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家鄉人對死者都很尊重，遠遠地看見出殯車隊過來，都自覺地放慢腳步，甚至駐足行注目禮。車輛也不例外，幾乎沒有車與我們搶道。突然，有一輛黑色奧迪超過我這輛車，並且擠在我們前麵，和我們保持同速，儼然成了出殯車隊中的一員。剛開始，我們都很納悶，後來，當我們車隊駛向郊區的殯儀館時，這輛黑奧迪仍然隨隊而行，我們終於明白：黑奧迪是來參加父親葬禮的。是誰呢？不知道。這種時刻沒法去打探或打個招唿。
12
車到火葬場（其實我們從小就這麽稱殯儀館的），這裏比我想像得熱鬧，看來還是毛主席說得對，“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等我下車時，父親已不知去向，問哥哥，答：進去化妝了。父親單位的書記正在安慰母親，那情景好像父親的去世是單位的罪過一樣，難怪十一年前當時我們單位的醫生救人之前先問“你父親是哪個單位的”呢，現在看來，那位女醫生其實是很有原則性的。在中國，“單位”一詞的含意是外國人永遠不能準確翻譯的。
我突然想起剛才擠進來的那輛奧迪車，我問哥哥是誰，他說是劉伯伯的女兒劉躍華，已經打過招唿了，現在與蔣伯伯他們在一起。哥哥說著，還意味深長地看著我。這時候，我抬眼四處張望了一下，發現劉躍華遠遠地對我擺手，我走過去，臉上擠出一點笑容，算是打招唿。說：“來了？”她迴答：“來了”。我又說：“不好意思，劉伯伯去世時我在外地，沒能趕迴來。”她又迴答：“沒關係”。
劉躍華與我是同班同學，曾經有人說我們應該成為一對，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前麵說過，我父親很自覺，一輩子自覺，死都不例外，結親家當然更不例外。劉伯伯那時候已經從縣公安局長升格為市公安局長，父親則反其道而行之，從鄉長降格為一般幹部，依父親的性格，是不願拖累親家的。再說，這劉躍華愛告狀，我在學校隻要稍微有一點不軌，父親即刻就知曉，不是她告的還能是誰？好像因為父輩有了生死之交，她就有了“管”我的權力與義務。誰能受得了？但對劉伯伯，我一直覺得十分親近。有一年中秋節，我在街上看熱鬧，那時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戰關頭，父母被下放到縣裏，我可以不上課，天天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看多了，10歲的我“思想覺悟”也逐漸提高，看見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的就知道不是好人，就想上前去踢兩腳。但這一次不同，這次我發現戴著高帽子遊街示眾的是劉伯伯！我沒踢，反而上前喊：“劉伯伯！”劉伯伯半睜半閉的眼睛一下子睜開，眼裏放出親切、感激、欣慰的光芒！劉伯伯那一刻忘了自己是在遊街示眾，像作報告一樣大聲對我說：“今天過節，你和你哥哥晚上來我家吃飯！”我說：“不了。”劉伯伯說：“為什麽？”我說：“爸爸要我們迴當塗。”這時候，手提紅白相間木棍棒的“專政隊員”走到我麵前，大有對我實行“專政”之勢。劉伯伯趕快對我擺手，說：“你快走！快走！”
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對父親說了白天見到劉伯伯的事，父親一愣，不說話，捧著碗不動。半天，父親突然放下碗筷，站起身，對我和哥哥說：“走，去劉伯伯家。”
父親一字千金，他說“走”那就是名副其實地“走”。那時候的交通遠不如現在，晚上根本就沒有任何車。父親、我、哥哥，我們三人沿著鐵路走。父親說鐵路比公路近，我也覺得順著鐵路一格一格地數枕木比走瀝青路有趣。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半小時。路上，父親對哥哥說：要是劉伯伯真是在作報告，你們不去吃飯是對的，但他是在被批鬥，你們一定要去的。那時候我確實很小，不知道父親的話是什麽意思，但兩個半小時的步行和父親對哥哥說的話我刻骨銘心！
13
哥哥和小姐夫為父親精心撰寫了悼詞。哥哥頭一天拿給我看，我看了一遍，說：很好，沒問題。其實，“問題”很多，在我看來尤其如此，我曾經與同學打過賭，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人民日報》頭版社論中挑毛病。但今天不是我賣弄的時候，我不能對哥哥和小姐夫他們精心準備的悼詞品頭論足，尤其是對小姐夫，他不僅代表他自己，他還代表他的父親——已經先走一步的胡伯伯。
在我們家姊妹七人中，隻有小姐姐的婚姻是父母牽的線。這大約還是源自於父親的“自覺”，或者說是父親門當戶對的思想根深蒂固。小姐姐能與小姐夫結婚，主要原因是小姐夫的父親胡伯伯比我父親更慘——什麽“錯誤”也沒犯，竟然連“幹部”的身份都丟了！說來令今天人難以置信，解放初期，由於胡伯伯有點文化，由於胡伯伯最先接受現代思想，由於胡伯伯看了一部前蘇聯什麽關於集體農莊和農業機械化的電影，於是，胡伯伯意氣風發，堅決要求投入農業機械化第一線。但當時實在沒有什麽“農業機械化”，孫伯伯他們千思萬想，最後將他派到一個日偽時期留下的排灌站當“站長”。排灌站在胡伯伯的精心管理下確實為抗旱排澇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不知從哪年哪月哪日起，排灌站由縣屬單位變成了由人民公社管理，排灌站站長也就沒了“幹部”身份。後來，大約是胡伯伯常年在“農業機械化”第一線的緣故，還沒等“落實政策”，就早早地離世了！最近我老是在想，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多人需要“落實政策”？像胡伯伯這樣沒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落實政策”的人找誰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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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到火葬場（其實我們從小就這麽稱殯儀館的），這裏比我想像得熱鬧，看來還是毛主席說得對，“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等我下車時，父親已不知去向，問哥哥，答：進去化妝了。父親單位的書記正在安慰母親，那情景好像父親的去世是單位的罪過一樣，難怪十一年前當時我們單位的醫生救人之前先問“你父親是哪個單位的”呢，現在看來，那位女醫生其實是很有原則性的。在中國，“單位”一詞的含意是外國人永遠不能準確翻譯的。
