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陸之爭是後期儒學一大公案，王陽明的對策是：領會精神、堅持原則。他不可能去做學案式的疏理，這不符合他的個性，他認為那樣做是類似拔雞毛而不在咽喉上著刀，解決不了問題。他幹什麽都主張簡捷。像他這樣單憑態度就要改變局麵的做法，隻能在中國師徒式教育中才可能有效。
他是靠立心學來破理學，最後也是以他獨特的建樹大麵積的改變了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麵。但談何容易!
陸九淵不著書，主要靠自身修養立境界，靠門徒擴大影響。當時，他的學生有轉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學生也有轉而跟了他的。黃宗羲說，在徒弟互相轉來轉去這一點上，特別像王陽明、湛甘泉兩家。王、湛同屬大心學一脈，轉換師門，大路子不變。由此是否可以推測：朱陸兩家在當時人眼中可能也更多的看到了互補性，而非水火不容?
其實，世道循環，螺旋式重複：現在陽明顛覆朱子，猶如當初朱子顛覆流行官學也。朱子為扭轉當時朝廷頒布的《十三經註疏》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而私下著《四書集注》，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學，在當時也不是朝廷科舉所尊的官學正說。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是曾被朝廷當做偽學而加以禁止。
陽明為反對朱學造成的以章句訓詁之學取科舉功名的風氣，而創辦私學，注重實修德性，與當時的“應試教育”大異其趨，與當年朱子所為卻異曲同工，目的都是為了振興儒學。
朱子當年樹異於漢唐儒學的“家法”、樹異於宋朝的官方儒學，也是絕大的勇氣與改革。陽明樹異於朱、反本於陸，隻是糾偏治弊，主張在實踐中真去落實那些義理，反對紙上空談義理。針對性極強，而且功不可沒。禪宗的改革史也是如此。文學史上的流派更替也是如此。
在遭官方禁毀這一點上，他們的命運也是相同的。明末清初又有大師攻擊王學亡國敗教，又興起新的“學術”來完成新一輪的推陳出新的工作。
一代有一代之學，江山代有才人出。批判並不是超越前人的唯一方法，整合消化才是成本最低的超越之道!
我看理學和心學都堅持了儒學的根本精神，都將信仰置於首位，置於知識學之上。這就是堅信通過個人修養能夠成為聖人，過上可以值得一過的生活;相信人性中的“超我”能夠戰勝“本我”。他們的不同是同中之異，理學講究讀書明理，心學講究明心見性，然而朱子也說“讀書隻是第二義的事”，關鍵還是切己體驗聖學的道理，“向自家身上討道理”。無論是叫做“仁”還是“良知”，都是人自身擁有的價值自覺能力，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正心、誠意等修養功夫得到它。運用這種能力就是個大寫的人，不運用這種能力就是普通動物。心學家認為他們的方法能夠更對頭的找到這種能力，在運用這種能力本身發揮這種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討求。
9.無我之勇 自得之學
調停朱陸之辨，舉陸“改”朱，是為自己張本的重要舉措。陽明現在感覺良好，他已經“通”了，不僅是學術貫通了，更重要的是他心體通泰，如金子出爐，過去是動心忍性的鍛鍊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圍，想既成真金又早點出爐。但他知道箇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長與偷懶逃跑都無濟於事，都會功潰一簣，或功敗垂成。
過去，他大概沒有想好如何讓朱陸相通起來。單是與理學做對，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因為貶低別人並不能抬高自己。
僅停留在言辭之間的辯論，對自身心體的養育有害無益。他說，常在過上用功就是在補瓦盆，必然流於文過飾非。為求勝而爭論是不善與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於養心的人，是要讓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著的狀態。
“通”表現為敢於與諸派求同。他敢於說佛教、道教均與聖道無大異，均於大道無妨。這一立場一直堅持到晚年。敢於去統一別的主義是他成大氣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說，世上的儒者不見聖學之全，不知把三間房都為我用，見佛教割左邊一間，見道教割右邊一間，是舉一廢百。他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所用，是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儒家同門的理學，過去的矛盾不亞於與釋道二氏，現在，他也將他們調和到一條跑道上了：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這樣，和則兩美，同生共長。用不好聽的話說就是敢於打亂仗，有信心在亂中取勝。不搞白衣秀才王倫式的關門主義。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這一代人也熬到了說話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為南京的官是擺設，他的朋友湛甘泉、黃綰跟塚宰即吏部尚書楊一清說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驗封司，雖然還是個主事，但吏部好於刑部，最關鍵的是在北京，他們可以早晚切磋、隨時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閑，王也是閑差，經常聚為小沙龍。這個小圈子的要員除了黃綰，還有呂仲木。上班沒事時，下班以後，公修日，他們便相聚講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中說：“時陽明在吏部講學，(甘)先生與呂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講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並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講特講的氣勢。
四十而不惑，他終於四十以後才明白--通天徹地的明白了。又經歷發配邊陲的、難說漢語的歲月。他現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隱居深山修練成了的大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會膚淺的去招搖，他隻是不避嫌疑的講他已悟出的聖學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覺。
而且身體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是否暗中覺得自己這一生差不多了呢?
