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帕列奧列格王朝時代的最重要歷史資料中，還有塞薩洛尼基的迪米特裏·塞多尼斯（demetrius cydones of thessalonica）的作品，他是14世紀的一位最多產和有趣的作家。在其長壽的一生中，他在幾位皇帝的朝廷中都擔任過高級官職。作為一個新柏拉圖主義者，他在發展哲學思想中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作為教會統一政策的支持者和靜默派異端思想的反對者，他深刻地影響著神學的發展。他還是包括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神學大全》在內的許多拉丁作品的翻譯者，對促進拜占廷帝國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貢獻極大，為此他經常訪問西方。其涉及廣泛的通信[27]和大量的修辭學作品也有極高的價值，特別是兩個致約翰六世·坎塔庫震努斯的講話和一個致約翰五世·帕列奧列格的講話，[28]以及其《狂熱派統治下的塞薩洛尼基的陰暗畫麵》（）和兩封勸告拜占廷人聯合拉丁人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的公開信（），都提供了1379年前後拜占廷帝國處於絕望境地的準確而清晰的歷史情況。[29]塞多尼斯還為約翰五世起草過多個皇帝法令的前言。[30]迪米特裏·塞多尼斯的弟子曼努埃爾·卡萊卡斯（manuel calecas）的許多書信具有重要價值：他支持教會統一，反對靜默派異端。1410年，他在一位多米尼克修士家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31]除了尼基弗魯斯·格裏高拉斯和約翰·坎塔庫震努斯的歷史作品外，我們關於靜默派異端爭論的信息來自靜默派異端運動創立者格裏高利·西奈特斯（gregory sinaites）和該派以前的領袖格裏高利·帕拉馬斯（gregory pmas）、大教長非羅塞烏斯（philotheus），以及該派的反對者格裏高利·阿辛底努斯（gregory acin-dynus）、著名的神秘主義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s cabass），還有就是為解決這一衝突召開的宗教會議的記錄。[32][33]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還是兩份關於高利貸和反對放高利貸的論文，[34]以及一個描述教會財產轉讓的文獻的作者。[35][36]
在那些留下作品的拜占廷君主中，曼努埃爾二世·帕列奧列格（manuel ii peologus，1391～1425年在位）是最突出的一位。這位有教養和天賦的皇帝除了完成了一些神學作品外，還是幾部修辭作品和即興文學的作者，還有大量歷史價值極高的書信，它們提供了皇帝本人人品個性的生動圖畫。[37][38]我們還擁有數量極為浩繁且辭藻華麗的文獻，都是拜占廷帝國最後幾十年完成的，它們都提供了這個衰亡中的帝國的情況，特別是關於當時被希臘人重新占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情況。我們還有許多關於教會統一這一熱點問題的神學和辯論性作品，這個問題在佛羅倫斯宗教會議後就變得格外突出。哲學家和人文主義者喬治·基米斯圖斯·普萊頓的作品相當重要，他夢想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掀起文藝復興運動，而學識淵博的教會統一黨領袖、後來成為羅馬教廷樞機主教的貝薩隆（bessarion）的作品、東正教教會著名的衛士馬可·尤吉尼庫斯（mark eugenicus）和其兄弟約翰·尤吉尼庫斯（john eugenicus）的作品、修辭學家約翰·多西亞努斯（john docianus）的作品，最後還有帝國滅亡後君士坦丁堡首任大教長吉奈西烏斯·斯克拉留斯（gennadius schrius）的作品也同樣十分重要。[39]歷史學家有時也能夠從15世紀的詩歌中收集到十分重要的歷史資料。這在被認為是左提庫斯·帕拉斯龐迪魯斯（zoticus paraspondylus）所作的一部詩集和喬治·阿吉羅布魯斯（george argyropulus）的另一本詩集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後者用當地語描寫了1444年發生的瓦爾納戰役，為諸多歷史書籍的敘述補充了許多細節。[40]
