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際大戰》（star war，大陸譯為《星球大戰》），第一次看到x戰機和鈦戰機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兩部電影影響我愛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記憶以後第一部看的電影卻是《大白鯊》，而且看了好幾次。再加上那時電視播了《鐵達尼號沉沒記》（大陸譯為《冰海沉船》），讓我對海產生了深深的恐懼，至今我到海邊玩都還不敢到超過肚子以上的地方。
這一年台灣電影界的最大變化就是，幾個年輕導演的新浪潮運動，影響了後來電影的發展。不過那時我年紀還小，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它的意義。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爺爺去世了，全家都趕迴雲林的老家，一整個大家族擠在那間日式榻榻米的房子裏。最初，全家隻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後來爸爸又傳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傳教為傳福音）給爺爺，爺爺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個出殯前的晚上，整個家族還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擠在擺了爺爺棺材的房間裏，幾乎是爸爸主導了整個以基督教儀式守靈的過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個民間宗教信仰氣氛濃厚的鄉下，爸爸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堅持的。
那時候我還很小，頑皮得坐不住，動不動就攀上去看爺爺的遺體。第一次如此麵對死亡這件事，沒什麽概念，所以我也不覺得可怕。當晚，整家子就睡在那個房間裏。
第二天，整個殯葬的隊伍由樂隊前導，再來是靈車隊伍，一路浩浩蕩蕩地到了教會。在鄉下，這樣的出殯儀式算是很常見的。說是樂隊，其實也就是幾個中老年人穿著不怎麽整齊筆挺的軍裝，吹著不怎麽樣的音樂。關於這種送葬樂隊，閩南語有個俗稱“西索米”，因為他們幾乎都是濫竽充數，大概也隻會吹sisomi三個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場的家庭，在靈車隊伍後麵還會請電子琴花車。這是一種台灣的特殊文化，即那輛車裝飾得華麗無比，後麵有個小舞台，可能還會有艷舞女郎配合著電子琴聲一邊唱歌一邊跳舞。所以出殯隊伍常常前麵是不整齊的樂隊聲，中間是請來的孝女哭聲，後麵跟著而來的是熱熱鬧鬧的電子琴花車歌聲，最後麵可能跟著一群看艷舞女郎的民眾。
總之，這場喪禮在教會舉行，稱為告別式。爸爸的兄弟姐妹們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還是沒什麽概念，站在另一邊亂看。在教會告別式結束後，人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爺爺的棺材被降到那個坑中，然後被沙石填了起來。
後來幾年，每逢跟著父母去掃墓，因為那墓地是如一個個水泥高台般葬著一個個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歡在那些墓上跳來跳去，也免不了招來父母一陣罵。
雖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時間迴老家，也不一定會跟彼此說已經迴去過，但隻要在爺爺的墓上看到那裏的花新換過，就會因有人來過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點兒的時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義。
以前小時候每當寒暑假，爸爸總把我跟妹妹帶到雲林鄉下去住幾天，過幾天再來，又帶我們繼續南下到台南的媽媽娘家住幾天，這幾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課。在台灣的雲林嘉義一帶是傳統的農業縣，散布了幾個日據時代留下的糖廠。爺爺以前就是糖廠員工，所以這宅算是員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員工的，後來換台灣員工住。
爺爺死後，那間房就隻剩奶奶一個人住。她的兒女們幾乎都跑到台北來，隻有她堅持不走，每天就在後院養些鴨子。後來她終於也來到台北，而過了十幾年後我再去看那間房子，已經幾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煙蔓糙間。
小的時候，牙齒也不斷在汰舊換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動要長出，舊牙搖搖欲墜時，就該拔牙了。不知道為什麽，拔牙的事情總是在過年迴到這宅子時發生，於是，總是在眾親戚的鼓勵起鬧下，爸爸就拿一條fèng衣線，綁成一個圈套在牙齒上，然後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齒就這樣掉下來了。他還以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過還挺有效的。
應該說，很多20世紀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輕人，幾乎都有這樣寒、暑假迴中南部鄉下的迴憶。
1983
“六義士”劫機
1983年5月，一架大陸的民航機，從瀋陽飛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韓”。參與這次劫機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韓”後，立刻表示要投奔台灣。當時台灣當局在反共意識形態掛帥之下，並未依國際反劫機公約將他們視為“劫機犯”，反而稱他們為“奪機六義士”。本來劫機者是要受到“南韓”政府審判的，台灣當局卻動員一切力量聲援他們（包括在“南韓”聘請律師為他們辯護等）。
