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帝國作為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致力於成為一個統一帝國，宣稱擁有以前屬於羅馬帝國的所有地區並構成現在的基督教世界的疆域。嚴酷的現實使這種觀念一點點消退，在昔日羅馬疆域上與拜占廷帝國並肩發展起來由基督教世界統轄的國家也不再被承認與其地位相等。一個複雜的國家等級體係完善起來，其頂點是作為羅馬皇帝和基督教世界首腦的拜占廷帝國皇帝。[34]早期拜占廷時代，帝國政治關注於維持對羅馬疆域的直接控製；中晚期拜占廷時期，帝國政治則關注如何保持其當時占據的宗教至尊地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拜占廷帝國越是堅持其與古代羅馬的聯繫，越是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中頑固篤守羅馬等級製，它就越是不斷地遠離羅馬世界原有的特徵。在文化和語言上，希臘因素占了上風。同時，教會影響在拜占廷生活中日益強烈。而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新的經濟社會結構產生出來，至中世紀早期，已經出現了一種本質上全新的政治實體和管理體係。事實與過去一直持有的看法不同，拜占廷國家的發展充滿了活力。所有事物持續變動，不斷變化或更新，直到拜占廷人的這個帝國逐漸停止其歷史發展時，它除了名稱外已經與以前的羅馬帝國毫無共同之處，它宣稱繼承下來的權力事實上根本沒有實現。
與此相應，最初階段的拜占廷帝國實際上就是個羅馬帝國，其全部生活都籠罩著羅馬色彩。這個階段確實應該既可稱為晚期羅馬帝國也可稱為早期拜占廷帝國，因為它的確滲透著羅馬和拜占廷的發展。羅馬帝國最後3個世紀或拜占廷帝國最初3個世紀的歷史，具有轉型時代的特徵，這段歷史跨越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拜占廷帝國之間的鴻溝。正是在這個階段，古代羅馬生活逐漸讓位於新的拜占廷因素。
拜占廷歷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因為它就是從“公元三世紀危機”中產生出來的。這個時期的經濟困窘已經對帝國西半部產生了相當嚴重的災難性影響。而帝國東半部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這個因素決定了未來的發展，也說明了羅馬帝國的“拜占廷化”。然而，帝國東部也經歷了同樣的危機，這一危機對經濟社會結構腐敗不堪的晚期羅馬帝國的所有地區都具有同樣的影響，但是在東部卻沒有隨著嚴重的社會政治動盪發生經濟崩潰。帝國東部確實沒有像西部那樣出現如此嚴重的人口銳減、如此徹底的城市生活衰敗和經濟凋敝，而隻是與整個帝國一樣，在經濟生活中麵臨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其工商業因此受到嚴重威脅。“公元三世紀危機”標誌著古代世界城市生活的終止。[35]另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大地產的持續發展。私人地產以犧牲小土地和國家控製的土地為代價在帝國各地不斷增長。而小土地持有者破產的結果是農民日益固著於土地上，由於勞動力需求的壓力，這一點進一步得到強化。但是，農民階層中的農奴隻是將居民固定於其各自職業的普遍強製措施中的一個特例，這種強製措施隨著“公元三世紀危機”開始在晚期羅馬帝國係統地推行。經濟生活中的強製奠定了政治事務中的強製。
羅馬元首政治因危機造成的動亂日益衰敗，最終在戴克裏先（diocletian）絕對君主統治期間完全消失，拜占廷獨裁統治由此發展起來。古代羅馬城市的市政權力陷於嚴重瓦解的境地。因此，整個國家管理機構被集中控製在皇帝及其行政官吏手中，這種行政權力得到極大擴張，嗣後就成為拜占廷獨裁政治的核心。羅馬官員製度讓位於拜占廷官僚體製。皇帝不再是第一首腦，而是獨裁君主，其權力不再過多地來自現世權威，而是來自於上帝的意旨。苦難深重的危機時代已經開啟了人們轉向宗教和來世的時代。
