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說不得苦樂得失的複雜處境與心境中，年關到了。"茆屋新開"也沒有帶來什麽了不起的喜悅。他38歲了，快到了孟子說的"年四十，不動心"的季節了。
學生們都迴家過年去了，就連專程而來的象徐愛那樣的學生也都迴家盡孝去了。已經學會"解安心"的他自然不會象單純的詩人那麽脆弱，但也不會象康德類型的理性哲學家那樣對現象界的事情不動聲色。他隻有寫詩而已。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
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
還有什麽，"遷客從來甘寂寞"，"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這個年關，他的詩歌大豐收了。詩人不幸詩興--準確地說，應該是在不太不幸的時候，詩興。對於陽明來說，寫詩差不多是他的吐納術，是他養心的心法，調節心情的一種方式。所以，他的"居夷詩"都是相當恬淡超然的，單看這部分詩篇可以毫不猶豫地給他加一頂田園詩人的桂冠，名次不會在楊萬裏太後麵。
他自然並不覺得詩文有什麽要緊，充其量，能夠"見"他，但不能"成"他，"建"他。各種記載都說他在貴陽大講"知行合一"，使當地人始知向學。但到底講了些什麽，又是怎樣講的，則無任何細節。隻有他給學生的幾封信，可以略知其功法大要。
首先，在一齊眾楚，知己難求的孤獨時節，要卓然不變，必求"實德"，除了自己每日靜坐，"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外，還要與朋友砥礪夾持。但切忌實德未成而先行標榜。一標榜既使有點實學也變成虛浮的外道說閑話。"自家吃飯自家飽"，必須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
那麽，怎麽樣才算著實用力修實德的了呢?他讓學生把程明道的下述語錄，貼在牆上，時時溫習:
才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著力處。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
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
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
第一條，是講剛剛開始學，已經學入門了都要找著力處，日新日日新，永無止歇時。繼續革命不斷革命。這是陽明終身服膺的兩句話，差不多月月講年年講。它包含了這樣一個命題:找到了著力處才算知學，否則隻是瞎耽誤功夫。什麽才算是著力處呢?為名為利為標新立異都是誤入歧途的行為。與"知"沒合了一的"行"終是不知。相反，若知行合一，就是去應舉當官也"不患妨功"。他認為舉業的真正危害在"奪誌"。若立得正誌，日常生活中的"灑掃應對，便是精意入神。"王學尤其是左派王學的核心教旨之一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陽明有個很稱心的學生叫冀元亨，王陽明派他到寧王府去探聽虛實，後來因此成為陽明通寧王的證據，將冀打入大牢，百般拷打，冀就是不招。其妻李氏也被逮，但泰然自若，對丈夫敬信無疑。司法官員問其夫之學，她說"我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這個迴答大出人們的意料，"聞者悚然"(明史王傳附冀傳)。
11.理幽難顯 統一於直覺
他即將去的文明書院，坐落在貴陽內忠烈橋西，是元順路儒學故址，忠烈橋是今天的市府橋。文明書院是毛科(字應奎，號拙庵)重新修建的。在正德元年建成，前有大門，門內有習禮堂，為師生習禮講解之地。堂後有顏樂、曾唯、思憂、孟辨四齋。可容納二百名學生，有五六個儒學教員。
正德三年秋，因陽明在龍崗講學有了名聲，毛科請他來。他以病為由推遲了。正德四年四月，毛科退休。席書來主持，因他特別誠懇，陽明就答應了。嘉靖二十年，陽明的弟子蔣信來任貴州提學副使，文明書院已經破敗，蔣又重建，大講陽明心學，貴州人文風教為之一振。陽明當年使貴州人初知心性之學，當時席書公餘常來文明書院與陽明論學，諸生環而觀聽者以數百。很有必要對這位明代的“哲學王”做一番理論總結了。這當然顯得隔澀。但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裝糊塗略好，就相當於舊史人物傳後的“贊曰”吧。作傳，本是"寄生"性的寫作，
傳記也隻是"超級寄生物"。最好的傳記能達到柏拉圖說的"有助於對前世生活的迴憶"，其次，則多不過是"記憶"，再下，則是解釋"記憶"了，比影子的影子還不如。但可能有助於理解心學這個影響到如今影響了亞洲的巨大的"影子"，盡管我們還生活在影子中，不可能看清影子本身，而且400年來沒有再出比王陽明更哲學的人，對他的批判都是外道來自外部的批判，所以，我們的"贊曰"也極可能是囫圇吞棗，不妨幹脆叫"囫圇吞棗曰":
陽明的龍場大悟，結束了他的"進修"期，王學形成過程的"三變"，到此為止。從學程朱，出入於佛老，到現在"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講知行合一，王記心學宣告誕生。
他到底解決了什麽問題呢?其心學到底有什麽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風靡天下又能盛傳不衰呢?
