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傷感的是對家人的懷念。什麽“思家有淚仍多病”，“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等等，叫人覺得他這個人真實自然，無虛矯之氣。隻有這種人才可能體證真正的心學，這是他與玩弄心學之人的本質區別。
在幽室中他度過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隻有對著從牆縫中射入來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餘，勉強滋長出“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的自勉式的朦朧希望。他在獄中過年，家人牽掛著獄中的親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牽掛而“忽驚歲暮還思鄉。”打斷他鄉愁的隻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會稽山下散步，在餘姚江中放舟，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現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夢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價。
因為，要想重新擁有這一切，也很容易，隻要他提筆給劉太監寫一封悔過書，效忠信，他就會被車馬迎還。因為劉在嚴酷打擊文官的同時，也急需樹立“投誠”的標兵，以分化敵人。當時也有這種“巧人”。在劉瑾伏誅之後，從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員巴結他的信件。有人主張按閹黨處置，李東陽說，當時我且不能不屈從，何況別人。於是將信件燒毀。而當時劉瑾幾次暗示王華，隻要王華去劉的私宅一趟，不但陽明可以平安無事，而且他父子倆都可以得到升遷。但華就是不去。劉瑾有個最大的特點是愛才，當他還是東宮一個隻管文體活動的普通太監時就聽說過王華的大名。現在他想學蔡京攬楊時的辦法，想網絡名人來裝點治平。
文官集團內部遠非鐵板一塊，任何時候都有奔走權門的無骨奴才。在寬鬆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謝遷，劉健，李東陽堵塞言路，壓抑勝幾者(《今言》)。現在，言路真堵了，卻聽不見反抗堵塞言路的唿聲了。這叫做“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陽明絕不會想到去走那敞開著的狗竇。
他不得不靜以待命，做被人決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戲用心學術語)。
好在劉瑾要從重從快地處罰他們，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宮內，陽明他們在鐵窗內過完年後，處分決定下達了。陽明被發配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好大的一個官兒，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闕下當場杖斃，比明正典刑要強一萬倍了。因為這種差別是生與死之間的差別。陽明比戴銑，蔣欽等幸運多了，他應該唱“讚美詩”，寫“強盜頌”。至少應該念一萬聲阿彌陀佛!
他還行，很鎮靜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說“報主無能合遠投”，“且應蓑笠臥滄州”。滄州是宋代發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寧古塔，伊梨，遂成為戍地之別名。其實這種發配隻是叫人死得慢點而已。是置於死地的另一種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這樣被當成臭蟲般的踩死。為“留得昇平雙眼在”，他接受劉太監這一安排。他留著這雙眼睛看看螃蟹能橫行到幾時。
盡管前途渺茫難言，他還是從容地與獄中曾一起講學論道，切磋砥礪的難友深情的一一別過，並留詩勉勵:
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還是足夠“革命”的，流動著死而復生的健康樂觀的情調。
據說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夢想。
任何艱難困苦對於誌在成聖成雄的人來說都隻是培訓進修，隻要能活下來。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依然有理由說，這次培訓使陽明終生受益，血的教訓使他明白必須“道術一體”才能有效地“行道”。
6.上路
原因一言難盡，明代的文官牢獄之災頗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獻身的是一類;跟宦官鬥爭的是一類;還有就是所謂“工作失誤”也常常下獄。在風口浪尖上弄險的言官，趕上朝中的“大故”時自然難免爭先恐後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傳”中也頗多下獄論死之類的話頭。號稱明代頭號大儒的薛，在辦一件案子時，被彈劾，宦官王振為報復薛不拍他的馬屁，決定處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僕人在爨下哭將起來，問為什麽?他說:“聽說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頭了。”振大感動，後終得不死。薛在獄中等死時，讀《易》自如。胡居仁的學生餘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監獄，在獄中，他著《性書》三卷。明中葉以後，文官集團內部的黨爭，也是著急了就想辦法把對手往局子裏送。
說這些是為了點明王陽明的鐵窗生涯隻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獄之災中的一出小戲，並非什麽非凡的足以傲視群儔的大節目。但對陽明的一生是至關重要的大節目。對於後人來說，重要的是為什麽別人坐了監獄沒有開創出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發展方向的心學，偏偏王陽明走出了一條創新之路?
