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軍大學，學員之間自然常常討論海軍軍備和可能發生日美戰爭等問題。有一次辯論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場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日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照例抓住機會來發表白認為得意的、有點離經叛道味道的看法。
我說：“如果承認戰爭不可避免，那麽，依我看，我們海軍現在的備戰方針是完全不妥當的。隻要我們抱著這種方針不放，我們就決不能取勝。問題在於我們力求搞好戰備，並要求一戰而勝，但敵人什麽時候把戰爭強加給我們，卻是無法預見的。但我認為，如果要我們經常保持足以保證無論戰爭在何時發生都能打勝所必需的軍備水平。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要打，我們就應該預先決定什麽時候動手。同時，我們還應當根據這樣的決定製訂一個有步驟的長期備戰計劃。但我們應該堅決為貫徹這個計劃不惜犧牲其它一切，尤其是在我們所規定的時間以前避免捲入戰爭。然後等時間到來，並在我們達到了足以保證勝利的戰備水平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有意識地去挑動戰爭。”
不消說，我的論點惹起了激烈的反對。他們說我在鼓吹歪曲備戰原則的邪說。
反對我的人說：“軍備是為了保障和平，不是為了準備打仗。軍備的真正目的是免於打仗。”
這當然是關於軍備理論的公認的說法。但是，我的同事們的推理有矛盾，我立即指出：
“你們怎麽能堅持這種論點的時候，又承認同美國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你們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謬的。日本和美國並不是註定的死對頭。
“事實上，我並不反對公認的備戰思想。我隻是對我們目前的海軍備戰的作法，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認為為了對抗另一個國家的軍備而建設我們的軍備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如果我們把我國的軍備擴充到能夠跟我們的假想敵美國海軍旗鼓相當地作戰的程度，我們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因為，在目前條件下，爆發任何一場戰爭，都很可能發展成世界性衝突。我們可以繼續造‘大和號’和“武藏號’那樣的超級戰列艦，但它們絕不能使我們具有單獨在任何國際衝突中取得勝利的能力。因此，我認為日本必須在對外政策方麵也採取比較靈活和妥協的態度。
“第二，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海軍軍備政策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政策已經不能適應戰爭方式所發生的根本變化。我們必須放棄那種以為隻要我們比我們的對手造更多的軍艦就行了的想法。今後，飛機將是決定性因素。以水麵兵力為基礎的常規武器現在大部分都成了裝飾品。況且，空中戰爭將是總體戰，需要徹底動員全部同力和各方麵的工作。但是，我擔心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還不夠先進，不能使我們通過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來確保安全。我們必須有一個更有遠見的國內發展政策。”
我的同僚們帶著難以忍受的表情聽我說這些話，他們好象是說：“又是他那一套，胡吹他的航空兵萬能論!”討論就此結束。
但是，不論海軍備戰計劃有多大缺點，自從1931年滿洲事變以來，陸軍方麵成功地利用了海軍軍備作為它推行大陸擴張政策的跳板和掩護。到1937年，這種行動達到了高峰，結果竟發生了華北事變，不久就發展成為全麵的中日戰爭。戰場逐漸向南推進，最後終於在1940年9月，日軍強行進駐印度支那北部。同月，日本與德，意訂立三國軍事同盟。從此，日美關係便迅速向決裂方麵惡化了。
到1941年秋天，海軍首腦麵臨著必須在戰與和之間進行抉擇的困難局麵。我確實相信，他們當中多數人是傾向和平的。
在老一輩海軍將領中，和平的思想特別強烈。他們告誡人們，不要盲目相信日本是無敵的，並且指出，1895年戰爭(指甲午海戰，——譯者)和1904年戰爭(指日俄戰爭。——譯者)，不是象歷史學家所吹噓的取得了什麽“壓倒的勝利”，實際上是通過政治上以及軍事上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打贏的。在日本投降後的東京戰犯審判中，可以看到，1941年退役的岡田啟介和米內光政兩位預備役海軍大將以及豐田副武現役海軍大將，都是代表反戰觀點的發言人。
就連當時在日本海軍中很孚眾望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也反對日本投入戰爭。他根據對日本海軍實力和日本國力的估計，曾明確地提出警告說：不能指望聯合艦隊能勝利地作戰到一年以上。
海軍首腦方麵的疇躇，被以俄國而不是以英美為主要對象的陸軍以及盲目相信日本必勝的某些國民，視為怯懦和優柔寡斷。在海軍內部，也有主戰派。他們認為日本必須從事戰爭，否則，必然慢慢地被美英荷三國越來越加緊的經濟報復手段施加的限製所扼殺。
被德國在歐洲的勝利弄得眼花繚亂的日本自從同軸心國結成軍事同盟以來，美英荷三國便加緊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1941年7月，日軍開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後，美英荷三國便給了日本迄今最狠的反擊——聯合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