這些俗人的感覺他不會沒有，但也不會太多。除了他已有聖賢氣象以外，還因為他一直有的仙風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講學與遊悠山水，北京沒有什麽佳麗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寫點“頓息塵寰念”之類的高蹈詩。但這隻是一種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場的心氣，使他有成聖成雄的雙重壓力。如今鬢已星星也，卻還看不見現實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對自己承認“久落泥塗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現狀隻是“竊祿”而已，治理廬陵一個小縣對他的才華是個玩笑。當朝文武盡管各有所長，比較活躍，但讓他“獨服”的幾乎沒有。但不入任何幫派，任何勢力得勢，也想不到提撥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當成熟，官場相當擁擠，沒有人在最高層給你說話，千裏馬也隻得拉驢車。陽明一生兩次大功，一是靠王瓊舉薦平寧王叛亂，一是靠他的學生和同事方獻夫推薦平思、田民變。陽明的氣質秉性似乎不可能“擠”入宰輔行列，隻能被動的等別人使喚。這是政治體製造成的。自己能獲得的自由也隻有思想自由。於是他隻有大講其學。再說，他剛上來，隻是復甦、稍起，排不到前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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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靠立心學來破理學，最後也是以他獨特的建樹大麵積的改變了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麵。但談何容易!
陸九淵不著書，主要靠自身修養立境界，靠門徒擴大影響。當時，他的學生有轉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學生也有轉而跟了他的。黃宗羲說，在徒弟互相轉來轉去這一點上，特別像王陽明、湛甘泉兩家。王、湛同屬大心學一脈，轉換師門，大路子不變。由此是否可以推測：朱陸兩家在當時人眼中可能也更多的看到了互補性，而非水火不容?
其實，世道循環，螺旋式重複：現在陽明顛覆朱子，猶如當初朱子顛覆流行官學也。朱子為扭轉當時朝廷頒布的《十三經註疏》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而私下著《四書集注》，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學，在當時也不是朝廷科舉所尊的官學正說。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是曾被朝廷當做偽學而加以禁止。
陽明為反對朱學造成的以章句訓詁之學取科舉功名的風氣，而創辦私學，注重實修德性，與當時的“應試教育”大異其趨，與當年朱子所為卻異曲同工，目的都是為了振興儒學。
朱子當年樹異於漢唐儒學的“家法”、樹異於宋朝的官方儒學，也是絕大的勇氣與改革。陽明樹異於朱、反本於陸，隻是糾偏治弊，主張在實踐中真去落實那些義理，反對紙上空談義理。針對性極強，而且功不可沒。禪宗的改革史也是如此。文學史上的流派更替也是如此。
在遭官方禁毀這一點上，他們的命運也是相同的。明末清初又有大師攻擊王學亡國敗教，又興起新的“學術”來完成新一輪的推陳出新的工作。
一代有一代之學，江山代有才人出。批判並不是超越前人的唯一方法，整合消化才是成本最低的超越之道!