對晚期拜占廷帝國政府管理機構和宮廷事務研究極為重要的是被誤認為喬治·科迪努斯（george codinus）的作品，該書論及世俗和教會的官職（），可能成書於約翰六世·坎塔庫震努斯統治時期或其後不久。被誤認為喬治·科迪努斯的這部作品對於晚期拜占廷帝國的研究如同君士坦丁七世的《論禮儀》和非勞塞烏斯的《職官圖》對於中期拜占廷帝國一樣極為重要。它提供了有關宮廷禮儀習俗的信息，描述了皇帝加冕大典和其他重要的國家典禮，提供了教會和行政官職及名號頭銜等級序列名單，同時還附有它們的職能和各個不同等級的象徵性標誌。該書偶爾提到某個典禮舉行的年代或官職設立的年代，因此，增加了它對於拜占廷宮廷生活和政府管理機構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關於晚期拜占廷帝國司法的最重要作品當屬1345年由君士坦丁·哈門諾布魯斯（constantine harmenopulus）完成的塞薩洛尼基法令集。[41]由於它分為6卷而被稱為《六書》，它包括民法和刑法，提供了一個有關早期立法的法律手冊。它以《法律草稿》為基礎，以《大法書》、《小法書》、《法典彙編》、《法律選編》、《法令新編》、《司法實踐》等為補充。哈門諾布魯斯的《法令集》非常流行，在拜占廷帝國境外也廣泛使用。1335年，由馬太·布拉斯塔利斯（matthew stares）完成的《法規集》的使用範圍也非常廣泛，它是一部按照字母排列順序編排的法令範本彙編（既有世俗的，也有教會的法規），該書剛剛問世，史蒂芬·杜珊（stephen dusan）就下令將它翻譯為塞爾維亞語。[42]這些法令彙編在被用來當作14世紀流行司法實踐的研究史料時要格外當心，因為眾所周知，它們包含了大量已經過時和不再使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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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留下作品的拜占廷君主中，曼努埃爾二世·帕列奧列格（manuel ii peologus，1391～1425年在位）是最突出的一位。這位有教養和天賦的皇帝除了完成了一些神學作品外，還是幾部修辭作品和即興文學的作者，還有大量歷史價值極高的書信，它們提供了皇帝本人人品個性的生動圖畫。[37][38]我們還擁有數量極為浩繁且辭藻華麗的文獻，都是拜占廷帝國最後幾十年完成的，它們都提供了這個衰亡中的帝國的情況，特別是關於當時被希臘人重新占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情況。我們還有許多關於教會統一這一熱點問題的神學和辯論性作品，這個問題在佛羅倫斯宗教會議後就變得格外突出。哲學家和人文主義者喬治·基米斯圖斯·普萊頓的作品相當重要，他夢想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掀起文藝復興運動，而學識淵博的教會統一黨領袖、後來成為羅馬教廷樞機主教的貝薩隆（bessarion）的作品、東正教教會著名的衛士馬可·尤吉尼庫斯（mark eugenicus）和其兄弟約翰·尤吉尼庫斯（john eugenicus）的作品、修辭學家約翰·多西亞努斯（john docianus）的作品，最後還有帝國滅亡後君士坦丁堡首任大教長吉奈西烏斯·斯克拉留斯（gennadius schrius）的作品也同樣十分重要。[39]歷史學家有時也能夠從15世紀的詩歌中收集到十分重要的歷史資料。這在被認為是左提庫斯·帕拉斯龐迪魯斯（zoticus paraspondylus）所作的一部詩集和喬治·阿吉羅布魯斯（george argyropulus）的另一本詩集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後者用當地語描寫了1444年發生的瓦爾納戰役，為諸多歷史書籍的敘述補充了許多細節。[40]
對晚期拜占廷帝國政府管理機構和宮廷事務研究極為重要的是被誤認為喬治·科迪努斯（george codinus）的作品，該書論及世俗和教會的官職（），可能成書於約翰六世·坎塔庫震努斯統治時期或其後不久。被誤認為喬治·科迪努斯的這部作品對於晚期拜占廷帝國的研究如同君士坦丁七世的《論禮儀》和非勞塞烏斯的《職官圖》對於中期拜占廷帝國一樣極為重要。它提供了有關宮廷禮儀習俗的信息，描述了皇帝加冕大典和其他重要的國家典禮，提供了教會和行政官職及名號頭銜等級序列名單，同時還附有它們的職能和各個不同等級的象徵性標誌。該書偶爾提到某個典禮舉行的年代或官職設立的年代，因此，增加了它對於拜占廷宮廷生活和政府管理機構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關於晚期拜占廷帝國司法的最重要作品當屬1345年由君士坦丁·哈門諾布魯斯（constantine harmenopulus）完成的塞薩洛尼基法令集。[41]由於它分為6卷而被稱為《六書》，它包括民法和刑法，提供了一個有關早期立法的法律手冊。它以《法律草稿》為基礎，以《大法書》、《小法書》、《法典彙編》、《法律選編》、《法令新編》、《司法實踐》等為補充。哈門諾布魯斯的《法令集》非常流行，在拜占廷帝國境外也廣泛使用。1335年，由馬太·布拉斯塔利斯（matthew stares）完成的《法規集》的使用範圍也非常廣泛，它是一部按照字母排列順序編排的法令範本彙編（既有世俗的，也有教會的法規），該書剛剛問世，史蒂芬·杜珊（stephen dusan）就下令將它翻譯為塞爾維亞語。[42]這些法令彙編在被用來當作14世紀流行司法實踐的研究史料時要格外當心，因為眾所周知，它們包含了大量已經過時和不再使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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