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陳文成從美國迴台探親。那個年代的海外學生，對島內的反對運動都多少有些支持，陳文成迴台後，就因為曾從海外捐款給《美麗島》雜誌而被警備總部約談。
這裏解釋一下什麽是警備總部，這是個幾十年來讓台灣人聞之色變的機關。警備總部全稱是警備總司令部，其實從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有這個機關了。在台灣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擔負治安、民防、動員任務，併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務，部分角色與今天的警察類同，但其權力又遠遠淩駕於警察之上，可說是當時時空下所產生的不符體製而出現的怪物。因其業務可說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當時那種背景下，警備總部的業務深入民眾生活各層麵，嚴密監控著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寧可錯殺一百”的統治心理下，也製造了不少冤案。其實，這有點兒類似秘密警察機關了。
我爸迴憶說，當初帶他去某個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備總部的人。過去台灣有句很有名的俗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可見“警總”對台灣人民心理造成的壓力及影響。
迴到正題，陳文成遭警總約談隔天後，被發現陳屍在台大圖書館旁。國民黨當局起初說他是“畏罪自殺”，但陳文成實在沒什麽自殺理由。而過去隻要國民黨一說是“自殺”，民眾久而久之已經培養出一種敏感——這其中肯定有什麽貓膩。
因為陳文成是美國公民，而台灣那幾年的人權記錄在國際上又一直不怎麽好，所以這件事連美國國會都被驚動，派了陳文成的同事及驗屍官來台。一切都指向陳是生前遭淩虐並灌毒致死，一般認為是警總幹的，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兇手也找不到，當時的政府也沒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成為懸案之一。
但這件事的影響，使大家開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學生特務的問題。台灣稱其為“職業學生”，大部分都是領了國民黨中山獎學金離開台灣去留學的學生，另外也負有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打小報告。
1982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兒園中班的年紀，妹妹也跟著上小班了。她跟個拖油瓶一樣黏著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給丟了，她又在那邊哇哇大哭。
我開始帶了一些小教材迴家看，爸爸會幫我複習。有篇講蔣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給我聽，念著念著，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著念，仿佛聽到爸爸嘴裏發出“哼”的一聲。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事。所以啦，那時候總是聽爸爸他們在討論政治，蔣介石來蔣經國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說：“那個蔣介石……”爸爸一聽大驚：“小孩子不要亂學。”
1982年，影響台灣社會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劇《楚留香》的播放。這是第一部正式引進台灣電視台的港劇。在那個隻有三個台的年代，這部劇居然創下70%的超高收視率。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禮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關了，計程車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迴家看《楚留香》。
也難怪，當初台灣電視劇的水準實在太爛。以早期台灣的武打劇來說，拍攝非常粗糙，全是簡陋的棚內景。這還不算，比如插個幾根茅糙，一個人蹲在糙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請自行想像舞台劇的風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邊互繞圈邊廢話一堆，講個十來分鍾後，真正交手僅花三秒鍾，真是讓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簡直被那精美的製作、流暢的劇情所征服。之後，大量港劇被引進，隻要有一個台播港劇，其他兩台收視一定慘兮兮。
《楚留香》影響到了各種層麵。各種以“留香”、“無花”為名的餐飲茶藝館開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業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為男人都要趕迴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雖然不會粵語，但一定都會唱主題曲的最後一句“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玩遊戲時最常用的招式變成了“彈指神功”，其實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彈出去而已。後來，那首“千山我獨行……”（老實說，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歌名）也變成了出殯送葬一定會演奏的曲目。
後來許多台灣藝人群起抗議港劇的侵略，說是造成工作機會受到威脅。而政府也開始討論這些社會現象，甚至規定港劇隻能播四個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經那麽轟動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沒有了，社會上恐怕會暴動吧！就因為這條例的限製，中視在播到一半之後，隻好繼續將《楚留香》版權轉移給華視，真是太便宜華視了。
同時，因為港產武俠劇實在太轟動，因此當局又把它給禁掉。但當時，vhs規格及beta規格的錄影帶開始流行起來，許多出租店也開始出租盜版的港劇，因此大家紛紛到出租店租港劇了。台灣有個年代電視台，當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劇錄影帶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順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慘的金庸小說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金庸小說被禁了好幾本，讀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盜版書。就拿《射鵰英雄傳》來說，當初在台灣叫《大漠英雄傳》，原因在於“射鵰”兩字出自於毛澤東詩詞，所以就被迫改了。
