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是真誠的一元人格，從心眼裏要將學與政、思與事統一起來， 才肯把學生 當老師，當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監督者。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懷，真誠坦白。沒有這份“誠”，便一切都無從談起。 學生們聽了這番話，隻有都更嚴格要求自己而已。王還絕對說的是真心話。
打完仗，才隻是恢復到正常情況，如何安置“新民”，並把他們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複雜，有的心懷反覆之計，麵從心異，假裝驚恐，暗中準備東山再起。對這種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們，又毀了別人。王在這方麵是個成熟的政治家，軟硬兩手都極地道。舉鄉約、辦社學，大行禮樂教化，以移風易俗。這種善後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繼續戰備，殺企圖再作亂者。他跟孔明一樣，事無巨細，都認真對待，生怕有一絲紕漏從而前功盡棄。這種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還能從容講學，詩文中的淡雅，也的確是發自本心的。不管多麽忙亂，他都能一派從容。這有點像他的父親。
王華，龍山公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無論人多人少，對大對小，都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子，都是一樣的。自然，才本色;才從容;百務紛遝，應之沛然。他的熟人沒見過他有難處之事。這自然也因他才識宏達，無所不可，但更重要的還是心理素質好，操持堅的，屹不可動，再亂也亂不到他心裏去。
陽明善於運用政策的法力。他讓贛州多用紙張大肆印刷他的《告諭》，發給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予一道。鄉村山落也家喻戶曉。他認為亂生於風俗不美，風俗難以一下盡變，先易後難，先就其淺近易行的開導訓悔：居喪不得用鼓樂、做佛事，將資財用於無用之地，等於從親人身上斂了財物，然後把它們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醫，不要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不得講究財禮，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群。不得以送節等為名奢侈相尚。等等。誰若違反，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者十家同罪。
他還發布了許多正麵的告諭，讓大家孝敬親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義，息訟罷爭。總之是為了作興良善，改善民俗。
應該特別一提的是，他保護商人的合法權益。心學家以一體之仁不歧視商人是個事實，但若認為這是什麽相當於新教倫理的新東西又誇大了它的含義。他有一道《禁約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藉故敲詐商人。當時為籌集軍晌，又不願加重貧民負擔，對商人實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稅辦法。他知道商人終歲離家，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相當不容易。而一些衙役們肆意敲剝客商，違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他放寬稅法，對小本經營的賣柴炭雞鴨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盤查為名，侵犯騷擾。商人可以赴軍門告發，照軍法拿問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讓地方官重新規定應抽、免抽的例則。
在他眾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他愛實地訪察，問百姓對某事某官的看法，對某項政策的態度，這迴是訪得贛縣退休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不肯貪汙，所以老了退休後，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們還都笑話他。這讓陽明大為憤慨：“夫貪汙者乘肥馬衣輕裘，揚揚自以為得誌，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鄰裏，不知周恤，反而譏笑。風俗惡薄如此，有司豈能辭其責?”遂馬上下令給他錢糧若幹，並以此為例“廣而告之”，“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
2.大學之道
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見陽明不足以盡陽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他覺得這是比平匪勘亂要意義更大的“破心中賊”的實事，那一時的事情無法與這永久的事情相比。
與陸九淵重視《孟子》不同，陽明首重《大學》，次重《論語》。雖然不能說《傳習錄》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論語》，但純粹是闡發思想的“語錄”，論影響，在中國古代史上可謂並世無三，內容上的一致相承之處更不用多說。《大學》經朱熹編定成為四書之首，也因其篇幅簡短，是儒學的綱領和宣言，是私塾率先開講最普及的教材。但陽明要從這部經典中“翻”出新路來，要改變朱子的闡釋，以恢復古本的名義，瓦解朱子的霸權地位。一開始還是在講學中、書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來解釋，現在，他也要運用教材的力量來普及、來在更大的範圍內春風化雨了。 他以《大學》為教典，起於在龍場悟道後。當時，他就懷疑朱子的《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他就依據自己的宗旨，覺得《禮記》中的原本《大學》「即他所謂的古本」，更能證明聖人之學的簡易明白的特點，朱子反而把問題搞複雜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補其傳”的工作是錯誤的，他以鄭玄古本《大學》為正，認為無所謂闕文，無須補傳;無所謂錯簡，無須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順。
他在《大學古本序》中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為主題，所以是支離。但是也不能單講誠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虛;不追求致本體之知，那就是誤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補傳，在旁邊加上了自己的解釋，以指引學者正道。這就是他的《大學古本旁釋》，盡管這本書不如他的《大學問》影響大，但是在他的扇動下，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如湛甘泉、方獻夫後來都改信了古本《大學》，他還為此著實激動了一些時候。因為這就是在誠意的主導下來格物了，也等於把格物這個理學的基石性概念納入了心學的體係。 他不僅要弄出兩個《大學》，還要弄出兩個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論之朱子。 所謂《朱子晚年定論》是把朱晚年的一些與心學題旨一致的書信言論收集起來，稱為朱的最後結論，以前與此相矛盾的話都是朱子也後悔了的錯誤言論。這是一招很“損”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術”。是陽明在運用打仗的戰術來解決學術分歧，不是一般學院派學者能想出來的做法。理應受到當時及後來人的批評。但很有效果，很多話簡直就像王陽明說的--盡管都是朱的原話--這可以成為闡釋學史上的大公案。
