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學也能講出機會來。
方獻夫，本來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熱衷文學--就是喜歡詞章之道。那時，他與陽明沒什麽關係，用陽明誇張的話說“若冰炭焉”。後來，方熱衷於講說，就是在沙龍中講學論道、辨析義理。這時，與陽明是“違合者半”，就是意見或同或異。這時，方還不可能也沒有提出拜師的要求。經在一起講論，方慨然有誌於聖人之道，超越了口給舌辯的表麵化愛好階段，進入了真信誠服的內在化階段。這才沛然與陽明同趣，並能超越世俗觀念，在陽明麵前自稱門生，恭恭敬敬。因有這種深層次的相契，後來才在上層深深的替老師出死力氣。
眼下，方獻夫因找到了聖人之道，遂毅然辭職，退隱於西樵山中以成其誌。
像方獻夫這樣的在明代雖非絕無僅有，但也著實難得。陽明著眼點也與眾不同，他說獻夫之所以能脫出世俗之見，是因為他能做到“超然於無我”!從這種活生生的真人實例中更能理解王的“無我”是個什麽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無大有”，類似釋家那個“大空妙有”。先無我才能真有我。無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無”的境界隻能通過去蔽、減去習得的經驗界的雜質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體就是這種本來無一物的純粹“物自體”(仿康德術語)。
方獻夫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三次“飛躍”，靠的是“無我之勇”。對於這種善變而非惡變，從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氣勢美的學生，陽明發自內心的為之廣而告之：
聖人之學，以無為本，而勇以成之。
10.說不可說
陽明熱心布道，舉辦沙龍，與湛、黃等人密切過從，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雖然講學成風，但在京城、在官場中，像他們這樣近於癡迷的以講學為事業的，還是非常“個別”。陽明成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連湛甘泉這樣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為多言人。而湛又批評王太多言。
沒辦法，不講學，聖學不明;講學，就得說話。他們唯一能夠給人類做貢獻的就是個講學。再說，他們講學，又不幹預現實，更不會危害皇權。他們盡講些羲皇上古、純粹心本體之類的話頭，不是比那些專意勾心鬥角的派別活動更有利於現行統治麽?但是那些人反過來指責他們多言。
至少表麵上不太在意別人的臧否的陽明，也不得不找適當的方式順便為自己辯解幾句了。
他的朋友王堯卿當了三個月的諫官，便以病為由，辭職迴家了。有交誼的紛紛贈言，但堯卿還是要他寫一篇。諫官本是言官，是職業多言派。所以，他帶著牢騷說：“甚哉!我黨之多言也。”然後說，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學術不明以來，人們以名為實。所謂務實者，隻是在務名罷了。陽明說，我討厭多言。多言者，必是氣浮、外誇者。據陽明的觀察：
氣浮者，其誌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
人們都誇獎堯卿及他這種選擇，但陽明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喜於一節者，不足進全德之地;求免於常人的議論，難進於聖賢之途。
是的，單求無言免禍，結局必然是一事無成。這個王堯卿就不見經傳。
責備陽明多言的湛甘泉，在當時上等華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陽明低，最後官做到南京禮、吏、兵部尚書，活的年齡幾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歲壽終正寢。然而他的影響和貢獻都不如陽明大。盡管他的理論有的地方比王學純正。就因為在講學上多言上，他不如王賣力氣。
但是當時也有人說湛多言的。陽明在猴年即送完堯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時也為他寫了一篇“序”，為人們說湛多言和近禪而辯解：用多言怪罪他是無濟於事的，他是個罕見的聖人之徒;真正的禪尚不多見，何況他是個真聖人之徒。
他另一個朋友王純甫到南京當學道，這又是一個要說話的差使。教無定法，人人素質不一。怎麽辦?陽明說：“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歸於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則失之於支離，或打了滑車。太少了，又會流於狹隘。從無定中找出定來，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為陽明是個口舌辨給之徒，那就錯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說。但他的確是反對、憎惡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卻不得已總在辨。他真心唿喚人們建立起“自得”意識，不要打水漂，不要為外在的東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營養都用來培養心體這個大樹之根。
他現在的官銜是驗封司主事，所以人們俗稱“王司封”、他也自稱“司封王某”。《別張常甫序》的開頭就是司封王某曰，他問張：文詞亮麗、論辨滔滔、博覽群書，自以為博，算真正的好學麽?張說，不算。
他又問：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是在實踐聖學，算數麽?