簡單的說，他要解決的是"意義"問題--怎樣才能找到意義?怎樣從事實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價值來。是在用哲學的方式解決宗教性的問題。他的特色是用禪宗的思維方法建立儒學的價值立場。就他本人而言，這是他追求儒門的"第一等事"又信服禪宗明心見性思維方式的最漂亮的優生兒，合邏輯的深化。對中國思想史來說，儒禪合流由來已久，也該孕育出個裏程碑式的人物來再開生麵了。
為什麽"吾性自足""知行合一"這類命題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語中無的那個意義呢?它們憑什麽就能做到這一點呢?天下讀書人都讀的朱子的書為什麽就不靈光了呢?
長話短說，最關鍵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的，有點象近代西式的主觀去把握客觀，把握得對了多了，就"自由"了。陽明曾下死功夫這樣做過，但他追求的東西與朱的不同，他要的是一種精神和物質，知識和事實，主觀和客觀，經驗和對象，心理和物理毫無縫隙的高度統一的"純粹意識"狀態。所謂純粹意識是這樣一種統一體，既是直接而純粹的，又是具體而嚴密的--陽明認為一切精神現象都是以這種狀態出現的，找到它，直接培養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學的"心"就是這個統一體，是在意誌的要求與現實之間沒有一點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潑的狀態。從純粹意識的立場看，就沒有離開主觀的客觀，所謂的"理"，就是把經驗和事實統一起來的東西。知情意絕對統一的。"心"永遠是最能動的，且是唯一屬於"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實現大的自我(成聖)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標準不在外部。而從物上求理永遠隻能得到不完全的"理"，還得永遠需要沒完沒了地去求。跡近螞蟻爬大象。
這樣把"意義"的基地建築在我心，就等於從外界找迴了自我，這，理論上結束了人類鎮日逐物，心隨物轉的歷史。把"放(逐於外的)心"從形形色色的現象界拉迴到本體界。王常說的"心體"就是說心是本體(基督哲學中上帝是本體)，是"元"，是先於每個人而存在的深遠的統一體。人們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響迷了路，純粹意識被破碎為雞零狗碎的私心雜念。全部的修養功夫就是"去蔽"，減去這些後天加在人心上的"慾障""理障"——這是標準的禪宗路徑，自然也符合思孟學派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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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都迴家過年去了，就連專程而來的象徐愛那樣的學生也都迴家盡孝去了。已經學會"解安心"的他自然不會象單純的詩人那麽脆弱，但也不會象康德類型的理性哲學家那樣對現象界的事情不動聲色。他隻有寫詩而已。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
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
還有什麽，"遷客從來甘寂寞"，"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這個年關，他的詩歌大豐收了。詩人不幸詩興--準確地說，應該是在不太不幸的時候，詩興。對於陽明來說，寫詩差不多是他的吐納術，是他養心的心法，調節心情的一種方式。所以，他的"居夷詩"都是相當恬淡超然的，單看這部分詩篇可以毫不猶豫地給他加一頂田園詩人的桂冠，名次不會在楊萬裏太後麵。
他自然並不覺得詩文有什麽要緊，充其量，能夠"見"他，但不能"成"他，"建"他。各種記載都說他在貴陽大講"知行合一"，使當地人始知向學。但到底講了些什麽，又是怎樣講的，則無任何細節。隻有他給學生的幾封信，可以略知其功法大要。
首先，在一齊眾楚，知己難求的孤獨時節，要卓然不變，必求"實德"，除了自己每日靜坐，"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外，還要與朋友砥礪夾持。但切忌實德未成而先行標榜。一標榜既使有點實學也變成虛浮的外道說閑話。"自家吃飯自家飽"，必須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
那麽，怎麽樣才算著實用力修實德的了呢?他讓學生把程明道的下述語錄，貼在牆上，時時溫習:
才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著力處。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
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
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