他在獄中，找到了徹底的虛明，找到了“孤獨個體”那種無所依傍的深淵感。在天地之間，除了自己這顆心，還有什麽是最後的依據?於深悲大戚之中，還能不屈不撓的堅持得住，靠什麽?除了靠“心之力”，還有什麽力量能伸進大牆來支撐自己?這些問題他暫時還沒有最後透悟，但已在這場培訓中種下了“覺悟”的智慧種子。等他到荒無人煙的龍場繼續坐監獄時，“種子”終於開花結果。“心學”的一個最智慧的法門就是能將"萬物皆備於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資我，艱難困苦玉成我。
這自然都是事後看著如此。當時的情形絕不這麽美妙。他出獄後，外麵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劉瑾已嚴密地控製了京城。錦衣衛的特務不但遍布四方，且已進入重點盯梢的細緻階段。象陽明這樣的奸黨，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劉瑾早有布置。有的記載說，是先讓錦衣衛在錢塘江邊預伏;有的記載說是派錦衣衛追趕到江邊，反正是要幹掉他。暗殺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還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與還敢與他相見的朋友依依惜別。他入獄後不久，王華即被藉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調，其實是貶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劉瑾的風雲人物所剩無幾。能與陽明稱為道友同誌的不過二三子。他們是寧靜的學者或略疏遠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鍾。他們不會因白色恐怖而疏遠朋友，照樣為他置酒賦詩，“搽洗傷口”。尤其是他還將遠戍貴州，能否活著再見還是個問題。再加上他現在是徹底地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說，不必說，也難以言說。除了安慰就是鼓勵，然而一點也不虛偽空洞，恰恰相反，充滿了“精神貴族”的高貴氣韻。他們之間的唱和，流露出來的都是堅強的道義的尊嚴，沒有絲毫的怯懦的失敗的悲鳴。盡管廷杖，大牢，還有一點希望也看不到的壓抑的現實，以及吉兇未卜的漫漫貶謫路，這其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讓凡人絕望乃至於自殺。但陽明卻偏偏能於絕處化生出“新大陸”來。了不起!
也許他的學生也刪除了陽明傷感方麵的記錄，大約怕影響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實多情的陽明是從不諱言自己的感情的。誠如他自己所說的:“嚐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奸臣當道，忠臣被害，庸人執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盤倒錯的世界之中，哪個誌士不悲憤欲絕?他自然也不例外。什麽“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嘆及。但是這種“浮雲蔽日”的浩嘆，是中國士人的老調子了，每個人都深有感觸的來詠嘆，但對人類來說已不再有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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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幽室中他度過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隻有對著從牆縫中射入來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餘，勉強滋長出“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的自勉式的朦朧希望。他在獄中過年，家人牽掛著獄中的親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牽掛而“忽驚歲暮還思鄉。”打斷他鄉愁的隻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會稽山下散步，在餘姚江中放舟，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現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夢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價。
因為，要想重新擁有這一切，也很容易，隻要他提筆給劉太監寫一封悔過書，效忠信，他就會被車馬迎還。因為劉在嚴酷打擊文官的同時，也急需樹立“投誠”的標兵，以分化敵人。當時也有這種“巧人”。在劉瑾伏誅之後，從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員巴結他的信件。有人主張按閹黨處置，李東陽說，當時我且不能不屈從，何況別人。於是將信件燒毀。而當時劉瑾幾次暗示王華，隻要王華去劉的私宅一趟，不但陽明可以平安無事，而且他父子倆都可以得到升遷。但華就是不去。劉瑾有個最大的特點是愛才，當他還是東宮一個隻管文體活動的普通太監時就聽說過王華的大名。現在他想學蔡京攬楊時的辦法，想網絡名人來裝點治平。
文官集團內部遠非鐵板一塊，任何時候都有奔走權門的無骨奴才。在寬鬆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謝遷，劉健，李東陽堵塞言路，壓抑勝幾者(《今言》)。現在，言路真堵了，卻聽不見反抗堵塞言路的唿聲了。這叫做“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陽明絕不會想到去走那敞開著的狗竇。
他不得不靜以待命，做被人決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戲用心學術語)。
好在劉瑾要從重從快地處罰他們，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宮內，陽明他們在鐵窗內過完年後，處分決定下達了。陽明被發配到貴州龍場驛當驛丞。好大的一個官兒，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闕下當場杖斃，比明正典刑要強一萬倍了。因為這種差別是生與死之間的差別。陽明比戴銑，蔣欽等幸運多了，他應該唱“讚美詩”，寫“強盜頌”。至少應該念一萬聲阿彌陀佛!