盡管世界哲學史上充滿了早年、晚年主旨大變的哲學家，但朱子絕對沒有必要“大悟舊說之非”，以致於“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陽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讓朱說自己想說的話，以杜天下之口。然後把自己說成是與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戰友。而世間流傳的朱子學，如《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後來“思改正而未及”，而《語類》乃是其弟子挾勝心以附己見的東西，與朱平日之說亦大相乖戾。世人學了朱子“悔”的，不學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異端，還日日競相喧囂以亂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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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仗，才隻是恢復到正常情況，如何安置“新民”，並把他們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複雜，有的心懷反覆之計，麵從心異，假裝驚恐，暗中準備東山再起。對這種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們，又毀了別人。王在這方麵是個成熟的政治家，軟硬兩手都極地道。舉鄉約、辦社學，大行禮樂教化，以移風易俗。這種善後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繼續戰備，殺企圖再作亂者。他跟孔明一樣，事無巨細，都認真對待，生怕有一絲紕漏從而前功盡棄。這種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還能從容講學，詩文中的淡雅，也的確是發自本心的。不管多麽忙亂，他都能一派從容。這有點像他的父親。
王華，龍山公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無論人多人少，對大對小，都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子，都是一樣的。自然，才本色;才從容;百務紛遝，應之沛然。他的熟人沒見過他有難處之事。這自然也因他才識宏達，無所不可，但更重要的還是心理素質好，操持堅的，屹不可動，再亂也亂不到他心裏去。
陽明善於運用政策的法力。他讓贛州多用紙張大肆印刷他的《告諭》，發給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予一道。鄉村山落也家喻戶曉。他認為亂生於風俗不美，風俗難以一下盡變，先易後難，先就其淺近易行的開導訓悔：居喪不得用鼓樂、做佛事，將資財用於無用之地，等於從親人身上斂了財物，然後把它們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醫，不要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不得講究財禮，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群。不得以送節等為名奢侈相尚。等等。誰若違反，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者十家同罪。
他還發布了許多正麵的告諭，讓大家孝敬親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義，息訟罷爭。總之是為了作興良善，改善民俗。
應該特別一提的是，他保護商人的合法權益。心學家以一體之仁不歧視商人是個事實，但若認為這是什麽相當於新教倫理的新東西又誇大了它的含義。他有一道《禁約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藉故敲詐商人。當時為籌集軍晌，又不願加重貧民負擔，對商人實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稅辦法。他知道商人終歲離家，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相當不容易。而一些衙役們肆意敲剝客商，違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他放寬稅法，對小本經營的賣柴炭雞鴨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盤查為名，侵犯騷擾。商人可以赴軍門告發，照軍法拿問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讓地方官重新規定應抽、免抽的例則。
在他眾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他愛實地訪察，問百姓對某事某官的看法，對某項政策的態度，這迴是訪得贛縣退休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不肯貪汙，所以老了退休後，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們還都笑話他。這讓陽明大為憤慨：“夫貪汙者乘肥馬衣輕裘，揚揚自以為得誌，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鄰裏，不知周恤，反而譏笑。風俗惡薄如此，有司豈能辭其責?”遂馬上下令給他錢糧若幹，並以此為例“廣而告之”，“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
2.大學之道
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見陽明不足以盡陽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他覺得這是比平匪勘亂要意義更大的“破心中賊”的實事，那一時的事情無法與這永久的事情相比。
與陸九淵重視《孟子》不同，陽明首重《大學》，次重《論語》。雖然不能說《傳習錄》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論語》，但純粹是闡發思想的“語錄”，論影響，在中國古代史上可謂並世無三，內容上的一致相承之處更不用多說。《大學》經朱熹編定成為四書之首，也因其篇幅簡短，是儒學的綱領和宣言，是私塾率先開講最普及的教材。但陽明要從這部經典中“翻”出新路來，要改變朱子的闡釋，以恢復古本的名義，瓦解朱子的霸權地位。一開始還是在講學中、書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來解釋，現在，他也要運用教材的力量來普及、來在更大的範圍內春風化雨了。 他以《大學》為教典，起於在龍場悟道後。當時，他就懷疑朱子的《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他就依據自己的宗旨，覺得《禮記》中的原本《大學》「即他所謂的古本」，更能證明聖人之學的簡易明白的特點，朱子反而把問題搞複雜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補其傳”的工作是錯誤的，他以鄭玄古本《大學》為正，認為無所謂闕文，無須補傳;無所謂錯簡，無須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順。
他在《大學古本序》中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為主題，所以是支離。但是也不能單講誠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虛;不追求致本體之知，那就是誤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補傳，在旁邊加上了自己的解釋，以指引學者正道。這就是他的《大學古本旁釋》，盡管這本書不如他的《大學問》影響大，但是在他的扇動下，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如湛甘泉、方獻夫後來都改信了古本《大學》，他還為此著實激動了一些時候。因為這就是在誠意的主導下來格物了，也等於把格物這個理學的基石性概念納入了心學的體係。 他不僅要弄出兩個《大學》，還要弄出兩個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論之朱子。 所謂《朱子晚年定論》是把朱晚年的一些與心學題旨一致的書信言論收集起來，稱為朱的最後結論，以前與此相矛盾的話都是朱子也後悔了的錯誤言論。這是一招很“損”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術”。是陽明在運用打仗的戰術來解決學術分歧，不是一般學院派學者能想出來的做法。理應受到當時及後來人的批評。但很有效果，很多話簡直就像王陽明說的--盡管都是朱的原話--這可以成為闡釋學史上的大公案。
盡管世界哲學史上充滿了早年、晚年主旨大變的哲學家，但朱子絕對沒有必要“大悟舊說之非”，以致於“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陽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讓朱說自己想說的話，以杜天下之口。然後把自己說成是與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戰友。而世間流傳的朱子學，如《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後來“思改正而未及”，而《語類》乃是其弟子挾勝心以附己見的東西，與朱平日之說亦大相乖戾。世人學了朱子“悔”的，不學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異端，還日日競相喧囂以亂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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