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守諾言（在私人關係上）而（又）欲盡義務（此段譯文是本尼迪克特引自救渝的官方英譯本。英文是“if you wish to keep your word and to fufill your gimn”。本尼迪克特競不必要地強調了“and”一詞，從而把“守信義”與“盡義務”對立起來，並在括號中補充文字加以說明。這是因為她過分拘泥於“情義”和“義務”（忠）的對立，而實際這兩者並非經常矛盾。請參閱下文注。 －日譯者），……則自始即應該重考慮是否可行。如以己身束縛於不智之義務，則將使自身處於進退維穀。如確信不能既守諾言而又堅持義（敕諭把‘義’規定為‘履行義務’），則應立即放棄（私人的）諾言。古來英雄豪傑，慘遭不幸，或竟身死名裂，遺羞後世，其例益不鮮矣，皆因唯知信守小節，而不辨大義，或因閣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義也。”
這段諄諄教導“忠”高於“情義”的文字中，正如前文所說，全文未提“情義”一詞。但是日本人都知道有這種說法，即“為了情義，我不能行義”。敕諭則改成這樣的說法：“如確信不能既守諾言。而又堅持義……”。1敕諭以天皇的權威說：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拋棄“情義”。要記住：情義是小節，隻要遵循敕論的教導，拋棄“情義”，維護“大節”，就仍然是有德之人。
這份頌揚“忠”的聖典是日本的基本文件之一。但是敕諭對“情義”的委婉貶抑能否削弱了“情義”的深刻影響，這還很難說。日本人常常引用敕諭的其它段落來解釋、辯護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如“義者，履行義務之謂也”，“心誠則萬事皆成”。盡管引用這些，每每都很得當，但卻似乎很少引用關於反對信守私人諾言的告誡。“情義”至今仍是一種很有權威的道德。在日本，說“此人不懂情義”仍是最嚴厲的批評之一。
日本的倫理體係不是引進一個“大節”的概念就能輕易簡化的。正如他們常常誇稱，日本人沒有一種現成的普遍適用的道德作為善行的試金石。在大多數文化中，一個人的自尊是以其道德水準，如善良、節儉以及事業上的成就為標準。他們總要提出某些人生目的作為追求的目標，如幸福、對他人的控製力量、自由、社會活動能力等。日本人則遵循著更為特殊的準則，不論是在封建時代還是在《軍人敕諭》中，即使談及“大節”，也隻是意味著對等級製上層者的義務要壓倒對下層者的義務。他們仍然是特殊主義。西方人一般認為，所謂“大節”，是對忠誠的忠誠，而不是對某一特定個人或特定目標的忠誠。日本人則不是如此。
近代日本人在試圖建立某種統治一切領域的道德標準時常常選擇“誠”。大隈伯爵在論及日本的倫理時說，“誠（まこと）”“是各種箴言中最重要的箴言。一切道德教訓的基礎都包含在‘誠’字之中。在我國古代語彙中，除了‘誠’這個詞以外，沒有其它表達倫理概念的詞彙”。日本的近代小說家在本世紀初曾謳歌西方個人主義新思潮，現在也開始對西方信條感到不滿，而努力去讚美誠（誠心）是唯一的真正的“主義”。
在道德方麵強調“誠”，正是《軍人敕諭》所支持的。敕諭有一段歷史性的前言，相當於美國文件首先列舉華盛頓、傑斐遜等“建國之父”的名字為序。在日本，這段話的主旨在於闡述“恩”和“忠”。“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領。朕能否保護國家以報上天之恩，報祖宗之恩，端賴汝等克盡其職。”
其後又闡述了五條訓誡。（一）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義務。一個軍人如果不是極“忠”，不論如何有才能，也隻是傀儡。不“忠”的軍隊，遇緊急情況則成烏合之眾。“故不可惑於橫議，不可幹預政治，務求保持忠節，牢記義重於山，死輕於鴻毛”。（二）第二項訓誡是按照軍階遵守禮儀。“下級應視上級軍官之命令如朕意，上級軍官亦必須善待下級。”（三）第三是武勇。真正的武勇與“血氣之剛”相反，應該“小敵不侮，強敵不懼”。“故尚武者，與人交往應以溫和為先，以資得人敬愛”。（四）第四是告誡人們“勿守私情信義”。（五）第五是勸導節儉。“大凡不以質樸為旨者，必流於文弱，趨於輕薄，崇尚驕奢，終致卑鄙自私，墮落至極。雖有節操、武勇，亦難免被世人唾棄……朕心憂此惡習，故而諄諄誡之。”