君主權作為某些植根於人們思想中的觀念仍然沒有完全消除，元老院、組織成競技黨的城市民眾，還有軍隊都顯示出各自的政治實力，對皇帝的權力發揮著真正的限製作用，特別是在早期拜占廷階段。[36]羅馬歷史中孕育的這些重要因素後來在各種大權集於一身的皇帝權力麵前都逐漸消除了。另一方麵，作為基督教國家精神力量的教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的影響。早期拜占廷階段，皇帝還擁有控製教會的無限權力，他按照羅馬的製度將其臣民的宗教事務當作國家行政事務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紀拜占廷帝國，教會確立起其重要地位，成為無處不在的一種力量，也正是在這個領域，皇權遭受了最嚴重的挫折。在拜占廷帝國，世俗和教會權力之間的衝突並不鮮見，而皇帝一方並不常常是勝利者。然而，皇權和教權之間的對抗並不是拜占廷帝國的特徵。總體看來，國家和教會保持著密切友好的關係，東正教帝國和東正教教會之間相互依存，它們共同構成了單一的政治和宗教實體。人們通常可以發現這兩種勢力具有共同的目標，它們共同反對威脅上帝預定的現實世界秩序的危險，無論是來自帝國的內外敵人，還是來自形形色色的異端破壞勢力。但是，這種觀念傾向於使教會處於皇帝強大權力的直接保護下，因而歷史表明，皇權對教權始終占有決定性優勢地位，這成為拜占廷帝國教俗權力關係的持久特點。
皇帝不僅是最高的軍事首腦、大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而且是教會和正統信仰的保護人。他是上帝揀選出來的，故而不僅是上帝託付給他的那個基督教帝國的主人和統治者，而且是帝國活的象徵。由於上帝遠離塵世和人類生活，皇帝就需與上帝建立直接的聯繫，成為政治和宗教特殊禮拜祭儀的對象。這種典禮逐漸被確定為教會和整個朝廷都必須參加的隆重宮廷儀式。這一點從基督愛戴的皇帝肖像、皇帝本人聖體的尊貴威嚴禮法、公開場合其發布聖旨和臣民對其上奏的遣詞造句中均可窺見一斑。[37]其臣民就是其奴僕，他們獲準覲見皇帝時，即便是最高級官員都必須在他麵前五體投地，三叩九拜，匍匐向前。而拜占廷宮廷儀式的這種盛大場麵和皇帝專製統治是希臘羅馬世界的產物，在那裏具有深厚的基礎。[38]因此，拜占廷朝廷特殊的禮儀從一開始就是由包含著許多東方因素的禮儀發展而來的，它們由於從東方、從薩珊王朝，後來又從穆斯林哈裏發宮廷直接引進而得到進一步強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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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拜占廷帝國越是堅持其與古代羅馬的聯繫，越是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中頑固篤守羅馬等級製，它就越是不斷地遠離羅馬世界原有的特徵。在文化和語言上，希臘因素占了上風。同時，教會影響在拜占廷生活中日益強烈。而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新的經濟社會結構產生出來，至中世紀早期，已經出現了一種本質上全新的政治實體和管理體係。事實與過去一直持有的看法不同，拜占廷國家的發展充滿了活力。所有事物持續變動，不斷變化或更新，直到拜占廷人的這個帝國逐漸停止其歷史發展時，它除了名稱外已經與以前的羅馬帝國毫無共同之處，它宣稱繼承下來的權力事實上根本沒有實現。
與此相應，最初階段的拜占廷帝國實際上就是個羅馬帝國，其全部生活都籠罩著羅馬色彩。這個階段確實應該既可稱為晚期羅馬帝國也可稱為早期拜占廷帝國，因為它的確滲透著羅馬和拜占廷的發展。羅馬帝國最後3個世紀或拜占廷帝國最初3個世紀的歷史，具有轉型時代的特徵，這段歷史跨越了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拜占廷帝國之間的鴻溝。正是在這個階段，古代羅馬生活逐漸讓位於新的拜占廷因素。
