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宗新聞記者自訴案現案情論證會現場
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同時重新補充了新證據——由北京市公證處公證的權威證據，以及三位著名法學專家的對本案的論證意見。但令人遺憾的是，2002年10月28日，北京二中院刑事庭還是做出了“駁迴上訴，維持原裁定”的決定。
2002年7月3日，我依有關程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申訴後，立案庭依法立案，有關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師作了調查，如今，又是一年多時間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靜靜地等候法院的消息。2004年6月，當我的律師多次向北京二中院負責此案的法官詢問案情時，對方卻稱早就發出裁定結果了！還說收沒收到已與他們無關……後來，直到2004年10底，還是代理律師周劍英上門索要了一份，此時，這份遲到的法律文書已與法定時間相距近兩年了。我知道，這場官司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早就下了決心，不管訴訟之路如何艱難，一定要將這場官司打到底。否則，對新聞記者這個神聖的職業就是一種褻瀆。
2004年春節期間，在又一次搬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電話通訊錄。這是一本印刷精製的小冊子，裏麵全是當時整個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及所轄部門的工作人員名錄和通訊電話。就像一個久在外麵漂泊的流浪兒在遙遠的江湖突然見到家鄉的某種物品一樣，我的心頭陡然湧出一股複雜的感情，盡管那其中有諸多的辛酸和苦澀。此時從窗外正鑽入一股凜冽的寒風，我不顧刀鋒樣的寒風颳得雙手生疼，為了看得更加清楚，特意打開了電燈。我擎起手來從頭開始，一頁一頁向後翻，那上麵有多少我曾經耳熟能詳的名字和電話呀！尤其是《南方都市報》的通聯：魏東、劉慶、邱小紅、曾華鋒、王青糙、羅斯文……
突然，我從那一長列熟悉的名字和電話中，又看到了我和鄧世祥的名字，更看到了在我們的名字後麵的那個傳唿機號碼：石野，傳唿，95961——25971；鄧世祥，95961——25970。我又不由仰天長嘆，百感交集！唉！如果不是那次報社領導安排我們前去暗訪，如果不是我們經歷了一次生死歷險，如果不是在暗訪中我們的傳唿被搶，如果不是我們一起去配置了中文傳唿，如果我們當時不共用一個密碼，如果鄧世祥沒有告訴陳良琴我們的傳唿號碼，如果陳良琴沒有打通我的傳唿，如果我不去多管閑事，也許我走的會是另一條路，我過的也許是另一種生活……
我這樣做對嗎？我經常在黑夜裏痛苦地詰問我自己：我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幾乎每天都在反思這個問題？但答案總是在黑夜裏，在我的噩夢之中……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7節 流浪京都（1）
就像當年巴黎成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園一樣，作為國人首都的京城早成為追求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尋夢、圓夢、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這一方厚重而熱烈的土壤，自古以來總是令尋夢者趨之若鶩，更讓我這落魂者牽夢縈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當時因家庭極度貧困而不得不輟學的我，一邊在建築工地裏辛苦地勞作，每天以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代價換取5元的微薄工資，同時我像擠牙膏似的從牙fèng間好不容易擠出了一筆錢，報名參加了北京《人民文學》雜誌主辦的“文學創作函授班”。我太熱愛文學了，極度貧困的生活和痛苦壓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學作為全身心的寄託。作為函授班學員，我的兩篇小說得到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馮夏熊先生的青睞與賞識，這年9月，我被通知參加《人民文學》在北京西山為函授班優秀學員舉辦的一次小說筆會。當我懷揣著母親東借西湊來的一筆血汗錢，從老家千裏迢迢趕往京城。到京後不久，職我突然發現夾在一本《閱微糙堂筆記》裏幾張薄鈔不見了。我大驚失色，這筆微不足道的錢，不但有我迴去的路費，更有我這7天的夥食及住宿費用嗬！為期七天的筆會結束，我在北京舉目無親，不由心急如焚。
這時，時任《人民文學》雜誌社總編室主任、負責此次筆會的王勇軍老師，獲知我的窘況後，當場掏出200元錢交給我，說：“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學》就是你的家，有困難我們都會幫助你的，這錢拿著作路費吧。隻要你努力奮鬥，日後一定大有作為的啊……”我接過錢，一時竟無語凝噎。
在王勇軍老師的幫助下，我順利返迴家鄉。一個月後，正好碰到南海艦隊來我家鄉徵兵，我積極報名應徵，並於當年12月穿上了蔚藍色的海軍軍裝，懷著一腔報效祖國守衛邊疆的沸騰熱情，來到南海邊陲的北部灣海防，從此開始了我畢生難忘的軍旅生涯。