經過“南韓”拘留、起訴、判刑確定，並羈押了一年三個月後，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磯奧運的喧騰，劫機者被悄悄遣送到台灣。他們來到台灣的第二天，立即被蔣經國接見而成為“反共英雄”。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頒發給他們約1700萬台幣的獎金作為生活費，還安排他們就業與就學，可謂風光一時。
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隨著時代的改變，英雄的光環也已不在。再之後的劫機者也改由人機分離的方式處理，飛機先送迴去，人則當做劫機犯先在台灣關個幾年，然後遣送迴大陸。
再聽到“六義士”這個詞，已經是1992年了。“六義士”其中之一的卓長仁投資地產賺了錢，卻在轉投資其他時血本無歸，犯下了綁架案並撕票，被判死刑，拖了十年後才執行。
1984
上小學
1984年的3月，發生了一件“螢橋小學學生被潑灑硫酸事件”，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可憐的同學叫官聲彥。
上一年級前的暑假，我又迴到鄉下老家去，在鄉下那台收訊不是很清晰的破電視上一次又一次看著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科拉蓉迴國在機場被刺的畫麵。在那個炎熱的夏天裏，風扇一邊嘎嘎地吹，大家一邊坐在榻榻米上討論這件事。台灣會特別注意這件事，是因為艾奎諾當時就是從台北乘中華航空的班機迴菲，在機艙門口下樓梯時就被打了一槍。他倒下的那畫麵，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裏，一直忘不了。
沒想到兩年以後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電視機上看到艾奎諾·科拉蓉夫人上台。
這一年，我上了小學。其實像我這種11月生的，應該是在來年9月才進小學才對，但關心孩子者如我媽，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當年就把我弄進小學。方法是，找個認識的小學校長，先把我弄進去讀三天，然後再轉到我家旁邊的小學。因為那間學校在陽明山上，所以，我還記得那三天我媽每天都帶著我坐公交車上山的情景。
上小學後，我開始學鋼琴，一直彈到我上中學為止。學鋼琴是個很痛苦的迴憶，因為那個老師特別嚴格，一發現我彈錯，一塊小木板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彈完了沒！
當時台灣生活水平開始提高了，父母喜歡把小孩送去學各種才藝：英文、音樂、畫圖是基本的，可能還有什麽心算、珠算、功文、數學的。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父母在彌補自己以前無法學這些東西的缺憾，就是所謂“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可人生是一場馬拉鬆，一開始沖太快又有什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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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有記憶以後第一部看的電影卻是《大白鯊》，而且看了好幾次。再加上那時電視播了《鐵達尼號沉沒記》（大陸譯為《冰海沉船》），讓我對海產生了深深的恐懼，至今我到海邊玩都還不敢到超過肚子以上的地方。
這一年台灣電影界的最大變化就是，幾個年輕導演的新浪潮運動，影響了後來電影的發展。不過那時我年紀還小，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它的意義。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爺爺去世了，全家都趕迴雲林的老家，一整個大家族擠在那間日式榻榻米的房子裏。最初，全家隻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後來爸爸又傳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傳教為傳福音）給爺爺，爺爺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個出殯前的晚上，整個家族還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擠在擺了爺爺棺材的房間裏，幾乎是爸爸主導了整個以基督教儀式守靈的過程。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個民間宗教信仰氣氛濃厚的鄉下，爸爸這樣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堅持的。
那時候我還很小，頑皮得坐不住，動不動就攀上去看爺爺的遺體。第一次如此麵對死亡這件事，沒什麽概念，所以我也不覺得可怕。當晚，整家子就睡在那個房間裏。
第二天，整個殯葬的隊伍由樂隊前導，再來是靈車隊伍，一路浩浩蕩蕩地到了教會。在鄉下，這樣的出殯儀式算是很常見的。說是樂隊，其實也就是幾個中老年人穿著不怎麽整齊筆挺的軍裝，吹著不怎麽樣的音樂。關於這種送葬樂隊，閩南語有個俗稱“西索米”，因為他們幾乎都是濫竽充數，大概也隻會吹sisomi三個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場的家庭，在靈車隊伍後麵還會請電子琴花車。這是一種台灣的特殊文化，即那輛車裝飾得華麗無比，後麵有個小舞台，可能還會有艷舞女郎配合著電子琴聲一邊唱歌一邊跳舞。所以出殯隊伍常常前麵是不整齊的樂隊聲，中間是請來的孝女哭聲，後麵跟著而來的是熱熱鬧鬧的電子琴花車歌聲，最後麵可能跟著一群看艷舞女郎的民眾。
總之，這場喪禮在教會舉行，稱為告別式。爸爸的兄弟姐妹們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還是沒什麽概念，站在另一邊亂看。在教會告別式結束後，人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爺爺的棺材被降到那個坑中，然後被沙石填了起來。