拜占廷歷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因為它就是從“公元三世紀危機”中產生出來的。這個時期的經濟困窘已經對帝國西半部產生了相當嚴重的災難性影響。而帝國東半部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這個因素決定了未來的發展，也說明了羅馬帝國的“拜占廷化”。然而，帝國東部也經歷了同樣的危機，這一危機對經濟社會結構腐敗不堪的晚期羅馬帝國的所有地區都具有同樣的影響，但是在東部卻沒有隨著嚴重的社會政治動盪發生經濟崩潰。帝國東部確實沒有像西部那樣出現如此嚴重的人口銳減、如此徹底的城市生活衰敗和經濟凋敝，而隻是與整個帝國一樣，在經濟生活中麵臨勞動力短缺的壓力，其工商業因此受到嚴重威脅。“公元三世紀危機”標誌著古代世界城市生活的終止。[35]另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大地產的持續發展。私人地產以犧牲小土地和國家控製的土地為代價在帝國各地不斷增長。而小土地持有者破產的結果是農民日益固著於土地上，由於勞動力需求的壓力，這一點進一步得到強化。但是，農民階層中的農奴隻是將居民固定於其各自職業的普遍強製措施中的一個特例，這種強製措施隨著“公元三世紀危機”開始在晚期羅馬帝國係統地推行。經濟生活中的強製奠定了政治事務中的強製。
羅馬元首政治因危機造成的動亂日益衰敗，最終在戴克裏先（diocletian）絕對君主統治期間完全消失，拜占廷獨裁統治由此發展起來。古代羅馬城市的市政權力陷於嚴重瓦解的境地。因此，整個國家管理機構被集中控製在皇帝及其行政官吏手中，這種行政權力得到極大擴張，嗣後就成為拜占廷獨裁政治的核心。羅馬官員製度讓位於拜占廷官僚體製。皇帝不再是第一首腦，而是獨裁君主，其權力不再過多地來自現世權威，而是來自於上帝的意旨。苦難深重的危機時代已經開啟了人們轉向宗教和來世的時代。
君主權作為某些植根於人們思想中的觀念仍然沒有完全消除，元老院、組織成競技黨的城市民眾，還有軍隊都顯示出各自的政治實力，對皇帝的權力發揮著真正的限製作用，特別是在早期拜占廷階段。[36]羅馬歷史中孕育的這些重要因素後來在各種大權集於一身的皇帝權力麵前都逐漸消除了。另一方麵，作為基督教國家精神力量的教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的影響。早期拜占廷階段，皇帝還擁有控製教會的無限權力，他按照羅馬的製度將其臣民的宗教事務當作國家行政事務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紀拜占廷帝國，教會確立起其重要地位，成為無處不在的一種力量，也正是在這個領域，皇權遭受了最嚴重的挫折。在拜占廷帝國，世俗和教會權力之間的衝突並不鮮見，而皇帝一方並不常常是勝利者。然而，皇權和教權之間的對抗並不是拜占廷帝國的特徵。總體看來，國家和教會保持著密切友好的關係，東正教帝國和東正教教會之間相互依存，它們共同構成了單一的政治和宗教實體。人們通常可以發現這兩種勢力具有共同的目標，它們共同反對威脅上帝預定的現實世界秩序的危險，無論是來自帝國的內外敵人，還是來自形形色色的異端破壞勢力。但是，這種觀念傾向於使教會處於皇帝強大權力的直接保護下，因而歷史表明，皇權對教權始終占有決定性優勢地位，這成為拜占廷帝國教俗權力關係的持久特點。
皇帝不僅是最高的軍事首腦、大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而且是教會和正統信仰的保護人。他是上帝揀選出來的，故而不僅是上帝託付給他的那個基督教帝國的主人和統治者，而且是帝國活的象徵。由於上帝遠離塵世和人類生活，皇帝就需與上帝建立直接的聯繫，成為政治和宗教特殊禮拜祭儀的對象。這種典禮逐漸被確定為教會和整個朝廷都必須參加的隆重宮廷儀式。這一點從基督愛戴的皇帝肖像、皇帝本人聖體的尊貴威嚴禮法、公開場合其發布聖旨和臣民對其上奏的遣詞造句中均可窺見一斑。[37]其臣民就是其奴僕，他們獲準覲見皇帝時，即便是最高級官員都必須在他麵前五體投地，三叩九拜，匍匐向前。而拜占廷宮廷儀式的這種盛大場麵和皇帝專製統治是希臘羅馬世界的產物，在那裏具有深厚的基礎。[38]因此，拜占廷朝廷特殊的禮儀從一開始就是由包含著許多東方因素的禮儀發展而來的，它們由於從東方、從薩珊王朝，後來又從穆斯林哈裏發宮廷直接引進而得到進一步強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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