張說：不算。
他接著逼問：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是在靜修聖學，這樣做對麽?
張沉吟良久，按說應該說對了，但王的意思顯然還是不對、不夠。張說，我知道了。
王說，那好，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為總認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現在的人總覺得自己無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時候了「這是“很難真知道”的宛轉說法」。事實上，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間、義利之間的界線是既精確又微妙的。我上麵說的那些是為了引發你深入思考。
也的確發人深省。平常的見識，總以為那種靜修的做法是入道得體的修為了。其實， 那才是小學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迴來，離正確的標準還有更難達到的距離。而且跑偏到喜靜厭動、一事不為，就成了坐枯禪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個誌高而氣豪、誌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當順利，但他忽然說自己太躁進了，覺得還沒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於是轉向為己之學，反省自己氣質上的偏頗，盡隨意說些現成話，遂給自己起了一個“默齋”的室號，以矯正自己太隨便的毛病。陽明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齋說》，他說：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裏知道什麽沉默之道?
他先說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氣浮，一是誌輕。氣浮的人熱衷於外在的炫耀，誌輕的人容易自滿鬆心。但是，沉默包含著四種危險。如果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辨，隻是自己哄自己的傻悶著，那是種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說話討好別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細，故做高深掩蓋自己的無知無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內情，裝糊塗，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賊”。
據說，不叫的狗才咬人，發陰的人不好相處。心學搞“陽謀”，憎惡陰謀。
看來，多言與寡言不能定高下，這隻是個外表，內在的誠偽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變而僵化，有的人因善變而有始無終。關鍵看你往哪裏變、是在變好還是在變壞，是個怎樣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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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獻夫，本來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熱衷文學--就是喜歡詞章之道。那時，他與陽明沒什麽關係，用陽明誇張的話說“若冰炭焉”。後來，方熱衷於講說，就是在沙龍中講學論道、辨析義理。這時，與陽明是“違合者半”，就是意見或同或異。這時，方還不可能也沒有提出拜師的要求。經在一起講論，方慨然有誌於聖人之道，超越了口給舌辯的表麵化愛好階段，進入了真信誠服的內在化階段。這才沛然與陽明同趣，並能超越世俗觀念，在陽明麵前自稱門生，恭恭敬敬。因有這種深層次的相契，後來才在上層深深的替老師出死力氣。
眼下，方獻夫因找到了聖人之道，遂毅然辭職，退隱於西樵山中以成其誌。
像方獻夫這樣的在明代雖非絕無僅有，但也著實難得。陽明著眼點也與眾不同，他說獻夫之所以能脫出世俗之見，是因為他能做到“超然於無我”!從這種活生生的真人實例中更能理解王的“無我”是個什麽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無大有”，類似釋家那個“大空妙有”。先無我才能真有我。無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無”的境界隻能通過去蔽、減去習得的經驗界的雜質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體就是這種本來無一物的純粹“物自體”(仿康德術語)。
方獻夫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三次“飛躍”，靠的是“無我之勇”。對於這種善變而非惡變，從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氣勢美的學生，陽明發自內心的為之廣而告之：
聖人之學，以無為本，而勇以成之。
10.說不可說
陽明熱心布道，舉辦沙龍，與湛、黃等人密切過從，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雖然講學成風，但在京城、在官場中，像他們這樣近於癡迷的以講學為事業的，還是非常“個別”。陽明成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連湛甘泉這樣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為多言人。而湛又批評王太多言。
沒辦法，不講學，聖學不明;講學，就得說話。他們唯一能夠給人類做貢獻的就是個講學。再說，他們講學，又不幹預現實，更不會危害皇權。他們盡講些羲皇上古、純粹心本體之類的話頭，不是比那些專意勾心鬥角的派別活動更有利於現行統治麽?但是那些人反過來指責他們多言。
至少表麵上不太在意別人的臧否的陽明，也不得不找適當的方式順便為自己辯解幾句了。