1997年冬迴鄉探親時，我無意中得知，王老師當初這200塊錢竟遲遲未還！我一下急了，一迴到廣州，就趕到郵局將錢款匯出，心中仍然慚愧萬分。是的，這區區200元也許那位遠在京城熱心而又寬厚的王老師早已不曾記懷，因為他總是像幫助我這樣時常幫助那些家境貧困的文學青年，這樣的事對於他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因此與王勇軍老師成為了好朋友。
9年後，魯迅文學院成為我第二次到京城時的首個棲身之地。魯迅文學院是50年代國家為了培養寫作人才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也是目前為止國內惟一的一所專門培養作家的學校。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稱為中國作家的搖籃，其首任院長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蔣子龍、王安憶、莫言、劉震雲、餘華、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過。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所國內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學象牙塔也向全社會招起了自費生。剛開始，據說很嚴格，後來，由於人員不多，社會上的一些文學愛好者，有的僅憑在地縣報刊上所發表的作品，交上幾千元的報名費，也能輕易進入這所學院的大門，感受這裏的文學氛圍。但文學畢竟是神聖的事業，不是僅限於閱讀幾本文學書籍，寫出幾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就能成為作家的，當時的學員難免魚龍混雜。不過，我們那一屆學員中還是出了幾位文學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溫亞軍、王繼明、馬坊、邵麗、黃羲瑤；青年詩人穀禾、汪渺等。從去年開始，中國作家協會又對學院進行了全麵的改革，進入此處學習的學員必須是中國作協會員，限定名額，每年由當地的省作協和省文聯推薦當地最優秀的文學人才來此深造。風水輪迴轉，魯院又成為一般的文學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聖殿”。
迴想我青春途中的這些路程，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正是因為對文學與生俱來的熱愛與追求，在夢想的驅逐下一路狂奔。記得90年代初，我剛剛穿上蔚藍色的軍裝跨入軍營時，上海復旦大學與《人民文學》雜誌聯合舉辦的“青年作家進修班”錄取通知書也寄上家門，如果此時我不是在部隊的話，我想當時哪怕是砸鍋賣鐵，我也會想法奔赴上海求學。魯院坐落北京八裏莊的在一條街道中段，兩扇綠漆大門之內兩排常青樹木夾道而立，操場邊沿爬山虎鬱鬱青青，將五層教學樓一整麵外牆占據，紋絲不透，蔚為壯觀。我到來的應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時段，教學樓前的青糙地上開放著一株株金黃的ju花，迎風搖擺。有時蜂飛蝶舞，有時蟬鳴蛙聲，頗有一派田園風光。
我和西北青年詩人汪渺及東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這裏，我雖然未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各類文采飛揚的作品四處飛，但因為我隻是抱著來修身養性的恬然心態，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麗的各色文字世界裏，盡情地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放飛。我就這樣讓文學來撫慰傷痕累累的身心。也許，此時隻有文學才是最能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吧。
1999年冬，我從魯院出來後在北京又成為了一個流浪記者，主要以采寫新聞為主，同時也偶爾給一些時尚雜誌和報紙寫些稿子。這樣說來，我也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像古清生和莊曉斌那樣的自由寫作者，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了
在這之前，當我看到有人辭去公職開始自由寫作生涯的時候，大多數人抱以同情、遺憾、觀望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即使體製內生存有一千條不好，起碼不會帶來生存之憂，那些超脫體製的人自不必說，隻說體製內的生存者，如果他們的命運同樣是經過選擇的結果，那麽，同樣可以認定他們是自由者，除非他們隨波逐流，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
其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傳統的大夫體製，獲得一種獨立地位，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不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依附於權力，而是依靠著述、講學、編輯、翻譯等專長，獨立地生存。在身分趨於獨立的同時，經濟上也逐漸自立。有專家對魯迅的經濟能力算了一筆帳稱：“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的戰鬥’的經濟基礎。”但那畢竟是陳年老帳，是曇花一現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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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同時重新補充了新證據——由北京市公證處公證的權威證據，以及三位著名法學專家的對本案的論證意見。但令人遺憾的是，2002年10月28日，北京二中院刑事庭還是做出了“駁迴上訴，維持原裁定”的決定。