據說更早以前，不是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問題就出自“東邪”，在東方的桃花島上，有暗喻台灣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灣，以前這種事件還不少。台灣有個作家叫陳映真，因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總人員從他家裏搜出一堆馬克·吐溫的小說來，就說：“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嗎，你怎麽會有他的書？”所以，同理可證，當初很多馬克思·韋伯的書也都遭殃。
甚至連法國作家佐拉（大陸一般翻譯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翹楚，隻因為這位外國作家姓名發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書。
很長一段時間裏，當局陷入了這種幼稚的“恐共”症裏。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被放大，比如說會查人們是否使用簡體字或不使用“中華民國”的年號。或者說忌諱用葵花或葵花圖案，因為葵花“向太陽”。曾經有個報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還是怎樣，在檢鉛字時，因為央、共兩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兩個字檢成“中共”印了出去。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從記者、編輯、主編、印刷廠通通查下去。
現在這些事看起來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沒有人笑得出來，一不小心就會扯上“為匪宣傳罪”，吃不完兜著走了。所以說，當年“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並不是誇張的說法，這長期的高壓統治讓人民心裏噤聲，並被逼著要自我檢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灣人幾十年來已經對政治培養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麵也是高度的壓抑性。從傳統台灣人的職業取向就可以發現這一點：為什麽醫生在台灣是受人尊重的行業，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醫學院呢？應該可以從日據時代說起，當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法政相關科係，因此精英們隻能選擇醫科。到國民黨統治，“二二八”事件以後政治這種東西讓台灣本省人徹底感覺可怕與絕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對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現在，醫生就變成一種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職業了。這種情況尤其在台南這個傳統文化氣氛最濃厚的地方為甚，台南人喜歡子弟當醫師，喜歡女兒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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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解釋一下什麽是警備總部，這是個幾十年來讓台灣人聞之色變的機關。警備總部全稱是警備總司令部，其實從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有這個機關了。在台灣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擔負治安、民防、動員任務，併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務，部分角色與今天的警察類同，但其權力又遠遠淩駕於警察之上，可說是當時時空下所產生的不符體製而出現的怪物。因其業務可說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當時那種背景下，警備總部的業務深入民眾生活各層麵，嚴密監控著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寧可錯殺一百”的統治心理下，也製造了不少冤案。其實，這有點兒類似秘密警察機關了。
我爸迴憶說，當初帶他去某個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備總部的人。過去台灣有句很有名的俗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可見“警總”對台灣人民心理造成的壓力及影響。
迴到正題，陳文成遭警總約談隔天後，被發現陳屍在台大圖書館旁。國民黨當局起初說他是“畏罪自殺”，但陳文成實在沒什麽自殺理由。而過去隻要國民黨一說是“自殺”，民眾久而久之已經培養出一種敏感——這其中肯定有什麽貓膩。
因為陳文成是美國公民，而台灣那幾年的人權記錄在國際上又一直不怎麽好，所以這件事連美國國會都被驚動，派了陳文成的同事及驗屍官來台。一切都指向陳是生前遭淩虐並灌毒致死，一般認為是警總幹的，但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兇手也找不到，當時的政府也沒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成為懸案之一。
但這件事的影響，使大家開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學生特務的問題。台灣稱其為“職業學生”，大部分都是領了國民黨中山獎學金離開台灣去留學的學生，另外也負有監視其他學生的任務，打小報告。
1982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兒園中班的年紀，妹妹也跟著上小班了。她跟個拖油瓶一樣黏著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給丟了，她又在那邊哇哇大哭。
我開始帶了一些小教材迴家看，爸爸會幫我複習。有篇講蔣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給我聽，念著念著，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著念，仿佛聽到爸爸嘴裏發出“哼”的一聲。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這事。所以啦，那時候總是聽爸爸他們在討論政治，蔣介石來蔣經國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說：“那個蔣介石……”爸爸一聽大驚：“小孩子不要亂學。”