我看理學和心學都堅持了儒學的根本精神，都將信仰置於首位，置於知識學之上。這就是堅信通過個人修養能夠成為聖人，過上可以值得一過的生活;相信人性中的“超我”能夠戰勝“本我”。他們的不同是同中之異，理學講究讀書明理，心學講究明心見性，然而朱子也說“讀書隻是第二義的事”，關鍵還是切己體驗聖學的道理，“向自家身上討道理”。無論是叫做“仁”還是“良知”，都是人自身擁有的價值自覺能力，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正心、誠意等修養功夫得到它。運用這種能力就是個大寫的人，不運用這種能力就是普通動物。心學家認為他們的方法能夠更對頭的找到這種能力，在運用這種能力本身發揮這種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討求。
9.無我之勇 自得之學
調停朱陸之辨，舉陸“改”朱，是為自己張本的重要舉措。陽明現在感覺良好，他已經“通”了，不僅是學術貫通了，更重要的是他心體通泰，如金子出爐，過去是動心忍性的鍛鍊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圍，想既成真金又早點出爐。但他知道箇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長與偷懶逃跑都無濟於事，都會功潰一簣，或功敗垂成。
過去，他大概沒有想好如何讓朱陸相通起來。單是與理學做對，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因為貶低別人並不能抬高自己。
僅停留在言辭之間的辯論，對自身心體的養育有害無益。他說，常在過上用功就是在補瓦盆，必然流於文過飾非。為求勝而爭論是不善與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於養心的人，是要讓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著的狀態。
“通”表現為敢於與諸派求同。他敢於說佛教、道教均與聖道無大異，均於大道無妨。這一立場一直堅持到晚年。敢於去統一別的主義是他成大氣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說，世上的儒者不見聖學之全，不知把三間房都為我用，見佛教割左邊一間，見道教割右邊一間，是舉一廢百。他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所用，是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儒家同門的理學，過去的矛盾不亞於與釋道二氏，現在，他也將他們調和到一條跑道上了：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這樣，和則兩美，同生共長。用不好聽的話說就是敢於打亂仗，有信心在亂中取勝。不搞白衣秀才王倫式的關門主義。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這一代人也熬到了說話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為南京的官是擺設，他的朋友湛甘泉、黃綰跟塚宰即吏部尚書楊一清說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驗封司，雖然還是個主事，但吏部好於刑部，最關鍵的是在北京，他們可以早晚切磋、隨時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閑，王也是閑差，經常聚為小沙龍。這個小圈子的要員除了黃綰，還有呂仲木。上班沒事時，下班以後，公修日，他們便相聚講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中說：“時陽明在吏部講學，(甘)先生與呂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講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並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講特講的氣勢。
四十而不惑，他終於四十以後才明白--通天徹地的明白了。又經歷發配邊陲的、難說漢語的歲月。他現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隱居深山修練成了的大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會膚淺的去招搖，他隻是不避嫌疑的講他已悟出的聖學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覺。
而且身體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是否暗中覺得自己這一生差不多了呢?
這些俗人的感覺他不會沒有，但也不會太多。除了他已有聖賢氣象以外，還因為他一直有的仙風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講學與遊悠山水，北京沒有什麽佳麗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寫點“頓息塵寰念”之類的高蹈詩。但這隻是一種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場的心氣，使他有成聖成雄的雙重壓力。如今鬢已星星也，卻還看不見現實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對自己承認“久落泥塗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現狀隻是“竊祿”而已，治理廬陵一個小縣對他的才華是個玩笑。當朝文武盡管各有所長，比較活躍，但讓他“獨服”的幾乎沒有。但不入任何幫派，任何勢力得勢，也想不到提撥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當成熟，官場相當擁擠，沒有人在最高層給你說話，千裏馬也隻得拉驢車。陽明一生兩次大功，一是靠王瓊舉薦平寧王叛亂，一是靠他的學生和同事方獻夫推薦平思、田民變。陽明的氣質秉性似乎不可能“擠”入宰輔行列，隻能被動的等別人使喚。這是政治體製造成的。自己能獲得的自由也隻有思想自由。於是他隻有大講其學。再說，他剛上來，隻是復甦、稍起，排不到前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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