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山河大地盡是黃金 滿世界皆藥物
明太僕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變而來。太僕，古代掌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是從三品的衙門，地點在滁洲。洪武三十年，為加大軍備力度，在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設立行太僕寺。主要職責是給國家養馬。要說重要它決定戰爭勝負，要說不重要，則是死了也沒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與北邊遊牧族作戰時，馬是首要軍需品。楊一清就從督陝西馬政走向輝煌的閣臣生涯的。但王陽明不走這一經，他來滁州當太僕寺少卿，活活是孫悟空到天宮當個弼馬溫--正可引用《西遊記》第四迴迴目來比況：“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而那孫猴子還是個禦馬監的正堂管事呢。而王這個“少卿”是副職--他不敢說“君恩知我才堪此”之類的牢騷話，更沒想到要像孫悟空那樣“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響太深了，深到了“良知”--靈魂深處，變成了“良能”。據錢穆說，宋儒的真正命脈實由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承當精神開啟，歐陽修又在選拔人才諸製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將道學與政術合一的宋學傳統。用章太炎的話說，直到梁啓超用經術作政論尤不脫此習。
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使滁州風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繼歐陽者其微陽明乎?
陽明當廬陵尹時，未見對廬陵人歐陽修的評價，可能是語不涉道，無人記述。現在同來滁州當醉翁，亦不見對這位大人物的評騭，講究“常快樂是真功夫”的陽明怎麽就不唿應先輩的“樂其樂”呢?--在陽明眼裏，歐陽太守的雅趣是標準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盡管陽明也好山水之樂，但他之“樂其樂”不是消融於自然之中的滔滔淺樂，而是體證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樂。
督馬政不同於當太守，沒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當好，為國家養、拔出批量的千裏馬，那也有一套製度管理上的大學問，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黃花瘦。諸如給馬屁股上蓋官印，與養馬戶切磋飼養方法，改革官民混養的弊端，為那些鎮國大將軍們挑選千裏馬，好讓他們去騎馬定幹坤。一貫主張“事上磨練”的王陽明為什麽不在這些事上顯現手段呢?心學不是主張事無大小皆可證道麽--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隻是分工的不同嘛!他為什麽不去研究馬尾巴的功能呢?
顯然他常說的萬物一體理論是個“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是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描述的那個宇宙：有限而無邊。
他讚賞一句禪宗語錄：“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他認為這是合內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測：若留戀美景是逐物，是在養育“放心”--不是放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於他不肯在馬屁股上效忠君國，實在是因為他有情緒--克己的工夫還不夠，還有隨物宛轉的心理波動。為給學生做榜樣，也不願意縱容有礙道體的私情，便盡量不說。至少不明說。
但還是留下了雪爪鴻泥：
鳳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崗。
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
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
遺音滿空穀，隨風遞悠揚。
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
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這是他的《滁州詩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韻》。他無法像歐陽修那樣樂起來，因為他還在政治的邊緣，生命意誌和能量尚未投射出來，壓抑得很，心苦音悲。自從結識甘泉子以來，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學，並以此作為心學的基本修練法門，反對任何“外慕”的行為和傾向。但這首詩的真正重點卻是最後兩聯：我既使是顏迴--就算是顏迴也沒有忘世，孔子還周遊列國想方設法的出來行道呢!但是我道難行，隻有當滄浪濯纓的隱士了--這顯然是不得已。
正因為他有這種心態，才懷疑號稱大隱隱於朝的東方朔並非真隱，才明白了最後屈從王莽新政的楊雄是誤解了《太玄》，當然“混世也能隨地轉”，但他還是既不願意同流和汙，也不願意沒世而名不稱。
他到達滁州是陰曆十月，雖進入冬季，但那種偏北的南方還正是好季節，他從山陰領來不少學生，又來了不少新同學。而且天高皇帝遠，他又無須研究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糧講私學的好時節，再說滁州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麵環山，但依然有“往來不絕”的遊人，在歐陽修時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陽明在京師講學如甘泉說已然“有聲”，滁州比山陰“辦學”條件要好多了。總而言之：“從遊之眾自滁始”。