1982年，影響台灣社會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劇《楚留香》的播放。這是第一部正式引進台灣電視台的港劇。在那個隻有三個台的年代，這部劇居然創下70%的超高收視率。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每到《楚留香》播放的禮拜六晚上，街上的人都空了，店也都關了，計程車索性也不跑了，通通都迴家看《楚留香》。
也難怪，當初台灣電視劇的水準實在太爛。以早期台灣的武打劇來說，拍攝非常粗糙，全是簡陋的棚內景。這還不算，比如插個幾根茅糙，一個人蹲在糙旁，追兵就看不到他（請自行想像舞台劇的風格）。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了，但出手前，都邊互繞圈邊廢話一堆，講個十來分鍾後，真正交手僅花三秒鍾，真是讓人看了好心酸。所以《楚留香》一播出，大家簡直被那精美的製作、流暢的劇情所征服。之後，大量港劇被引進，隻要有一個台播港劇，其他兩台收視一定慘兮兮。
《楚留香》影響到了各種層麵。各種以“留香”、“無花”為名的餐飲茶藝館開了一堆，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蓉蓉”，酒店業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因為男人都要趕迴家看《楚留香》。死小孩如我，雖然不會粵語，但一定都會唱主題曲的最後一句“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玩遊戲時最常用的招式變成了“彈指神功”，其實就是把鼻屎揉一揉彈出去而已。後來，那首“千山我獨行……”（老實說，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歌名）也變成了出殯送葬一定會演奏的曲目。
後來許多台灣藝人群起抗議港劇的侵略，說是造成工作機會受到威脅。而政府也開始討論這些社會現象，甚至規定港劇隻能播四個月。但你想，《楚留香》已經那麽轟動了，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沒有了，社會上恐怕會暴動吧！就因為這條例的限製，中視在播到一半之後，隻好繼續將《楚留香》版權轉移給華視，真是太便宜華視了。
同時，因為港產武俠劇實在太轟動，因此當局又把它給禁掉。但當時，vhs規格及beta規格的錄影帶開始流行起來，許多出租店也開始出租盜版的港劇，因此大家紛紛到出租店租港劇了。台灣有個年代電視台，當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劇錄影帶而起家的。
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順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慘的金庸小說吧。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金庸小說被禁了好幾本，讀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盜版書。就拿《射鵰英雄傳》來說，當初在台灣叫《大漠英雄傳》，原因在於“射鵰”兩字出自於毛澤東詩詞，所以就被迫改了。
據說更早以前，不是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問題就出自“東邪”，在東方的桃花島上，有暗喻台灣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灣，以前這種事件還不少。台灣有個作家叫陳映真，因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總人員從他家裏搜出一堆馬克·吐溫的小說來，就說：“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嗎，你怎麽會有他的書？”所以，同理可證，當初很多馬克思·韋伯的書也都遭殃。
甚至連法國作家佐拉（大陸一般翻譯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翹楚，隻因為這位外國作家姓名發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書。
很長一段時間裏，當局陷入了這種幼稚的“恐共”症裏。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被放大，比如說會查人們是否使用簡體字或不使用“中華民國”的年號。或者說忌諱用葵花或葵花圖案，因為葵花“向太陽”。曾經有個報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還是怎樣，在檢鉛字時，因為央、共兩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兩個字檢成“中共”印了出去。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從記者、編輯、主編、印刷廠通通查下去。
現在這些事看起來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沒有人笑得出來，一不小心就會扯上“為匪宣傳罪”，吃不完兜著走了。所以說，當年“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並不是誇張的說法，這長期的高壓統治讓人民心裏噤聲，並被逼著要自我檢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灣人幾十年來已經對政治培養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麵也是高度的壓抑性。從傳統台灣人的職業取向就可以發現這一點：為什麽醫生在台灣是受人尊重的行業，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醫學院呢？應該可以從日據時代說起，當時日本人不讓台灣人讀法政相關科係，因此精英們隻能選擇醫科。到國民黨統治，“二二八”事件以後政治這種東西讓台灣本省人徹底感覺可怕與絕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還是繼續讀醫科，對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現在，醫生就變成一種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職業了。這種情況尤其在台南這個傳統文化氣氛最濃厚的地方為甚，台南人喜歡子弟當醫師，喜歡女兒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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