我突然想起剛才擠進來的那輛奧迪車，我問哥哥是誰，他說是劉伯伯的女兒劉躍華，已經打過招唿了，現在與蔣伯伯他們在一起。哥哥說著，還意味深長地看著我。這時候，我抬眼四處張望了一下，發現劉躍華遠遠地對我擺手，我走過去，臉上擠出一點笑容，算是打招唿。說：“來了？”她迴答：“來了”。我又說：“不好意思，劉伯伯去世時我在外地，沒能趕迴來。”她又迴答：“沒關係”。
劉躍華與我是同班同學，曾經有人說我們應該成為一對，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前麵說過，我父親很自覺，一輩子自覺，死都不例外，結親家當然更不例外。劉伯伯那時候已經從縣公安局長升格為市公安局長，父親則反其道而行之，從鄉長降格為一般幹部，依父親的性格，是不願拖累親家的。再說，這劉躍華愛告狀，我在學校隻要稍微有一點不軌，父親即刻就知曉，不是她告的還能是誰？好像因為父輩有了生死之交，她就有了“管”我的權力與義務。誰能受得了？但對劉伯伯，我一直覺得十分親近。有一年中秋節，我在街上看熱鬧，那時候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戰關頭，父母被下放到縣裏，我可以不上課，天天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看多了，10歲的我“思想覺悟”也逐漸提高，看見戴高帽子遊街示眾的就知道不是好人，就想上前去踢兩腳。但這一次不同，這次我發現戴著高帽子遊街示眾的是劉伯伯！我沒踢，反而上前喊：“劉伯伯！”劉伯伯半睜半閉的眼睛一下子睜開，眼裏放出親切、感激、欣慰的光芒！劉伯伯那一刻忘了自己是在遊街示眾，像作報告一樣大聲對我說：“今天過節，你和你哥哥晚上來我家吃飯！”我說：“不了。”劉伯伯說：“為什麽？”我說：“爸爸要我們迴當塗。”這時候，手提紅白相間木棍棒的“專政隊員”走到我麵前，大有對我實行“專政”之勢。劉伯伯趕快對我擺手，說：“你快走！快走！”
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對父親說了白天見到劉伯伯的事，父親一愣，不說話，捧著碗不動。半天，父親突然放下碗筷，站起身，對我和哥哥說：“走，去劉伯伯家。”
父親一字千金，他說“走”那就是名副其實地“走”。那時候的交通遠不如現在，晚上根本就沒有任何車。父親、我、哥哥，我們三人沿著鐵路走。父親說鐵路比公路近，我也覺得順著鐵路一格一格地數枕木比走瀝青路有趣。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半小時。路上，父親對哥哥說：要是劉伯伯真是在作報告，你們不去吃飯是對的，但他是在被批鬥，你們一定要去的。那時候我確實很小，不知道父親的話是什麽意思，但兩個半小時的步行和父親對哥哥說的話我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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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和小姐夫為父親精心撰寫了悼詞。哥哥頭一天拿給我看，我看了一遍，說：很好，沒問題。其實，“問題”很多，在我看來尤其如此，我曾經與同學打過賭，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人民日報》頭版社論中挑毛病。但今天不是我賣弄的時候，我不能對哥哥和小姐夫他們精心準備的悼詞品頭論足，尤其是對小姐夫，他不僅代表他自己，他還代表他的父親——已經先走一步的胡伯伯。
在我們家姊妹七人中，隻有小姐姐的婚姻是父母牽的線。這大約還是源自於父親的“自覺”，或者說是父親門當戶對的思想根深蒂固。小姐姐能與小姐夫結婚，主要原因是小姐夫的父親胡伯伯比我父親更慘——什麽“錯誤”也沒犯，竟然連“幹部”的身份都丟了！說來令今天人難以置信，解放初期，由於胡伯伯有點文化，由於胡伯伯最先接受現代思想，由於胡伯伯看了一部前蘇聯什麽關於集體農莊和農業機械化的電影，於是，胡伯伯意氣風發，堅決要求投入農業機械化第一線。但當時實在沒有什麽“農業機械化”，孫伯伯他們千思萬想，最後將他派到一個日偽時期留下的排灌站當“站長”。排灌站在胡伯伯的精心管理下確實為抗旱排澇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不知從哪年哪月哪日起，排灌站由縣屬單位變成了由人民公社管理，排灌站站長也就沒了“幹部”身份。後來，大約是胡伯伯常年在“農業機械化”第一線的緣故，還沒等“落實政策”，就早早地離世了！最近我老是在想，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多人需要“落實政策”？像胡伯伯這樣沒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落實政策”的人找誰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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