第一條，是講剛剛開始學，已經學入門了都要找著力處，日新日日新，永無止歇時。繼續革命不斷革命。這是陽明終身服膺的兩句話，差不多月月講年年講。它包含了這樣一個命題:找到了著力處才算知學，否則隻是瞎耽誤功夫。什麽才算是著力處呢?為名為利為標新立異都是誤入歧途的行為。與"知"沒合了一的"行"終是不知。相反，若知行合一，就是去應舉當官也"不患妨功"。他認為舉業的真正危害在"奪誌"。若立得正誌，日常生活中的"灑掃應對，便是精意入神。"王學尤其是左派王學的核心教旨之一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陽明有個很稱心的學生叫冀元亨，王陽明派他到寧王府去探聽虛實，後來因此成為陽明通寧王的證據，將冀打入大牢，百般拷打，冀就是不招。其妻李氏也被逮，但泰然自若，對丈夫敬信無疑。司法官員問其夫之學，她說"我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這個迴答大出人們的意料，"聞者悚然"(明史王傳附冀傳)。
11.理幽難顯 統一於直覺
他即將去的文明書院，坐落在貴陽內忠烈橋西，是元順路儒學故址，忠烈橋是今天的市府橋。文明書院是毛科(字應奎，號拙庵)重新修建的。在正德元年建成，前有大門，門內有習禮堂，為師生習禮講解之地。堂後有顏樂、曾唯、思憂、孟辨四齋。可容納二百名學生，有五六個儒學教員。
正德三年秋，因陽明在龍崗講學有了名聲，毛科請他來。他以病為由推遲了。正德四年四月，毛科退休。席書來主持，因他特別誠懇，陽明就答應了。嘉靖二十年，陽明的弟子蔣信來任貴州提學副使，文明書院已經破敗，蔣又重建，大講陽明心學，貴州人文風教為之一振。陽明當年使貴州人初知心性之學，當時席書公餘常來文明書院與陽明論學，諸生環而觀聽者以數百。很有必要對這位明代的“哲學王”做一番理論總結了。這當然顯得隔澀。但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裝糊塗略好，就相當於舊史人物傳後的“贊曰”吧。作傳，本是"寄生"性的寫作，
傳記也隻是"超級寄生物"。最好的傳記能達到柏拉圖說的"有助於對前世生活的迴憶"，其次，則多不過是"記憶"，再下，則是解釋"記憶"了，比影子的影子還不如。但可能有助於理解心學這個影響到如今影響了亞洲的巨大的"影子"，盡管我們還生活在影子中，不可能看清影子本身，而且400年來沒有再出比王陽明更哲學的人，對他的批判都是外道來自外部的批判，所以，我們的"贊曰"也極可能是囫圇吞棗，不妨幹脆叫"囫圇吞棗曰":
陽明的龍場大悟，結束了他的"進修"期，王學形成過程的"三變"，到此為止。從學程朱，出入於佛老，到現在"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講知行合一，王記心學宣告誕生。
他到底解決了什麽問題呢?其心學到底有什麽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風靡天下又能盛傳不衰呢?
簡單的說，他要解決的是"意義"問題--怎樣才能找到意義?怎樣從事實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價值來。是在用哲學的方式解決宗教性的問題。他的特色是用禪宗的思維方法建立儒學的價值立場。就他本人而言，這是他追求儒門的"第一等事"又信服禪宗明心見性思維方式的最漂亮的優生兒，合邏輯的深化。對中國思想史來說，儒禪合流由來已久，也該孕育出個裏程碑式的人物來再開生麵了。
為什麽"吾性自足""知行合一"這類命題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語中無的那個意義呢?它們憑什麽就能做到這一點呢?天下讀書人都讀的朱子的書為什麽就不靈光了呢?
長話短說，最關鍵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的，有點象近代西式的主觀去把握客觀，把握得對了多了，就"自由"了。陽明曾下死功夫這樣做過，但他追求的東西與朱的不同，他要的是一種精神和物質，知識和事實，主觀和客觀，經驗和對象，心理和物理毫無縫隙的高度統一的"純粹意識"狀態。所謂純粹意識是這樣一種統一體，既是直接而純粹的，又是具體而嚴密的--陽明認為一切精神現象都是以這種狀態出現的，找到它，直接培養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學的"心"就是這個統一體，是在意誌的要求與現實之間沒有一點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潑的狀態。從純粹意識的立場看，就沒有離開主觀的客觀，所謂的"理"，就是把經驗和事實統一起來的東西。知情意絕對統一的。"心"永遠是最能動的，且是唯一屬於"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實現大的自我(成聖)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標準不在外部。而從物上求理永遠隻能得到不完全的"理"，還得永遠需要沒完沒了地去求。跡近螞蟻爬大象。
這樣把"意義"的基地建築在我心，就等於從外界找迴了自我，這，理論上結束了人類鎮日逐物，心隨物轉的歷史。把"放(逐於外的)心"從形形色色的現象界拉迴到本體界。王常說的"心體"就是說心是本體(基督哲學中上帝是本體)，是"元"，是先於每個人而存在的深遠的統一體。人們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響迷了路，純粹意識被破碎為雞零狗碎的私心雜念。全部的修養功夫就是"去蔽"，減去這些後天加在人心上的"慾障""理障"——這是標準的禪宗路徑，自然也符合思孟學派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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