敕諭的最後一段把以上五條稱作“天地之公道，人倫之綱常”，乃“我軍人之精神”。而且，這五條訓誡之核心“精神”就是“誠”。“心不誠則嘉言善行徒為文飾，毫無效用；唯有心誠則萬事可成”。五條訓誡就是這樣“易守易行”。敕諭在列舉一切德行和義務之後，歸結於“誠”，這正是典型的日本特色。中國人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出自仁愛之心。日本人則不是這樣，他們先確立義務準則，最後才要求人們全心全意，為履行義務而傾注全部心靈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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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諄諄教導“忠”高於“情義”的文字中，正如前文所說，全文未提“情義”一詞。但是日本人都知道有這種說法，即“為了情義，我不能行義”。敕諭則改成這樣的說法：“如確信不能既守諾言。而又堅持義……”。1敕諭以天皇的權威說：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拋棄“情義”。要記住：情義是小節，隻要遵循敕論的教導，拋棄“情義”，維護“大節”，就仍然是有德之人。
這份頌揚“忠”的聖典是日本的基本文件之一。但是敕諭對“情義”的委婉貶抑能否削弱了“情義”的深刻影響，這還很難說。日本人常常引用敕諭的其它段落來解釋、辯護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如“義者，履行義務之謂也”，“心誠則萬事皆成”。盡管引用這些，每每都很得當，但卻似乎很少引用關於反對信守私人諾言的告誡。“情義”至今仍是一種很有權威的道德。在日本，說“此人不懂情義”仍是最嚴厲的批評之一。
日本的倫理體係不是引進一個“大節”的概念就能輕易簡化的。正如他們常常誇稱，日本人沒有一種現成的普遍適用的道德作為善行的試金石。在大多數文化中，一個人的自尊是以其道德水準，如善良、節儉以及事業上的成就為標準。他們總要提出某些人生目的作為追求的目標，如幸福、對他人的控製力量、自由、社會活動能力等。日本人則遵循著更為特殊的準則，不論是在封建時代還是在《軍人敕諭》中，即使談及“大節”，也隻是意味著對等級製上層者的義務要壓倒對下層者的義務。他們仍然是特殊主義。西方人一般認為，所謂“大節”，是對忠誠的忠誠，而不是對某一特定個人或特定目標的忠誠。日本人則不是如此。
近代日本人在試圖建立某種統治一切領域的道德標準時常常選擇“誠”。大隈伯爵在論及日本的倫理時說，“誠（まこと）”“是各種箴言中最重要的箴言。一切道德教訓的基礎都包含在‘誠’字之中。在我國古代語彙中，除了‘誠’這個詞以外，沒有其它表達倫理概念的詞彙”。日本的近代小說家在本世紀初曾謳歌西方個人主義新思潮，現在也開始對西方信條感到不滿，而努力去讚美誠（誠心）是唯一的真正的“主義”。
在道德方麵強調“誠”，正是《軍人敕諭》所支持的。敕諭有一段歷史性的前言，相當於美國文件首先列舉華盛頓、傑斐遜等“建國之父”的名字為序。在日本，這段話的主旨在於闡述“恩”和“忠”。“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領。朕能否保護國家以報上天之恩，報祖宗之恩，端賴汝等克盡其職。”
其後又闡述了五條訓誡。（一）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義務。一個軍人如果不是極“忠”，不論如何有才能，也隻是傀儡。不“忠”的軍隊，遇緊急情況則成烏合之眾。“故不可惑於橫議，不可幹預政治，務求保持忠節，牢記義重於山，死輕於鴻毛”。（二）第二項訓誡是按照軍階遵守禮儀。“下級應視上級軍官之命令如朕意，上級軍官亦必須善待下級。”（三）第三是武勇。真正的武勇與“血氣之剛”相反，應該“小敵不侮，強敵不懼”。“故尚武者，與人交往應以溫和為先，以資得人敬愛”。（四）第四是告誡人們“勿守私情信義”。（五）第五是勸導節儉。“大凡不以質樸為旨者，必流於文弱，趨於輕薄，崇尚驕奢，終致卑鄙自私，墮落至極。雖有節操、武勇，亦難免被世人唾棄……朕心憂此惡習，故而諄諄誡之。”
敕諭的最後一段把以上五條稱作“天地之公道，人倫之綱常”，乃“我軍人之精神”。而且，這五條訓誡之核心“精神”就是“誠”。“心不誠則嘉言善行徒為文飾，毫無效用；唯有心誠則萬事可成”。五條訓誡就是這樣“易守易行”。敕諭在列舉一切德行和義務之後，歸結於“誠”，這正是典型的日本特色。中國人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出自仁愛之心。日本人則不是這樣，他們先確立義務準則，最後才要求人們全心全意，為履行義務而傾注全部心靈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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