後來幾年，每逢跟著父母去掃墓，因為那墓地是如一個個水泥高台般葬著一個個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歡在那些墓上跳來跳去，也免不了招來父母一陣罵。
雖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時間迴老家，也不一定會跟彼此說已經迴去過，但隻要在爺爺的墓上看到那裏的花新換過，就會因有人來過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點兒的時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義。
以前小時候每當寒暑假，爸爸總把我跟妹妹帶到雲林鄉下去住幾天，過幾天再來，又帶我們繼續南下到台南的媽媽娘家住幾天，這幾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課。在台灣的雲林嘉義一帶是傳統的農業縣，散布了幾個日據時代留下的糖廠。爺爺以前就是糖廠員工，所以這宅算是員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員工的，後來換台灣員工住。
爺爺死後，那間房就隻剩奶奶一個人住。她的兒女們幾乎都跑到台北來，隻有她堅持不走，每天就在後院養些鴨子。後來她終於也來到台北，而過了十幾年後我再去看那間房子，已經幾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煙蔓糙間。
小的時候，牙齒也不斷在汰舊換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動要長出，舊牙搖搖欲墜時，就該拔牙了。不知道為什麽，拔牙的事情總是在過年迴到這宅子時發生，於是，總是在眾親戚的鼓勵起鬧下，爸爸就拿一條fèng衣線，綁成一個圈套在牙齒上，然後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齒就這樣掉下來了。他還以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過還挺有效的。
應該說，很多20世紀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輕人，幾乎都有這樣寒、暑假迴中南部鄉下的迴憶。
1983
“六義士”劫機
1983年5月，一架大陸的民航機，從瀋陽飛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韓”。參與這次劫機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韓”後，立刻表示要投奔台灣。當時台灣當局在反共意識形態掛帥之下，並未依國際反劫機公約將他們視為“劫機犯”，反而稱他們為“奪機六義士”。本來劫機者是要受到“南韓”政府審判的，台灣當局卻動員一切力量聲援他們（包括在“南韓”聘請律師為他們辯護等）。
經過“南韓”拘留、起訴、判刑確定，並羈押了一年三個月後，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磯奧運的喧騰，劫機者被悄悄遣送到台灣。他們來到台灣的第二天，立即被蔣經國接見而成為“反共英雄”。當時的國民黨當局頒發給他們約1700萬台幣的獎金作為生活費，還安排他們就業與就學，可謂風光一時。
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隨著時代的改變，英雄的光環也已不在。再之後的劫機者也改由人機分離的方式處理，飛機先送迴去，人則當做劫機犯先在台灣關個幾年，然後遣送迴大陸。
再聽到“六義士”這個詞，已經是1992年了。“六義士”其中之一的卓長仁投資地產賺了錢，卻在轉投資其他時血本無歸，犯下了綁架案並撕票，被判死刑，拖了十年後才執行。
1984
上小學
1984年的3月，發生了一件“螢橋小學學生被潑灑硫酸事件”，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可憐的同學叫官聲彥。
上一年級前的暑假，我又迴到鄉下老家去，在鄉下那台收訊不是很清晰的破電視上一次又一次看著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科拉蓉迴國在機場被刺的畫麵。在那個炎熱的夏天裏，風扇一邊嘎嘎地吹，大家一邊坐在榻榻米上討論這件事。台灣會特別注意這件事，是因為艾奎諾當時就是從台北乘中華航空的班機迴菲，在機艙門口下樓梯時就被打了一槍。他倒下的那畫麵，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裏，一直忘不了。
沒想到兩年以後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電視機上看到艾奎諾·科拉蓉夫人上台。
這一年，我上了小學。其實像我這種11月生的，應該是在來年9月才進小學才對，但關心孩子者如我媽，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當年就把我弄進小學。方法是，找個認識的小學校長，先把我弄進去讀三天，然後再轉到我家旁邊的小學。因為那間學校在陽明山上，所以，我還記得那三天我媽每天都帶著我坐公交車上山的情景。
上小學後，我開始學鋼琴，一直彈到我上中學為止。學鋼琴是個很痛苦的迴憶，因為那個老師特別嚴格，一發現我彈錯，一塊小木板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彈完了沒！
當時台灣生活水平開始提高了，父母喜歡把小孩送去學各種才藝：英文、音樂、畫圖是基本的，可能還有什麽心算、珠算、功文、數學的。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父母在彌補自己以前無法學這些東西的缺憾，就是所謂“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可人生是一場馬拉鬆，一開始沖太快又有什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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