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justinian）時代傑出的歷史作家是愷撒利亞的普羅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該城位於巴勒斯坦）。[19]他作為貝利撒留（belisarius）的秘書，曾參加了對汪達爾人、哥特人和波斯人的戰爭，撰寫了多卷本的《戰史》，於551年完成，而8卷的增補本問世於553年。除了這部重要的作品外，他撰寫了著名的《秘史》，對查士丁尼和塞奧多拉（theodora）大肆誹謗，554年他完成了描述查士丁尼建築活動的《建築》一書。[20]普羅柯比在描述客觀史實時並不總是典雅高貴，他在寫作有關《建築》一書，甚或在寫《戰史》時，表現得是個阿諛奉承者，而在《秘史》中又是個語言惡毒的作者，但是無論如何，其作品具有無可估量的史料價值，在寫作風格和表述方式上確實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阿卡塞亞斯（agathias）是普羅柯比同時代的年輕作家，其關於查士丁尼的作品涉及552～558年間的歷史。[21]接續他寫作歷史的作家“護民官”曼南德爾（menander protector）完成了價值極高的作品，涉及558～582年歷史，但該書也僅存殘卷。[22]塞奧非拉克特·西蒙卡特（theophct simocattes）接續曼南德爾寫作了8卷本的莫裏斯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時期的歷史。[23]這樣一係列的歷史著作就涵蓋了整個早期階段，每一部作品都續寫了前一部作品未及的歷史，這一歷史編纂特點一直保持到晚期拜占廷階段。拜占廷歷史寫作從始至終具有刻意模仿古希臘歷史作家的特點。在早期拜占廷帝國這個特殊階段，突出的代表是普羅柯比，他公開表明自己模仿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寫作風格。諳熟古典傳統顯然使拜占廷歷史編纂整體上達到了極高水平，這也是遠勝西歐中世紀史學家一籌的原因之一。
就歷史編撰而言，還有編年史作品，這是第二種典型的拜占廷歷史寫作形式。約翰·馬拉拉斯（john mlas）的世界編年史一直寫到查士丁尼統治的最後一年。[24]安條克的約翰（john of antioch）完成了另一部編年史，一直寫到610年，但此書僅存殘卷。[25]塞奧發尼斯（theophanes）以及其他編年史家的作品對早期拜占廷的歷史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我們將在與之相關的部分進行介紹。
關於早期拜占廷時代法律和政府管理的基本史料首先是《塞奧多西法典》[26]和查士丁尼偉大的法律典籍，對歷史學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羅馬民法大全》中的《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律新編》。[27]編纂於5世紀上半葉的《官職表》[28]和6世紀中期利底亞人約翰（john the lidian）編纂的《職官圖》有關於早期拜占廷帝國軍、政官階的記述。[29]曾於539～565年任首相的“貴族”彼得（peter the patrician）的作品隻保留下殘卷。[30]他對5～6世紀宮廷儀式，特別是對皇帝加冕典禮的描述具有特殊的價值，後來被“生於皇室紫色寢宮的”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綜合寫進其《禮儀書》（第1卷第84～95章）。莫裏斯或波塞多-莫裏斯所著的《戰略》軍事論文完成於6世紀末或7世紀初，其不僅對研究拜占廷戰爭藝術史而且對研究諸如波斯、突厥、阿瓦爾、斯拉夫、安泰、法蘭克和倫巴底各民族歷史都具有重要價值，因為該書涉及到關於他們戰爭方式和其他習俗的珍貴資料。[31]
有關貨幣和印章的主要作品有：薩巴提爾（j.sabatier）的《拜占廷錢幣銘文大全》（2卷本，巴黎1862年版，萊比錫1930年再版和格拉茲1955年再版）、羅什（w.wroth）的《大英博物館拜占廷帝國錢幣目錄》（2卷本，倫敦1908年版）、托爾斯泰（i.tolstoj）的《拜占廷貨幣》（聖彼得堡1912～1914年版）、古達克利（n.goodacre）的《拜占廷帝國錢幣手冊》（3卷本，倫敦1928～1933年版）、施倫伯格的《拜占廷印章學》（巴黎1884年版）、潘臣柯的《鉛封目錄》（《俄羅斯考古學報》1903～1908年多期連載）、康斯坦托布羅斯（k.konstantopoulos）的《拜占廷鉛封》（雅典1917年版）、勞倫特（vurent）的《拜占廷鉛封文件：奧非丹收藏》（巴黎1952年版）。散見於各種期刊的關於錢幣和印章的發覺報告近年來令人吃驚地大量出現，勞倫特的報導（參見第13頁）就此已做了全麵引用。
第一節 基督教羅馬帝國
羅馬的政治觀念、希臘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決定拜占廷帝國發展的主要因素。沒有這三種因素，拜占廷的生活方式就是無法想像的。正是希臘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統一在羅馬帝國的政治框架內，才出現了我們稱之為拜占廷帝國的歷史現象。[32]由於“公元三世紀危機”迫使羅馬帝國日益關注帝國東方，從而使這種融合統一成為可能。其最初明顯的事件就是羅馬帝國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帝國新都建立在博斯普魯海峽上。基督教取得勝利和帝國政治中心最終遷移至希臘化的東方地區，這兩大事件標誌著拜占廷時代的開始。