2002年7月3日，我依有關程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申訴後，立案庭依法立案，有關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師作了調查，如今，又是一年多時間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靜靜地等候法院的消息。2004年6月，當我的律師多次向北京二中院負責此案的法官詢問案情時，對方卻稱早就發出裁定結果了！還說收沒收到已與他們無關……後來，直到2004年10底，還是代理律師周劍英上門索要了一份，此時，這份遲到的法律文書已與法定時間相距近兩年了。我知道，這場官司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早就下了決心，不管訴訟之路如何艱難，一定要將這場官司打到底。否則，對新聞記者這個神聖的職業就是一種褻瀆。
2004年春節期間，在又一次搬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電話通訊錄。這是一本印刷精製的小冊子，裏麵全是當時整個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及所轄部門的工作人員名錄和通訊電話。就像一個久在外麵漂泊的流浪兒在遙遠的江湖突然見到家鄉的某種物品一樣，我的心頭陡然湧出一股複雜的感情，盡管那其中有諸多的辛酸和苦澀。此時從窗外正鑽入一股凜冽的寒風，我不顧刀鋒樣的寒風颳得雙手生疼，為了看得更加清楚，特意打開了電燈。我擎起手來從頭開始，一頁一頁向後翻，那上麵有多少我曾經耳熟能詳的名字和電話呀！尤其是《南方都市報》的通聯：魏東、劉慶、邱小紅、曾華鋒、王青糙、羅斯文……
突然，我從那一長列熟悉的名字和電話中，又看到了我和鄧世祥的名字，更看到了在我們的名字後麵的那個傳唿機號碼：石野，傳唿，95961——25971；鄧世祥，95961——25970。我又不由仰天長嘆，百感交集！唉！如果不是那次報社領導安排我們前去暗訪，如果不是我們經歷了一次生死歷險，如果不是在暗訪中我們的傳唿被搶，如果不是我們一起去配置了中文傳唿，如果我們當時不共用一個密碼，如果鄧世祥沒有告訴陳良琴我們的傳唿號碼，如果陳良琴沒有打通我的傳唿，如果我不去多管閑事，也許我走的會是另一條路，我過的也許是另一種生活……
我這樣做對嗎？我經常在黑夜裏痛苦地詰問我自己：我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幾乎每天都在反思這個問題？但答案總是在黑夜裏，在我的噩夢之中……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7節 流浪京都（1）
就像當年巴黎成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園一樣，作為國人首都的京城早成為追求文學藝術的年輕人尋夢、圓夢、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這一方厚重而熱烈的土壤，自古以來總是令尋夢者趨之若鶩，更讓我這落魂者牽夢縈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當時因家庭極度貧困而不得不輟學的我，一邊在建築工地裏辛苦地勞作，每天以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代價換取5元的微薄工資，同時我像擠牙膏似的從牙fèng間好不容易擠出了一筆錢，報名參加了北京《人民文學》雜誌主辦的“文學創作函授班”。我太熱愛文學了，極度貧困的生活和痛苦壓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學作為全身心的寄託。作為函授班學員，我的兩篇小說得到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馮夏熊先生的青睞與賞識，這年9月，我被通知參加《人民文學》在北京西山為函授班優秀學員舉辦的一次小說筆會。當我懷揣著母親東借西湊來的一筆血汗錢，從老家千裏迢迢趕往京城。到京後不久，職我突然發現夾在一本《閱微糙堂筆記》裏幾張薄鈔不見了。我大驚失色，這筆微不足道的錢，不但有我迴去的路費，更有我這7天的夥食及住宿費用嗬！為期七天的筆會結束，我在北京舉目無親，不由心急如焚。
這時，時任《人民文學》雜誌社總編室主任、負責此次筆會的王勇軍老師，獲知我的窘況後，當場掏出200元錢交給我，說：“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學》就是你的家，有困難我們都會幫助你的，這錢拿著作路費吧。隻要你努力奮鬥，日後一定大有作為的啊……”我接過錢，一時竟無語凝噎。
在王勇軍老師的幫助下，我順利返迴家鄉。一個月後，正好碰到南海艦隊來我家鄉徵兵，我積極報名應徵，並於當年12月穿上了蔚藍色的海軍軍裝，懷著一腔報效祖國守衛邊疆的沸騰熱情，來到南海邊陲的北部灣海防，從此開始了我畢生難忘的軍旅生涯。
