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幹的美國人，讀過來自前線的或日本方麵的報導或文獻的，則持有相反的意見。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麽比用言辭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並激起他們的土氣了。他們決不相信，日本人會把我們攻擊天皇看作是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親眼看到，“德漠克拉西”1的口號非常響亮，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以至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希特勒萬歲’是不能相比的，後者隻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日軍俘虜的證詞印證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與西方的軍人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在被俘後可以說什麽、不能說什麽的教育，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迴答，顯然缺乏統一性。這種不加訓練當然來自日本的不投降主義。這種狀況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也沒有改變，但那時隻限於一部分軍團和地方部隊。俘虜的證詞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麵。他們並不是一些因士氣低落而導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喪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土兵。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無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賠 償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政策是兩迴事。
但是，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老百姓是不會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的。”“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來負責，天皇是沒有責任的。”“縱然日本戰敗，所有的日本人仍會繼續尊崇天皇。”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在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的美國人看來，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的輿論。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 字樣。因為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我們向日軍作廣播的人在內。從各地匯集的許多審訊戰俘口供中，隻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隻有一份居然講到：“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誌薄弱者，隻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不過猜測說，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日本廢除君主製，青年婦女也許能指望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吧。
因此，日本軍部統領利用全體日本人的這種一致崇敬，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菸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唿“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救渝”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在森林中迴蕩”。軍國主義分子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奉 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意誌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隻要天皇有令，縱然隻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隻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如果天皇下 詔，日本在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硬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隻有天皇的聖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情願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對天皇無條件的無限忠誠，對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體則加以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刊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部領導人的批判。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共命運的人，戰俘們破口大罵；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撇下土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倍加痛恨。他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加以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對日本事物毫不缺乏辨別善惡的形跡。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更加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甚至抨擊政府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他們害怕講了些什麽後會受到責怪。他們滿腹狐疑，隻是表麵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決不可能談什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對此更進而加以發揮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選區的選民座談到深夜，就各種事情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開口。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鬥誌的好辦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下，國民深受限製，變得膽小如鼠，簡直象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因而能夠發揮的戰力，現在卻仍然沒有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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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俘虜的證詞印證了上述觀點。日軍俘虜與西方的軍人不一樣，他們沒有受過在被俘後可以說什麽、不能說什麽的教育，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迴答，顯然缺乏統一性。這種不加訓練當然來自日本的不投降主義。這種狀況直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也沒有改變，但那時隻限於一部分軍團和地方部隊。俘虜的證詞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麵。他們並不是一些因士氣低落而導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喪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土兵。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無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於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和備戰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爭賠 償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政策是兩迴事。
但是，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徵，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老百姓是不會認為天皇應對戰爭負責的。”“如果戰敗，也應由內閣和軍部領導來負責，天皇是沒有責任的。”“縱然日本戰敗，所有的日本人仍會繼續尊崇天皇。”
這些一致認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論調，在習慣於認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懷疑和批判的美國人看來，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這些卻毫無疑問地仍然是日本的輿論。審訊戰俘最有經驗的人，都認為沒有必要在每份審訊筆記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的 字樣。因為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為我們向日軍作廣播的人在內。從各地匯集的許多審訊戰俘口供中，隻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隻有一份居然講到：“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誌薄弱者，隻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不過猜測說，天皇可能會讓位於皇太子；如果日本廢除君主製，青年婦女也許能指望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吧。
因此，日本軍部統領利用全體日本人的這種一致崇敬，他們把“天皇恩賜”的香菸分賞給部下；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唿“萬歲”。在“部隊日夜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誦天皇親自在“軍人救渝”中向軍隊頒賜的“聖旨”’“奉誦聲在森林中迴蕩”。軍國主義分子極力利用人們對天皇的忠誠。他們號召所屬官兵要“奉 詔必謹”，“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陛下的仁慈”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意誌的遵從卻又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許多日本戰俘所說，日本人“隻要天皇有令，縱然隻有一桿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同樣，隻要是天皇下令，也會立即停止戰鬥。”“如果天皇下 詔，日本在第二天就會放下武器。”“連最強硬好戰的滿洲關東軍也會放下武器。”“隻有天皇的聖旨，才能使日本國民承認戰敗，並情願為重建家園而生存下去。”
對天皇無條件的無限忠誠，對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體則加以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刊雜誌或戰俘的供詞中，有不少對政府和軍部領導人的批判。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一起共命運的人，戰俘們破口大罵；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撇下土兵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倍加痛恨。他們常常對一些軍官加以讚揚，對另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對日本事物毫不缺乏辨別善惡的形跡。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更加強有力的領導和更大的協同努力，並指責政府不能令人滿意。他們甚至抨擊政府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登的一篇有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物參加的座談記錄，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以為振奮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心裏想說的話。他們害怕講了些什麽後會受到責怪。他們滿腹狐疑，隻是表麵應付，變得膽小如鼠。這樣，決不可能談什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對此更進而加以發揮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選區的選民座談到深夜，就各種事情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卻唯唯諾諾不肯開口。言論自由完全被否定了。這確實不是一種激發人們鬥誌的好辦法。在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下，國民深受限製，變得膽小如鼠，簡直象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一樣。因而能夠發揮的戰力，現在卻仍然沒有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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