的確，拜占廷歷史隻是羅馬歷史的一個新階段，正如拜占廷國家隻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延續。“拜占廷”這個詞當然是後代人的表述，所謂的“拜占廷人”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被使用過。他們始終自稱為“羅馬人”（），其皇帝也自認為是羅馬君主、古代羅馬愷撒的繼承者和接班人。他們在帝國延續期間一直保持著羅馬名稱的寫法，羅馬帝國政府傳統直到最後還主宰其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33]這個帝國以羅馬人的國家觀念聚攏著許多不同的民族，而羅馬人的普世思想決定著這個帝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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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編撰而言，還有編年史作品，這是第二種典型的拜占廷歷史寫作形式。約翰·馬拉拉斯（john mlas）的世界編年史一直寫到查士丁尼統治的最後一年。[24]安條克的約翰（john of antioch）完成了另一部編年史，一直寫到610年，但此書僅存殘卷。[25]塞奧發尼斯（theophanes）以及其他編年史家的作品對早期拜占廷的歷史也具有一定重要性，我們將在與之相關的部分進行介紹。
關於早期拜占廷時代法律和政府管理的基本史料首先是《塞奧多西法典》[26]和查士丁尼偉大的法律典籍，對歷史學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羅馬民法大全》中的《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律新編》。[27]編纂於5世紀上半葉的《官職表》[28]和6世紀中期利底亞人約翰（john the lidian）編纂的《職官圖》有關於早期拜占廷帝國軍、政官階的記述。[29]曾於539～565年任首相的“貴族”彼得（peter the patrician）的作品隻保留下殘卷。[30]他對5～6世紀宮廷儀式，特別是對皇帝加冕典禮的描述具有特殊的價值，後來被“生於皇室紫色寢宮的”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綜合寫進其《禮儀書》（第1卷第84～95章）。莫裏斯或波塞多-莫裏斯所著的《戰略》軍事論文完成於6世紀末或7世紀初，其不僅對研究拜占廷戰爭藝術史而且對研究諸如波斯、突厥、阿瓦爾、斯拉夫、安泰、法蘭克和倫巴底各民族歷史都具有重要價值，因為該書涉及到關於他們戰爭方式和其他習俗的珍貴資料。[31]
有關貨幣和印章的主要作品有：薩巴提爾（j.sabatier）的《拜占廷錢幣銘文大全》（2卷本，巴黎1862年版，萊比錫1930年再版和格拉茲1955年再版）、羅什（w.wroth）的《大英博物館拜占廷帝國錢幣目錄》（2卷本，倫敦1908年版）、托爾斯泰（i.tolstoj）的《拜占廷貨幣》（聖彼得堡1912～1914年版）、古達克利（n.goodacre）的《拜占廷帝國錢幣手冊》（3卷本，倫敦1928～1933年版）、施倫伯格的《拜占廷印章學》（巴黎1884年版）、潘臣柯的《鉛封目錄》（《俄羅斯考古學報》1903～1908年多期連載）、康斯坦托布羅斯（k.konstantopoulos）的《拜占廷鉛封》（雅典1917年版）、勞倫特（vurent）的《拜占廷鉛封文件：奧非丹收藏》（巴黎1952年版）。散見於各種期刊的關於錢幣和印章的發覺報告近年來令人吃驚地大量出現，勞倫特的報導（參見第13頁）就此已做了全麵引用。
第一節 基督教羅馬帝國
羅馬的政治觀念、希臘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決定拜占廷帝國發展的主要因素。沒有這三種因素，拜占廷的生活方式就是無法想像的。正是希臘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統一在羅馬帝國的政治框架內，才出現了我們稱之為拜占廷帝國的歷史現象。[32]由於“公元三世紀危機”迫使羅馬帝國日益關注帝國東方，從而使這種融合統一成為可能。其最初明顯的事件就是羅馬帝國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帝國新都建立在博斯普魯海峽上。基督教取得勝利和帝國政治中心最終遷移至希臘化的東方地區，這兩大事件標誌著拜占廷時代的開始。
的確，拜占廷歷史隻是羅馬歷史的一個新階段，正如拜占廷國家隻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延續。“拜占廷”這個詞當然是後代人的表述，所謂的“拜占廷人”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被使用過。他們始終自稱為“羅馬人”（），其皇帝也自認為是羅馬君主、古代羅馬愷撒的繼承者和接班人。他們在帝國延續期間一直保持著羅馬名稱的寫法，羅馬帝國政府傳統直到最後還主宰其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33]這個帝國以羅馬人的國家觀念聚攏著許多不同的民族，而羅馬人的普世思想決定著這個帝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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