當權後，情況發生變化，宰相的裁決權無形中被取消，僅剩下匯總百官表章上奏的職權，裁決權歸於皇帝。實際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後詳決”，她不再允許宰相們分割皇權了。
這種變動，對中央集權製度的意義極為重大。它是否具有進步意義，不能以現在的民主觀念來衡量，在大一統的皇權國家，麵對紛繁事務、遼闊疆域，加強集權也許就是一種進步，不然這樣的事不會一再在歷史上發生。
著有《中國通史簡編》的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經將唐代三大君的執政風格做過比較，他說，太宗是“慎始慎終”，玄宗是有頭無尾，而武則天是“權不下移”，乃為專斷之主。
在政治體製上的另一重大舉措，就是啟用“北門學士”。
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兩個，一是武則天在朝中的盟友不僅人數少，且已逐漸凋零，她需要有一批集團化的官僚作為自己的政治基礎。二是中國皇權製度到了唐代趨於完善，政務開始細密化，尤其相權被削弱後，工作更多。武則天一個人承擔不了繁重的章表批覆，因此她決定在內廷建立一個智囊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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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縗要低一等，衣服邊是縫好的，所以叫“齊縗”。在這一檔次裏涉及到母親的有：如果父親已死，母親死時，兒子服齊縗三年；如果父親還在，母親死了，兒子服齊縗一年。對比來看，母親的地位還不如長子。
把母喪的服孝規格提高一步，是武則天有意在提高婦女地位。雖然隻提高了一小步，但對等級森嚴的禮法無疑是個挑戰。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這也是深謀遠慮的一步棋吧。
其餘“廣言路”、“加俸祿”等，都涉及官員階層和政治體製，武則天在這方麵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十二事中的“廣言路”等等，很難實行。其實“廣言路”、“杜讒言”之類，極易流於口號。武則天雖然是比較善於納諫的，但是也免不了要聽信讒言。
讒言這東西，危害了政治正義幾千年，統治者也知道它不好，可為何沒有好法子禁絕？因為在政治運作中，有一條定律就是“讒言絕對有效”律，有效的東西人們當然要用。再透明的政治，也總有一部分必須是黑箱操作，讒言的生存空間，就在這黑箱中。
讒言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在上者不可能隔三差五到第一線找人了解情況，他要靠聽匯報來掌握下情。而讒言就與真實情況具有了平等身份，上麵怎麽能一下就察覺？等到真相大白時，那已是巨奸大惡養成之後了。
統治者名義上反讒言，但實際上並不痛恨，他們知道讒言對所有的官員都有威懾力，有了這個東西，大家就會老實點兒吧。讒言有利於控製官員，這就是皇權製度下讒言不絕的最根本原因。
當然，在政治體製方麵，武則天也做了一些實際的事，大部分都屬於“改革”措施。
她深知一個道理：大變動，要靠小變動來開路。大家一旦習慣變動了，真的天崩地解也就沒人感到稀奇了。
她所做的比較重要的事，跟明朝皇帝朱元璋做的有些類似，主要有兩件：一是削弱相權，二是起用低品級文官參預中樞。
幹封元年（666年）對高麗開戰後，宰相多由武人組成，這些人與武則天並無淵源關係。加之其後李勣和許敬宗的去世，武後在朝中已無得力骨幹。在這種情況下，宰相班子對皇帝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武則天當然不能容忍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她於龍朔二年（662年）提出，太極殿低窪陰濕，不利於高宗的病況，應將皇帝居所移往大明宮。大明宮是早年太宗為太上皇李淵修建的避暑宮殿，尚未完工李淵就死了。現在武後下令把它建好，改名為蓬萊宮。第二年，高宗就正式移宮，此後就在蓬萊宮的正殿紫庭殿聽政了。
過去，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辦公，都在太極殿，堪稱君臣一體。現在一搬家，皇帝聽政的地方就和原來的宮城隔開了，中書、門下兩省都不在禁中。這樣一來，中樞的謀議就在內廷進行，而不像過去那樣在外朝進行了。宰相的地位由此大降，而皇權則一下子就變得非常厲害。
此外，武則天在參政以後，還悄悄改變了大唐的高層運作機製。
太宗時期的中央政務，是“三權分立”，即中書省出旨、尚書省執行、門下省封駁（監督）。這樣的設置，是怕權利過於集中會產生尾大不掉的權臣，分權後大臣互相製衡，會好一些。
這時候皇帝的權力並不大，更多的像是一個“虛君”，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時，已經是宰相們審議過並有了意見的，皇帝隻能批準或否決。如果是否決，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議。皇權與相權並未截然分開。
武則天當權後，情況發生變化，宰相的裁決權無形中被取消，僅剩下匯總百官表章上奏的職權，裁決權歸於皇帝。實際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後詳決”，她不再允許宰相們分割皇權了。
這種變動，對中央集權製度的意義極為重大。它是否具有進步意義，不能以現在的民主觀念來衡量，在大一統的皇權國家，麵對紛繁事務、遼闊疆域，加強集權也許就是一種進步，不然這樣的事不會一再在歷史上發生。
著有《中國通史簡編》的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經將唐代三大君的執政風格做過比較，他說，太宗是“慎始慎終”，玄宗是有頭無尾，而武則天是“權不下移”，乃為專斷之主。
在政治體製上的另一重大舉措，就是啟用“北門學士”。
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兩個，一是武則天在朝中的盟友不僅人數少，且已逐漸凋零，她需要有一批集團化的官僚作為自己的政治基礎。二是中國皇權製度到了唐代趨於完善，政務開始細密化，尤其相權被削弱後，工作更多。武則天一個人承擔不了繁重的章表批覆，因此她決定在內廷建立一個智囊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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