1997年冬迴鄉探親時，我無意中得知，王老師當初這200塊錢竟遲遲未還！我一下急了，一迴到廣州，就趕到郵局將錢款匯出，心中仍然慚愧萬分。是的，這區區200元也許那位遠在京城熱心而又寬厚的王老師早已不曾記懷，因為他總是像幫助我這樣時常幫助那些家境貧困的文學青年，這樣的事對於他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因此與王勇軍老師成為了好朋友。
9年後，魯迅文學院成為我第二次到京城時的首個棲身之地。魯迅文學院是50年代國家為了培養寫作人才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也是目前為止國內惟一的一所專門培養作家的學校。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稱為中國作家的搖籃，其首任院長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蔣子龍、王安憶、莫言、劉震雲、餘華、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過。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所國內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學象牙塔也向全社會招起了自費生。剛開始，據說很嚴格，後來，由於人員不多，社會上的一些文學愛好者，有的僅憑在地縣報刊上所發表的作品，交上幾千元的報名費，也能輕易進入這所學院的大門，感受這裏的文學氛圍。但文學畢竟是神聖的事業，不是僅限於閱讀幾本文學書籍，寫出幾篇自以為是的文章就能成為作家的，當時的學員難免魚龍混雜。不過，我們那一屆學員中還是出了幾位文學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溫亞軍、王繼明、馬坊、邵麗、黃羲瑤；青年詩人穀禾、汪渺等。從去年開始，中國作家協會又對學院進行了全麵的改革，進入此處學習的學員必須是中國作協會員，限定名額，每年由當地的省作協和省文聯推薦當地最優秀的文學人才來此深造。風水輪迴轉，魯院又成為一般的文學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聖殿”。
迴想我青春途中的這些路程，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正是因為對文學與生俱來的熱愛與追求，在夢想的驅逐下一路狂奔。記得90年代初，我剛剛穿上蔚藍色的軍裝跨入軍營時，上海復旦大學與《人民文學》雜誌聯合舉辦的“青年作家進修班”錄取通知書也寄上家門，如果此時我不是在部隊的話，我想當時哪怕是砸鍋賣鐵，我也會想法奔赴上海求學。魯院坐落北京八裏莊的在一條街道中段，兩扇綠漆大門之內兩排常青樹木夾道而立，操場邊沿爬山虎鬱鬱青青，將五層教學樓一整麵外牆占據，紋絲不透，蔚為壯觀。我到來的應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時段，教學樓前的青糙地上開放著一株株金黃的ju花，迎風搖擺。有時蜂飛蝶舞，有時蟬鳴蛙聲，頗有一派田園風光。
我和西北青年詩人汪渺及東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這裏，我雖然未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各類文采飛揚的作品四處飛，但因為我隻是抱著來修身養性的恬然心態，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麗的各色文字世界裏，盡情地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放飛。我就這樣讓文學來撫慰傷痕累累的身心。也許，此時隻有文學才是最能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吧。
1999年冬，我從魯院出來後在北京又成為了一個流浪記者，主要以采寫新聞為主，同時也偶爾給一些時尚雜誌和報紙寫些稿子。這樣說來，我也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像古清生和莊曉斌那樣的自由寫作者，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了
在這之前，當我看到有人辭去公職開始自由寫作生涯的時候，大多數人抱以同情、遺憾、觀望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即使體製內生存有一千條不好，起碼不會帶來生存之憂，那些超脫體製的人自不必說，隻說體製內的生存者，如果他們的命運同樣是經過選擇的結果，那麽，同樣可以認定他們是自由者，除非他們隨波逐流，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
其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傳統的大夫體製，獲得一種獨立地位，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不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依附於權力，而是依靠著述、講學、編輯、翻譯等專長，獨立地生存。在身分趨於獨立的同時，經濟上也逐漸自立。有專家對魯迅的經濟能力算了一筆帳稱：“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的戰鬥’的經濟基礎。”但那畢竟是陳年老帳，是曇花一現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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