切斷石油供應，打中了日本海軍的要害。它貯備的六百四十五萬噸石油，一天比一天減少，即使嚴格節約，最多也隻夠用三、四年。沒有石油，日本的作戰部隊就寸步難行，那末，日本就隻好唯英美陣營之命是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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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如果承認戰爭不可避免，那麽，依我看，我們海軍現在的備戰方針是完全不妥當的。隻要我們抱著這種方針不放，我們就決不能取勝。問題在於我們力求搞好戰備，並要求一戰而勝，但敵人什麽時候把戰爭強加給我們，卻是無法預見的。但我認為，如果要我們經常保持足以保證無論戰爭在何時發生都能打勝所必需的軍備水平。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相信要打，我們就應該預先決定什麽時候動手。同時，我們還應當根據這樣的決定製訂一個有步驟的長期備戰計劃。但我們應該堅決為貫徹這個計劃不惜犧牲其它一切，尤其是在我們所規定的時間以前避免捲入戰爭。然後等時間到來，並在我們達到了足以保證勝利的戰備水平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有意識地去挑動戰爭。”
不消說，我的論點惹起了激烈的反對。他們說我在鼓吹歪曲備戰原則的邪說。
反對我的人說：“軍備是為了保障和平，不是為了準備打仗。軍備的真正目的是免於打仗。”
這當然是關於軍備理論的公認的說法。但是，我的同事們的推理有矛盾，我立即指出：
“你們怎麽能堅持這種論點的時候，又承認同美國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你們的前提本身就是荒謬的。日本和美國並不是註定的死對頭。
“事實上，我並不反對公認的備戰思想。我隻是對我們目前的海軍備戰的作法，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認為為了對抗另一個國家的軍備而建設我們的軍備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如果我們把我國的軍備擴充到能夠跟我們的假想敵美國海軍旗鼓相當地作戰的程度，我們仍然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因為，在目前條件下，爆發任何一場戰爭，都很可能發展成世界性衝突。我們可以繼續造‘大和號’和“武藏號’那樣的超級戰列艦，但它們絕不能使我們具有單獨在任何國際衝突中取得勝利的能力。因此，我認為日本必須在對外政策方麵也採取比較靈活和妥協的態度。
“第二，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海軍軍備政策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政策已經不能適應戰爭方式所發生的根本變化。我們必須放棄那種以為隻要我們比我們的對手造更多的軍艦就行了的想法。今後，飛機將是決定性因素。以水麵兵力為基礎的常規武器現在大部分都成了裝飾品。況且，空中戰爭將是總體戰，需要徹底動員全部同力和各方麵的工作。但是，我擔心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還不夠先進，不能使我們通過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來確保安全。我們必須有一個更有遠見的國內發展政策。”
我的同僚們帶著難以忍受的表情聽我說這些話，他們好象是說：“又是他那一套，胡吹他的航空兵萬能論!”討論就此結束。
但是，不論海軍備戰計劃有多大缺點，自從1931年滿洲事變以來，陸軍方麵成功地利用了海軍軍備作為它推行大陸擴張政策的跳板和掩護。到1937年，這種行動達到了高峰，結果竟發生了華北事變，不久就發展成為全麵的中日戰爭。戰場逐漸向南推進，最後終於在1940年9月，日軍強行進駐印度支那北部。同月，日本與德，意訂立三國軍事同盟。從此，日美關係便迅速向決裂方麵惡化了。
到1941年秋天，海軍首腦麵臨著必須在戰與和之間進行抉擇的困難局麵。我確實相信，他們當中多數人是傾向和平的。
在老一輩海軍將領中，和平的思想特別強烈。他們告誡人們，不要盲目相信日本是無敵的，並且指出，1895年戰爭(指甲午海戰，——譯者)和1904年戰爭(指日俄戰爭。——譯者)，不是象歷史學家所吹噓的取得了什麽“壓倒的勝利”，實際上是通過政治上以及軍事上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打贏的。在日本投降後的東京戰犯審判中，可以看到，1941年退役的岡田啟介和米內光政兩位預備役海軍大將以及豐田副武現役海軍大將，都是代表反戰觀點的發言人。
就連當時在日本海軍中很孚眾望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也反對日本投入戰爭。他根據對日本海軍實力和日本國力的估計，曾明確地提出警告說：不能指望聯合艦隊能勝利地作戰到一年以上。
海軍首腦方麵的疇躇，被以俄國而不是以英美為主要對象的陸軍以及盲目相信日本必勝的某些國民，視為怯懦和優柔寡斷。在海軍內部，也有主戰派。他們認為日本必須從事戰爭，否則，必然慢慢地被美英荷三國越來越加緊的經濟報復手段施加的限製所扼殺。
被德國在歐洲的勝利弄得眼花繚亂的日本自從同軸心國結成軍事同盟以來，美英荷三國便加緊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1941年7月，日軍開入印度支那南部之後，美英荷三國便給了日本迄今最狠的反擊——聯合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
切斷石油供應，打中了日本海軍的要害。它貯備的六百四十五萬噸石油，一天比一天減少，即使嚴格節約，最多也隻夠用三、四年。沒有石油，日本的作戰部隊就寸步難行，那末，日本就隻好唯英美陣營之命是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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