今天，人們給孔夫子安有七、八個“家”的頭銜，都根源於他開門辦學這個基業。中國儒學的真命脈是士子儒學而非官方儒學，書院則是他們的根據地，在清中葉之後的書院變成了官方學校的附庸之前，古代書院教育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6.六通四辟
眾所周知，宋明書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頁。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動情的指出：“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朱」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益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東林書院名垂青史。但東林的宗旨一是矯挽王學之末流，一是抨擊政治現狀。而在陽明在滁州開始廣招天下士時，東林書院剛剛擗劃，陽明還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東林書院記》，正好填補了鮮有人道及的這一段東林歷史。人們都從宋朝的楊龜山一下子跳到明萬曆的顧憲成兄弟。據陽明此文說：楊龜山死後，其地化為僧區，淪為佛、老講授訓詁詞章的地方，長達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間，邵泉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進士，詩人」“收復”這片寶地，在此聚徒講學，他當時還是個舉人，後來中進士走了，這片地又荒了，歸了無錫的一個姓華的人，這個人是邵的學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迴到這裏，華氏主動讓出來給老師辦書院。這個地方在無錫百瀆，東望梅村二十裏，周初泰伯退讓王位曾躲避於此。王陽明除了讚揚邵從佛門奪迴這片地盤，以上接楊龜山的儒脈，就是讚揚華氏有泰伯遺風--這些都是抵擋佛風和辭章講誦之習的寶貝。
現在，盡管他還沒有打出書院的名號，但已有了書院之實。 在京城與山陰都還是小範圍的講論。現在他身邊聚集了上百學生，都是純粹慕名而來的自由學子，與貴州的龍崗書院情況也大不相同。那裏還是借船出海，現在是獨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氣質、秉性決定了他的教學風格是一以貫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摳經義， 也不像朱子那樣用註解經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更不為了科舉考試的升學率而想辦法外結學官內搞管卡壓。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質教育，領著學生白天去遊琅邪山、去玩釀泉之水。月夕則與學生環龍潭而坐，百十人“歌聲振山穀”「《年譜》」。 琅邪山，離滁州古城五裏。東晉元帝司馬睿當琅邪王時曾避地此山，故名。 歐陽修《醉翁亭記》開頭即是：“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而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裏，漸聞水聲潺潺、而泄出兩山之間者，釀泉也。”
</br>
明太僕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變而來。太僕，古代掌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是從三品的衙門，地點在滁洲。洪武三十年，為加大軍備力度，在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設立行太僕寺。主要職責是給國家養馬。要說重要它決定戰爭勝負，要說不重要，則是死了也沒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與北邊遊牧族作戰時，馬是首要軍需品。楊一清就從督陝西馬政走向輝煌的閣臣生涯的。但王陽明不走這一經，他來滁州當太僕寺少卿，活活是孫悟空到天宮當個弼馬溫--正可引用《西遊記》第四迴迴目來比況：“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而那孫猴子還是個禦馬監的正堂管事呢。而王這個“少卿”是副職--他不敢說“君恩知我才堪此”之類的牢騷話，更沒想到要像孫悟空那樣“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響太深了，深到了“良知”--靈魂深處，變成了“良能”。據錢穆說，宋儒的真正命脈實由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承當精神開啟，歐陽修又在選拔人才諸製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將道學與政術合一的宋學傳統。用章太炎的話說，直到梁啓超用經術作政論尤不脫此習。
歐陽修一篇《醉翁亭記》使滁州風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繼歐陽者其微陽明乎?
陽明當廬陵尹時，未見對廬陵人歐陽修的評價，可能是語不涉道，無人記述。現在同來滁州當醉翁，亦不見對這位大人物的評騭，講究“常快樂是真功夫”的陽明怎麽就不唿應先輩的“樂其樂”呢?--在陽明眼裏，歐陽太守的雅趣是標準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盡管陽明也好山水之樂，但他之“樂其樂”不是消融於自然之中的滔滔淺樂，而是體證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樂。
督馬政不同於當太守，沒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當好，為國家養、拔出批量的千裏馬，那也有一套製度管理上的大學問，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黃花瘦。諸如給馬屁股上蓋官印，與養馬戶切磋飼養方法，改革官民混養的弊端，為那些鎮國大將軍們挑選千裏馬，好讓他們去騎馬定幹坤。一貫主張“事上磨練”的王陽明為什麽不在這些事上顯現手段呢?心學不是主張事無大小皆可證道麽--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隻是分工的不同嘛!他為什麽不去研究馬尾巴的功能呢?