他的朋友王堯卿當了三個月的諫官，便以病為由，辭職迴家了。有交誼的紛紛贈言，但堯卿還是要他寫一篇。諫官本是言官，是職業多言派。所以，他帶著牢騷說：“甚哉!我黨之多言也。”然後說，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學術不明以來，人們以名為實。所謂務實者，隻是在務名罷了。陽明說，我討厭多言。多言者，必是氣浮、外誇者。據陽明的觀察：
氣浮者，其誌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
人們都誇獎堯卿及他這種選擇，但陽明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喜於一節者，不足進全德之地;求免於常人的議論，難進於聖賢之途。
是的，單求無言免禍，結局必然是一事無成。這個王堯卿就不見經傳。
責備陽明多言的湛甘泉，在當時上等華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陽明低，最後官做到南京禮、吏、兵部尚書，活的年齡幾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歲壽終正寢。然而他的影響和貢獻都不如陽明大。盡管他的理論有的地方比王學純正。就因為在講學上多言上，他不如王賣力氣。
但是當時也有人說湛多言的。陽明在猴年即送完堯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時也為他寫了一篇“序”，為人們說湛多言和近禪而辯解：用多言怪罪他是無濟於事的，他是個罕見的聖人之徒;真正的禪尚不多見，何況他是個真聖人之徒。
他另一個朋友王純甫到南京當學道，這又是一個要說話的差使。教無定法，人人素質不一。怎麽辦?陽明說：“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歸於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則失之於支離，或打了滑車。太少了，又會流於狹隘。從無定中找出定來，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為陽明是個口舌辨給之徒，那就錯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說。但他的確是反對、憎惡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卻不得已總在辨。他真心唿喚人們建立起“自得”意識，不要打水漂，不要為外在的東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營養都用來培養心體這個大樹之根。
他現在的官銜是驗封司主事，所以人們俗稱“王司封”、他也自稱“司封王某”。《別張常甫序》的開頭就是司封王某曰，他問張：文詞亮麗、論辨滔滔、博覽群書，自以為博，算真正的好學麽?張說，不算。
他又問：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是在實踐聖學，算數麽?
張說：不算。
他接著逼問：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是在靜修聖學，這樣做對麽?
張沉吟良久，按說應該說對了，但王的意思顯然還是不對、不夠。張說，我知道了。
王說，那好，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為總認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現在的人總覺得自己無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時候了「這是“很難真知道”的宛轉說法」。事實上，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間、義利之間的界線是既精確又微妙的。我上麵說的那些是為了引發你深入思考。
也的確發人深省。平常的見識，總以為那種靜修的做法是入道得體的修為了。其實， 那才是小學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迴來，離正確的標準還有更難達到的距離。而且跑偏到喜靜厭動、一事不為，就成了坐枯禪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個誌高而氣豪、誌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當順利，但他忽然說自己太躁進了，覺得還沒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於是轉向為己之學，反省自己氣質上的偏頗，盡隨意說些現成話，遂給自己起了一個“默齋”的室號，以矯正自己太隨便的毛病。陽明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齋說》，他說：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裏知道什麽沉默之道?
他先說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氣浮，一是誌輕。氣浮的人熱衷於外在的炫耀，誌輕的人容易自滿鬆心。但是，沉默包含著四種危險。如果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辨，隻是自己哄自己的傻悶著，那是種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說話討好別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細，故做高深掩蓋自己的無知無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內情，裝糊塗，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賊”。
據說，不叫的狗才咬人，發陰的人不好相處。心學搞“陽謀”，憎惡陰謀。
看來，多言與寡言不能定高下，這隻是個外表，內在的誠偽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變而僵化，有的人因善變而有始無終。關鍵看你往哪裏變、是在變好還是在變壞，是個怎樣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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