他還行，很鎮靜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說“報主無能合遠投”，“且應蓑笠臥滄州”。滄州是宋代發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寧古塔，伊梨，遂成為戍地之別名。其實這種發配隻是叫人死得慢點而已。是置於死地的另一種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這樣被當成臭蟲般的踩死。為“留得昇平雙眼在”，他接受劉太監這一安排。他留著這雙眼睛看看螃蟹能橫行到幾時。
盡管前途渺茫難言，他還是從容地與獄中曾一起講學論道，切磋砥礪的難友深情的一一別過，並留詩勉勵:
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還是足夠“革命”的，流動著死而復生的健康樂觀的情調。
據說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夢想。
任何艱難困苦對於誌在成聖成雄的人來說都隻是培訓進修，隻要能活下來。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依然有理由說，這次培訓使陽明終生受益，血的教訓使他明白必須“道術一體”才能有效地“行道”。
6.上路
原因一言難盡，明代的文官牢獄之災頗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獻身的是一類;跟宦官鬥爭的是一類;還有就是所謂“工作失誤”也常常下獄。在風口浪尖上弄險的言官，趕上朝中的“大故”時自然難免爭先恐後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傳”中也頗多下獄論死之類的話頭。號稱明代頭號大儒的薛，在辦一件案子時，被彈劾，宦官王振為報復薛不拍他的馬屁，決定處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僕人在爨下哭將起來，問為什麽?他說:“聽說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頭了。”振大感動，後終得不死。薛在獄中等死時，讀《易》自如。胡居仁的學生餘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監獄，在獄中，他著《性書》三卷。明中葉以後，文官集團內部的黨爭，也是著急了就想辦法把對手往局子裏送。
說這些是為了點明王陽明的鐵窗生涯隻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獄之災中的一出小戲，並非什麽非凡的足以傲視群儔的大節目。但對陽明的一生是至關重要的大節目。對於後人來說，重要的是為什麽別人坐了監獄沒有開創出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發展方向的心學，偏偏王陽明走出了一條創新之路?
他在獄中，找到了徹底的虛明，找到了“孤獨個體”那種無所依傍的深淵感。在天地之間，除了自己這顆心，還有什麽是最後的依據?於深悲大戚之中，還能不屈不撓的堅持得住，靠什麽?除了靠“心之力”，還有什麽力量能伸進大牆來支撐自己?這些問題他暫時還沒有最後透悟，但已在這場培訓中種下了“覺悟”的智慧種子。等他到荒無人煙的龍場繼續坐監獄時，“種子”終於開花結果。“心學”的一個最智慧的法門就是能將"萬物皆備於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資我，艱難困苦玉成我。
這自然都是事後看著如此。當時的情形絕不這麽美妙。他出獄後，外麵的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劉瑾已嚴密地控製了京城。錦衣衛的特務不但遍布四方，且已進入重點盯梢的細緻階段。象陽明這樣的奸黨，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劉瑾早有布置。有的記載說，是先讓錦衣衛在錢塘江邊預伏;有的記載說是派錦衣衛追趕到江邊，反正是要幹掉他。暗殺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還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與還敢與他相見的朋友依依惜別。他入獄後不久，王華即被藉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調，其實是貶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劉瑾的風雲人物所剩無幾。能與陽明稱為道友同誌的不過二三子。他們是寧靜的學者或略疏遠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鍾。他們不會因白色恐怖而疏遠朋友，照樣為他置酒賦詩，“搽洗傷口”。尤其是他還將遠戍貴州，能否活著再見還是個問題。再加上他現在是徹底地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說，不必說，也難以言說。除了安慰就是鼓勵，然而一點也不虛偽空洞，恰恰相反，充滿了“精神貴族”的高貴氣韻。他們之間的唱和，流露出來的都是堅強的道義的尊嚴，沒有絲毫的怯懦的失敗的悲鳴。盡管廷杖，大牢，還有一點希望也看不到的壓抑的現實，以及吉兇未卜的漫漫貶謫路，這其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讓凡人絕望乃至於自殺。但陽明卻偏偏能於絕處化生出“新大陸”來。了不起!
也許他的學生也刪除了陽明傷感方麵的記錄，大約怕影響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實多情的陽明是從不諱言自己的感情的。誠如他自己所說的:“嚐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奸臣當道，忠臣被害，庸人執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盤倒錯的世界之中，哪個誌士不悲憤欲絕?他自然也不例外。什麽“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嘆及。但是這種“浮雲蔽日”的浩嘆，是中國士人的老調子了，每個人都深有感觸的來詠嘆，但對人類來說已不再有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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