顯然他常說的萬物一體理論是個“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是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描述的那個宇宙：有限而無邊。
他讚賞一句禪宗語錄：“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他認為這是合內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測：若留戀美景是逐物，是在養育“放心”--不是放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於他不肯在馬屁股上效忠君國，實在是因為他有情緒--克己的工夫還不夠，還有隨物宛轉的心理波動。為給學生做榜樣，也不願意縱容有礙道體的私情，便盡量不說。至少不明說。
但還是留下了雪爪鴻泥：
鳳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崗。
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
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
遺音滿空穀，隨風遞悠揚。
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
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這是他的《滁州詩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韻》。他無法像歐陽修那樣樂起來，因為他還在政治的邊緣，生命意誌和能量尚未投射出來，壓抑得很，心苦音悲。自從結識甘泉子以來，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學，並以此作為心學的基本修練法門，反對任何“外慕”的行為和傾向。但這首詩的真正重點卻是最後兩聯：我既使是顏迴--就算是顏迴也沒有忘世，孔子還周遊列國想方設法的出來行道呢!但是我道難行，隻有當滄浪濯纓的隱士了--這顯然是不得已。
正因為他有這種心態，才懷疑號稱大隱隱於朝的東方朔並非真隱，才明白了最後屈從王莽新政的楊雄是誤解了《太玄》，當然“混世也能隨地轉”，但他還是既不願意同流和汙，也不願意沒世而名不稱。
他到達滁州是陰曆十月，雖進入冬季，但那種偏北的南方還正是好季節，他從山陰領來不少學生，又來了不少新同學。而且天高皇帝遠，他又無須研究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糧講私學的好時節，再說滁州是四通八達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麵環山，但依然有“往來不絕”的遊人，在歐陽修時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陽明在京師講學如甘泉說已然“有聲”，滁州比山陰“辦學”條件要好多了。總而言之：“從遊之眾自滁始”。
今天，人們給孔夫子安有七、八個“家”的頭銜，都根源於他開門辦學這個基業。中國儒學的真命脈是士子儒學而非官方儒學，書院則是他們的根據地，在清中葉之後的書院變成了官方學校的附庸之前，古代書院教育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6.六通四辟
眾所周知，宋明書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頁。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動情的指出：“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朱」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益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東林書院名垂青史。但東林的宗旨一是矯挽王學之末流，一是抨擊政治現狀。而在陽明在滁州開始廣招天下士時，東林書院剛剛擗劃，陽明還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東林書院記》，正好填補了鮮有人道及的這一段東林歷史。人們都從宋朝的楊龜山一下子跳到明萬曆的顧憲成兄弟。據陽明此文說：楊龜山死後，其地化為僧區，淪為佛、老講授訓詁詞章的地方，長達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間，邵泉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進士，詩人」“收復”這片寶地，在此聚徒講學，他當時還是個舉人，後來中進士走了，這片地又荒了，歸了無錫的一個姓華的人，這個人是邵的學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迴到這裏，華氏主動讓出來給老師辦書院。這個地方在無錫百瀆，東望梅村二十裏，周初泰伯退讓王位曾躲避於此。王陽明除了讚揚邵從佛門奪迴這片地盤，以上接楊龜山的儒脈，就是讚揚華氏有泰伯遺風--這些都是抵擋佛風和辭章講誦之習的寶貝。
現在，盡管他還沒有打出書院的名號，但已有了書院之實。 在京城與山陰都還是小範圍的講論。現在他身邊聚集了上百學生，都是純粹慕名而來的自由學子，與貴州的龍崗書院情況也大不相同。那裏還是借船出海，現在是獨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氣質、秉性決定了他的教學風格是一以貫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摳經義， 也不像朱子那樣用註解經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更不為了科舉考試的升學率而想辦法外結學官內搞管卡壓。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質教育，領著學生白天去遊琅邪山、去玩釀泉之水。月夕則與學生環龍潭而坐，百十人“歌聲振山穀”「《年譜》」。 琅邪山，離滁州古城五裏。東晉元帝司馬睿當琅邪王時曾避地此山，故名。 歐陽修《醉翁亭記》開頭即是：“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而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裏，漸聞水聲潺潺、而泄出兩山之間者，釀泉也。”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